资料归类、分析与理论建构 - 陈向明
节选出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md---
第十八章 资料的整理和初步分析
——我想到了什么？
资料收集上来以后，研究者需要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整理和分析资料”指的是根据研究的目的对所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然后用逐步集中和浓缩的方式将资料反映出来，其最终目的是对资料进行意义解释。在质的研究中(与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没有任何“客观存在”可以自己为自己说话。“客观存在”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经过了研究者的分析和解释(Denzin,1994:500)。研究者之所以能够理解被研究者，是因为前者在对自己与后者的互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意义上的解释。所以，任何收集到的资料都已经经过了研究者视域的扫视(或者说研究者透镜的透视),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只不过是将这个理解进一步深化、具体化、可操作化而已。整理和分析资料是意义解释的必由之路，是保证研究结果“严谨”、“确切”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像质的研究中其他的组成部分一样，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也没有一套固定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规则和程序。意义阐释既是一项研究活动，又是一门艺术，不可能机械地、按照一套固定的程序来进行。下面介绍的有关方法主要来自有关文献以及我自己的经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应该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在作每一项具体的整理和分析时，针对自己的研究目的以及自己资料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第一节 质的研究中资料整理和分析的特点
英国经验主义科学家培根认为，对原始资料的处理有三种方法，可以与蜘蛛、蚂蚁和蜜蜂的工作状况进行类比(陈波等,1989:238)。蜘蛛只从自己的肚子里吐丝布网，脱离外面的实际情况，不管是否有无证据，自己一个劲地埋头制造理论。蚂蚁只是收集资料和证据，将其堆积起来，不进行分析，也不建立理论。而蜜蜂既从花园里采集资料，又对这些资料进行消化和加工，酿出蜂蜜。因此，科学研究应该采取蜜蜂的方法，从大量的事实证据中抽象出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来。虽然培根的观点在持建构主义观点的质的研究者看来犯了二元论(即理论与事实之分离)的大忌，但是我认为这种类比对于质的研究中的资料整理和分析还是十分恰当的。质的研究者(像蜜蜂一样)虽然不一定要“抽象”出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但是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确实是研究者的一种加工，是通过一定的分析手段将资料“打散”、“重组”、“浓缩”的一个过程。
一、整理和分析同步进行
在概念上，整理资料和分析资料这两个活动似乎可以分开进行，我们可以分别对它们进行辨析。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它们是一个同步进行的活动，整理必须(也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分析基础之上，而任何一个整理行为又都受制于一定的分析体系。正如下面的图表18-1-1所示，整理和分析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截然分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它们相互之间来回循环，同时受到研究中其他部分的制约。
整理资料这一工作看起来十分机械、单调，但实际上其本身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过程。通过对资料进行一步步具体的梳理，研究者往往能够获得不这样做便无法得到的启示和顿悟。因此，我在此将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一起进行讨论。
图表18-1-1 资料整理和分析关系图
二、整理和分析要求及时
在质的研究中，不仅资料整理和分析不能作为两个截然分开的阶段区别对待，而且整理/分析资料作为一个整体与收集资料之间也不是两个分开的阶段。这两者之间也是一个相互交叉、重叠发生、同步进行的过程。对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和分析不仅可以对已经收集到的资料获得一个比较系统的把握，而且可以为下一步的资料收集提供方向和聚焦的依据。因此，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时机应该越早越好，不应拖到积累了很多资料以后才进行。克威尔(S. Kvale, 1988:90)曾经对一位研究新手提出的问题“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方法来分析我已经收集的一千页访谈记录”回答说：“在作访谈研究时，永远不要让自己落到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步。”如果研究者不及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堆积如山的资料不仅会使研究者感到无从下手，而且会使研究失去方向，变成纯粹的资料堆积。波格丹和比克兰(1982:146—165)也对研究新手提出了类似的忠告。他们认为，在实地收集资料的同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起到如下作用: 1) 强迫研究者逐步缩小研究的范围，尽早就研究的方向和类型作出决定; 2) 帮助研究者提出一些可以统揽所有资料内容的观点，发展出一些可供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3) 使研究从原始资料向理论建构的方向过渡; 4) 帮助研究者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了解自己还需要哪些方面的信息，以便下一步有计划地收集资料。 上述两位学者还提出，如果研究者是一位十分有经验的老手，研究的规模比较小，收集的资料比较少，而且研究的目的也比较单一的话，那么研究者也许可以采取一次性分析的方法，直接对资料进行“整体观看”(eye ball),然后凭记忆写出研究报告。而如果研究者是一位新手，这么做会比较困难，应该采取收集在前、分析在后这样一个顺序，以便把握住实地工作的进程。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应该及时地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者只有自己亲自动手对资料进行一点一点的辨析，才可能沉浸到资料之中，真正与其进行对话。当然，如果整理和分析资料的工作量太大，研究者也可以雇用助手，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但是，自己亲手做和不做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雇用助手自己也应该参与到对主要资料部分的分析之中。 在强调及时整理和分析资料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实际上研究者在收集资料(包括同步的分析)之后是需要一段时间来专门进行分析的。这个时间可以是几个星期，也可以是几个月，而且应该是一个整段、持续、不受到其他事情干扰的时间。有的研究者从实地回来以后，习惯让原始资料放一段时间，然后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分析。这么做是为了使自己转换一下脑筋，从沉浸在实地工作的心态转入与资料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状态。但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心态的转换当成一种拖延、一个逃避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借口。在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资料在难度上比收集资料更大，因此我们很容易沉迷于对资料的收集之中。此外，我们往往担心自己已经收集的资料不够用，总是希望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因此，如果不及时对现有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可能又会找很多借口去收集更多的资料。结果，我们便会停滞在收集资料的阶段，无法将研究向前推进。 由于时间的关系，实地记录通常做得比较仓促，书写可能不太清楚，细节也记录得不够全面，因此需要及时地进行整理。如果研究是由一个课题组共同承担，记录必须在成员中分享的话，则更应该对实地笔记进行及时的整理。研究者从实地回来以后，应该在记忆消退以前立刻对初级笔记进行清理，补上遗漏的信息和必要的内容细节。在开始整理笔记以前，注意不要向别人谈论自己的观察活动。谈话往往会根据双方的关系、心情、时间、地点等因素而对原始资料的内容进行有意无意的筛选，造成记录的“失真”。为了保证自己的思路畅通，工作的时间一定要有所保证，不要让自己被其他的琐事所打扰。整理实地笔记时不宜同时进行文字上的编辑，因为实地笔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原始”(crude),越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今后使用起来越能凸现当时的“真实”情形。 我的一位学生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以后，深深地感到及早整理资料的重要性。她在期末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资料整理应该越及时越好……一是可以防止遗忘，因为常常在打开录音机之前或关闭录音机之后有许多重要的信息，及时整理可以帮助我们增补信息；二是可以记下访谈过程中最真切的感受，刚刚访谈完备，心中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冲动和激情，而此时应该及时地用文字保存下来，否则时间久了，不但失去了激情，淡化了情感，反而不愿再做那种烦琐的工作；三是可以在记录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在下面的访谈中加以改进，或及时继续同一个对象的再次访谈以补充遗漏的信息，追问忽略的问题。”
三、分析前的初步整理
虽然我们说资料整理和资料分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些比较具体可见的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在分析之前完成，如检查原始资料是否完整、准确，对多种资料来源进行相关检验等。
质的研究中的资料整理要求比较严格，通常需要将资料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比如，访谈中的录音记录必须逐字逐句地整理出来，不仅包括被访者的言语行为，而且包括他们的非言语行为(如叹气、哭、笑、沉默、语气中所表现的迟疑等);观察笔记事后必须进行处理，对遗漏的细节进行补漏，对简化的内容进行扩展；实物资料如果有不全或错误记录的地方，应该及时补充或纠正。质的研究之所以要求对所有的资料都进行整理，是因为这种研究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资料”。有时，在整理资料时研究者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可能今后在分析资料时被发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如果当初不记录下来，可能就永远地被遗漏了。
在具体整理资料之前，我们可以先给每一份资料编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编号系统。编号系统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信息:1)资料的类型(如访谈、观察、实物);2)资料提供者的姓名、性别、职业等;3)收集资料的时间、地点和情境;4)研究者的姓名、性别和职业等;5)资料的排列序号(如对某某人的第一次访谈)等。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给每一项赋予一个标号。比如，有关被访谈者的职业，我们可以用J表示教师,X表示学生,G表示工人,N表示农民。所有的书面资料都应该标上编号，并且按页标上页码，以便今后分析时查找。
原始资料经过初步的整理和编号以后，我们还应该将所有这些资料复印一份，以便分析时用来剪贴和分类。原件应该保持原封不动，以便今后查找。如果有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也可以存一个备份。今后在对一些被挑选出来的资料片段进行分析时，我们可能需要参照与这些资料片段有关的其他事件或细节，甚至可能需要查看这些片段的上下文出处。因此，在整理资料时，应该时刻保存一份按时序记录的原始资料。
第二节 资料分析的基本思路
资料分析的基本思路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原始资料进行浓缩，通过各种不同的分析手段，将资料整理为一个有一定结构、条理和内在联系的意义系统。有关这一点，质的研究界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线性的、自下而上对资料进行抽象的模式；一种是循环往返、分析部分相互互动的模式。
一、线性模式
这种模式认为，资料分析可以被看成一个阶梯，自下而上不断地对资料进行抽象(见图表18-2-1)。
在图表18-2-1里，资料分析被视为一个自下而上、逐步上升的“抽象”阶梯，其中包括三个主要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又各自进一步分成两个子层次。在第一个层次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对原始资料进行总结和重新包装，具体有两个步骤:1)通过整理原始资料建立一个可供分析的文本;2)对文本进行登录(coding),通过写分析型备忘录(memo)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意义解释，寻找登录类属(category)。第二个层次的主要任务是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对资料重新进行汇集和包装。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写分 图表18-2-1 分析抽象阶梯 (资料来源:Carney,1990)
原始经验(primary experience)
析型备忘录寻找资料中存在的各种意义关系，发现资料内容中的重点和空白点，确认资料内容的主题和基本趋向。第三个层次的工作是：对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关命题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或检验，以便建构一个可以用来解释资料整体内容的理论框架。这个部分分成两个子层次:1)对初步的研究结论进行相关检验，对主要命题进行分析，对研究的假设进行验证，同时进一步浓缩资料，分析资料中呈现的基本趋势;2)将资料整合为一个解释框架，描绘出资料的深层结构。
莱斯曼(C. Riessman, 1993:10)的“社会成员经验世界的再呈现”模式也是一个线性的结构，从下往上经过五个层次的提升。这个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说明研究者在呈现被研究者的生活经验时所走过的分析历程(见图表18-2-2)。 图表18-2-2 社会成员经验世界的再呈现 (资料来源: Riessman, 1993:10)
二、互动模式
另外一些研究者(包括我自己)认为，质的研究中的资料分析更像是一个圆圈，圈中各个部分相互关联、循环往返(见图表18-2-3)。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分析通常是从一个部分开始，但是各个部分都可以作为开始的起点。资料的浓缩与其他的部分(如资料的收集、展示、建立结论与检验结论等)相互结合、相互照应。
在图表18-23中，资料浓缩是资料分析的实质，其目的是将具体、零散的资料提炼为具有一定意义关联的资料。资料浓缩的步骤主要有：将资料中重要的核心概念或主题提升出来，使用这些概念或主题将所有的资料内容统领起来，然后再将这些核心概念或主题放回到资料之中，使它们在特殊、具体的事物中表现出来。资料浓缩的具体手段包括比较、类比归纳、外推、演绎、朔因、分析和综合等。在浓缩的过程中需要经常寻找类属之间的相关关系，将不同的类属合并成类群(Miles & Huberman,1994)。 图表18-2-3 资料分析的组成部分：互动模式 (资料来源: Huberman & Miles, 1994:429)
资料浓缩与资料分析中其他的部分(如资料收集、资料展示和做结论)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资料收集上来以后需要同时进行浓缩和展示，展示是浓缩的一种方式，浓缩又为展示提供了可能。资料经过浓缩和展示以后导致结论的产生，而结论又反过来为资料浓缩和展示提供线索。结论产生以后经过论证可能发现仍旧存在漏洞，需要更多的或其他的资料进行论证，这又为资料收集提供了依据。此后，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又为资料浓缩和资料展示提供了素材……如此往返循环，直到资料饱和、结论充实为止。
因此，我认为质的研究中的资料分析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不是如图表18-2-1和图表18-2-2所展示的一个自下而上进行“抽象”的过程。当然，上述两图所展示的也可以被看成是资料分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类似的环节可以无止境地循环下去。在第一轮中已经整合起来的解释框架可以作为第二轮的原始资料，在下一个分析循环中重新开始。
第三节 资料分析的具体步骤
如果我们将资料分析作为一个环节来看的话，其具体步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阅读原始资料;2)登录;3)寻找“本土概念”;4)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在实际操作时,2)和3)有时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有意识地将3)分出来进行重点分析。
一、阅读原始资料
分析资料的第一步是认真阅读原始资料，熟悉资料的内容，仔细琢磨其中的意义和相关关系。在对资料进行分析之前，研究者起码应该通读资料两遍，直到感觉已经对资料了如指掌，完全沉浸到了与资料的互动之中。
1.“投降”的态度
在阅读原始资料的时候，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主动“投降”的态度。这意味着研究者把自己有关的前设和价值判断暂时悬置起来，让资料自己说话。研究者只有彻底敞开自己的胸怀，腾出一定的空间，才能让资料进到自己的心中。质的研究认为，收集到的资料已经成为了“文本”，而文本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声音，很可能会过多地受到自己前设的影响，过多地读进去很多文本本身没有或者没有强调的问题(Eco,1992)。我通过自己作研究的经历也深深地感到，资料确实有它自己的生命，只有当我与它单独呆在--起到一定的时间，与它有足够的互动以后，它才会相信我，才会向我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 在阅读原始资料的时候，除了向资料“投降”，我们还要向自己在与资料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感觉和体悟“投降”(Lofland,1971)。虽然资料本身有自己的特性，会对人的理解范围有所限定，但是阅读情境的可能性却是无穷的。文本内在的风格会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读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阅读本领也会影响到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每一次阅读都是读者与作者和文本之间一次新的遭遇，都可能产生新的意义火花(Eco,1992:121)。因此，我们在阅读资料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思想土和情绪土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是理解资料的一个有效的来源。我们只有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对资料的反应，才有可能了解自己是如何理解资料的。任何理解都离不开参与者的前设和个人背景，因此对资料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分析。 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上述问题。我在美国留学时曾经对中国留学生初到美国时的文化适应情况作了一个调查。大量的资料收集上来以后，我开始坐下来仔细阅读这些资料。结果，资料中反复出现的“困难”、“挫折”、“困惑”、“彷徨”等词语立刻揪住了我的心。这些词语如子弹般一个一个地从字里行间蹦出来，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心和每一根神经。我常常是一边听磁带、做笔录，一边泪流满面、全身震颤。后来，在研究报告中，我试图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进行反省。结果我发现，自己之所以对这些资料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我自己三年前刚到美国时也感觉非常不适应，几乎经历了所有我所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们提到的这些困难。他们的倾诉使我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那几个月难熬的日子，又一次在心灵上和肉体上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冲击。他们的诉说不仅使我再次回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体验之中，而且使我更深地了解了自己。通过对他们的情绪反应进行分析，我对自己过去的受挫感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决定对中国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进行研究，这本身就是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关心的问题分不开的:
2. 寻找意义
在阅读原始资料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采取一种向资料自身以及我们自己的感受“投降”的态度，还必须完成在资料中寻找意义的任务。阅读资料这一活动本身便是一个在资料中寻找意义的过程，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进行。比如，我们可以在语言层面寻找重要的词、短语和句子及其表达的有关概念和命题；在话语层面探询资料文本的结构以及文本内部各部分(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联系；在语义层面探讨有关词语和句子的意义；在语境层面考察语词出现的上下文以及资料产生时的情境；在语用层面寻找有关词语和句子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用途；在主题层面寻找与研究问题有关的、反复出现的行为和意义模式；在内容层面寻找资料内部的故事线、主要事件、次要事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符号学的层面探讨资料文本的内容与相关的符号系统及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各种阅读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假设我们面前现在有一份关于中国人人际交往习惯的访谈记录，受访者是一位45岁的工程技术人员，男性。在这份长达30页的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十分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平时与人交往的原则和行为以及他认为的中国人一般的人际交往习惯。通过仔细阅读访谈记录，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语词的层面，他使用了很多诸如“礼尚往来”、“面子”、“交情”、“讲义气”之类的词语。在话语的层面，在一段有关他与邻居交往的陈述中，他不时地回到前面他所谈到的与同事交往时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在话语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前后呼应的结构。在语境的层面，我们发现，每当他谈到自己的朋友时都会提到“铁哥们”，而且会同时提供一些十分具体的有关“铁哥们”相互之间“两肋插刀”的生动故事。在语用的层面，他在访谈过程中不止一次提到“我要在5点钟去接我的孩子”，而这个看起来似乎与访谈内容无关的陈述可能是受访者在使用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委婉方式向对方表示自己希望访谈在5点钟以前结束。在主题的层面，受访者反复提到“人情”、“关系”、“善解人意”，这几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他所提到的有关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在内容的层面，他谈到自己与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同乡等不同人群交往的行为惯例，从这些叙述中能够发现他从小到大的人际交往脉络。在符号的层面，我们可以将他所提供的内容与中国的语言、绘画、诗歌、戏剧等符号系统联系起来，分析他所谈到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行为与中国社会大背景（如家族传统、乡土社会、农耕经济、儒家思想等）之间的联系。
上面的例子只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说明，在实际阅读中情况可能要复杂、丰富得多。至于究竟应该选择(或者说是否可能选择)哪些层面来捕捉资料中哪方面的意义，取决于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研究者个人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以及目前所拥有资料本身的特性。我认为，重要的并不在于一定要在某个层面进行意义上的解读，而是应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资料，在尽量开放自己的同时有意识地选择解读的层面。一般来说，如果条件(时间、精力、阅读能力)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尽量敞开自己的胸怀，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层面解读资料，让尽可能多的意义进入我们的意识。多层次的解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料进行透射，使资料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意义透过多重视角显现出来。
二、登录
寻找意义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登录来完成的。登录是资料分析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和意义，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在一起的操作化过程。登录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判断力、洞察力和想像力，不仅能够很快地抓住资料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是那些隐藏在语言下面的深层意义），而且可以很快地在不同概念和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
登录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哪些资料应该登录？”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料的抽样问题，需要为选择资料设立一定的标准(Berg, 1998:235)。通常，我们收集的原始资料很多，内容也非常庞杂，如果对每一个词都进行登录，那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就像对研究现象和研究对象进行抽样一样，我们也需要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目的性抽样”，即抽取那些能够最有力地回答研究问题的资料。 资料的抽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问题，但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单向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资料的取舍举棋不定，对研究问题进行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问题尚不确定，或者我们来到实地以后发现自己原来设计的问题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那么对资料进行初步的抽样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稳定或发展研究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选择资料没有具体的“标准”可言。我们应该对资料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注意资料本身呈现的特性。其实，即使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既牢记自己的研究问题，又同时尊重资料本身。
1. 思考单位
确定了选择资料的基本方向以后，我们便可以开始对资料进行登录了。登录可以从不同的思考单位(thought unit)入手，根据资料的具体特性进行选择。J.罗夫兰(J.Lofland)和L.罗夫兰(I.Lofland)提出了如下九类思考单位(1984:72—91)。 1) 被研究对象群体或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他们定义自己生活世界的方式； 2) 被研究者的行为规范、规则以及意义建构，包括那些他们明确说出来的、隐蔽的和有意拒绝回答的意义； 3) 被研究者的社会实践，包括他们平时行为中最小的单位以及那些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戏剧性和特殊性的事件;
- 被研究者的社会角色，包括先赋的角色(如种族、性别、年龄等)和正式的角色(如职业、职务等)、人格特征、交往角色、角色策略、当事人故意做出某种角色姿态的原因和动机;5) 人际交往、社会系统中的人际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邂逅相遇，包括交往的主要阶段如相遇、相知、共同建构关系、关系低落、重新恢复关系、分手等；6)群体(如社会阶层、团伙和正规社会组织)及其适应社会环境的功能；7) 居住地(由复杂的、相互关联的人、角色、群体和组织所组成)、居住地的边界领域及其维持生命的功能；8) 社会世界(由一个巨大的但边界模糊的人群所组成，中心权威比较弱，具有高频度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社会角色不正规);9) 生活方式(一大群居住在同类环境下的人们为了适应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总体方式)。
在选择上述思考单位时，我们还可以问自己:1)这个单位的结构是什么①?2)这个单位出现的频率是多少?3)导致这个单位发生的原因是什么？4)与这个单位同时出现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单位？5)这个单位的发展进程(如阶段、时段、层面、螺旋上升、循环、前后序列)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6)这个单位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Lofland & Lofland, 1984)。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回答这些问题。假设我们对某国营企业的人员管理工作进行了一项调查，在阅读原始资料时发现其中有很多有关“人际交往”的内容，因此决定从这个思考单位人手对资料进行登录。通过对资料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 1)“人际交往”这个思考单位的“结构”是由企业员工的社会角色、相互关系、接触方式和交往规则所形成的，这些部分相互之间互相制约、相互影响，形成企业内部人际交往的基本模式； 2)“人际交往”在资料中出现的“频率”非常大，每一个访谈、观察和实物分析的记录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 导致“人际交往”频繁发生的“原因”是该企业人事上正在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很多工人都面临下岗的危险，因此人际活动频繁，很多人希望通过这种渠道为自己争得一定的利益；4)与“人际交往”这个思考单位同时出现的其他思考单位还有：国营企业内人们看待周围环境的方式、他们的基本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等;5)“人际交往”的发展进程呈一种逐步恶化的“状态”，随着大批工人面临下岗，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很多人都感觉人心惶惶；6)这种“人际交往”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很多工人反映没有安全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上面所说的“思考单位”主要从资料的意义内容入手，而在对资料进行登录时，我们也可以从资料的语言单位入手，如词、短语、句子、一个段落、几个段落、整个文本、几个文本等。整理和分析资料时应该根据研究的要求决定最基础的单位是什么。比方说，如果收集的资料比较多，研究的问题比较宏观，可以从段落大意开始进行登录。而如果研究的重点是被研究者的本上概念，则必须从每一个词语着手。一般来说，在首次对资料进行开放型登录时，应该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对资料中的每一个词语都进行认真的考量。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可以逐步扩大分析的范围，从语词扩大到句子、段落和话语。如果研究者对资料分析比较有经验，也可以同时从几个层面进行登录。
2. 设码
登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具体的工作是找到对本研究问题有意义的登录码号(code)。“码号”表示的是资料分析中最基础的意义单位，是资料分析大厦中最小的砖瓦。例如，在对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模式的观察记录中，我们注意到学生问了很多问题教师都没有回答，那么我们便可以建立一个“未予回答的学生的问题”这样一个码号来表示这一类现象。 寻找码号的一个标准是有关词语或内容出现的频率。如果某些现象在资料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定的“模式”(pattern)，那么这些现象往往是资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被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需要进行重点登录。比如，在我对中国留美学生的一项调查中，学生们反复谈到在美国“人情味比较淡”；不仅同一位受访者在不同的访谈中反复提到，而且不同的受访者也多次提到这个概念。因此，我便提取了“人情”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码号，在资料中注意寻找这方面的内容，重点对其进行登录。 在设立码号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码号与码号之间的关系，注意它们所代表的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通过在码号之间建立起相关关系，资料的内容会不断浓缩，登录的码号也会更加集中。比如，在对一部分中国男青年的择友观念进行调查时，我的初级编码非常零散，似乎有关男女择友的所有方面都涉及到了。后来，通过一遍又一遍的分析、比较和筛选，我在一些码号之间找到了联系。比如，将“聪明”、“能干”、“温柔”和“善解人意”都归到“强女人”这个码号下面，将“聪明”、“能干”、“强悍”和“刚愎”都归到“女强人”下面；同时在“强女人”和“女强人”这两个主要码号之间找到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联系，如都很“聪明”、“能干”，但前者主要体现的是“女人”的特点，而后者表现的主要是“强人”的特征。 为了使登录快捷、节省空间，登录中的每一个码号都应该有相应的数字或符号加以表示。如“1”代表“学习成绩”、“2”代表“学习态度”、“3”代表“学习效果”等。如果使用语言符号，通常取码号中每一个词的首字母作为代表，比如上述“未回答学生的问题”可以用“USQ”（unanswered student question）。符号也可以与数字结合起来使用，如“1USQ”代表第一位被访的教师未回答学生的问题；“2USQ”代表的是第二位教师类似的情况。选择何种数字和符号取决于研究的需要，特别是研究者个人辨认和查找码号的方便，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 为使登录方便、直观，登录可以直接在原始资料复印件的空白处进行。重要的词语和短语应该用笔圈起来，码号可以写在靠近所登录的资料旁边。用来分析的原始资料应该看上去是“使用过的”，不必保持整洁。完成一份资料的登录以后，可以将所有的码号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抄到一张纸上，与原始资料装订在一起，以便今后查找。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所有这些工作也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目前计算机界已经发明了不少为质的研究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的软件，如ETHNO、TAP(Text Analysis Package)、QUALPRO、The Ethnograph、TEXTBASE ALPHA、HyperQual等(Tesch,1990)。 为了使读者对资料登录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我从波格丹和比克兰的《教育中的质的研究》(1982:168)一书中引用了一个被登录过的访谈片段，在此作为登录的示例(见图表18-3-1)。这个访谈来自比克兰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是成年妇女对自己小学时所受教育的回顾和反思。由于该书出版较早，研究者分析资料时使用的仍旧是“剪刀+糨糊”的办法。不过，我认为，这种办法在登录的思路上与计算机登录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者在编排上速度更快一些而已。
| 受访者：我记得当时对自己的相貌很在意。我比所有其他的人衣服都多。访谈者：为什么会这样呢？受访者：我的姨妈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我当时的衣服是其他女孩的10倍。 | |
| 访谈者：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 |
| 受访者：嗯，那时我是大家注意的中心。我享有所有的特权和地位。我记得当时我总是被挑选出来代表合唱团答谢观众，因为我头发上总是插着鲜花。你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我总是把裙子上的带子解开，而老师就会花很多时间为我把带子给系上，然后拍拍我的头。访谈者：你是说，你有意把彩带解开是为了得到关注? | |
| 受访者：是啊。访谈者：那是几年级的事情？受访者：我想是四年级吧。访谈者：让我们继续往下谈吧——关于五年级你记得什么事情吗? | |
| 受访者：我记得我总是带领别人做宣传板报。这是学校的工作——我喜欢做这些事情；我喜欢念书，尽管我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课外阅读，读那些学校不要求读的东西。我记得自己曾经为很多报告做封面。访谈者：比内容还多吗? | |
| 受访者：是的。尽管我通常做得很好，但是我记得这种事情不是特别激动人心。我不记得自己真正兴奋过。我变得......我记得曾经因为得到A而非常激动，但是至于那些为了得到A而做的工作，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 |
| 六年级的时候必须在家政课上学缝纫，我恨死了。花了我差不多一年才缝了一件东西。访谈者：为什么你恨缝纫? | |
| 受访者：我只记得老师经常说：“不是机器的原因，是操作者的原因。不是机器的原因，是操作者的原因。”而我在想：“就是他妈的机器的原因。”那时候我没有想到“他妈的”这个词；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词。但是我有这种感觉。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怎么会这么无能，我竟然不能使那个绕线筒按要求转起来，而我一直做不到这一点。我感觉这似乎是我应该做的，但是我却不喜欢它。 | |
| 码号翻译 | |
| 6=关注/表扬 | 4=学校工作 |
| 35=衣服 | 9=性别角色意识/期待 |
| 15=相貌 | 41=方法问题 |
(资料来源: Bogdan & Biklen, 1982:168)
访谈片段：一位25岁的妇女对自己小学时所受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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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找“本土概念”
为了保留资料的“原汁原味”，登录时我们应该尽量使用被研究者自己的语言作为码号。被研究者自己的语言往往代表的是对他们自己来说有意义的“本土概念”，作为码号可以更加真切地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感受。
1. 什么是“本土概念”
首先，“本土概念”应该是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与学术界或社会上一般人使用的概念不太一样。比如，我在上面提到过的“强女人”这个概念就是我所访谈的男青年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本土概念，这个概念就比学术界常用的概念（如“能干的女性”、“现代女性”、“双肩挑的女性”）要来得真切、有力、有内蕴。
其次，本土概念不必是研究者本人或研究者所属文化群体不知道的概念，只为被研究者群体所占有。即使一个概念在研究者看来“非常平常”，但是只要这个概念对被研究者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就可以被认为是他们的本土概念。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在整理自己对一位大学生的访谈记录时，发现在一万多字的记录中对方使用了三十余次“安静”这个词。虽然这个词看起来十分普通，访谈者本人及其学术团体都知道这个词的意义，但是在这个具体的访谈资料中，它表达了很多不同的意思，根据不同的语境而有所不同，比如：“尽量少和周围同学接触、交往”、“不介入班级或外界事务”、“家庭和睦，生活安定”、“与世无争，少惹是非”、“平凡、安干现状”等。
本上概念不仅不必被研究者群体所独自占有，而且也不必是在他们之间普遍使用的用语，可以是被研究者个人经常使用的特殊语言。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在对一位曾经产生过轻生念头的受访者访谈时发现，她对“幸福”和“快乐”这一对概念有自己“不同寻常”的理解：
“我有好多事情不用操心，家里的好多事情我也不用操心，我又能上学，又不担心什么，经济上也不是很拮据……我这样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了，但是我并不快乐……因为我必须什么时候都要去适应别人，必须要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让大家看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大家如果都喜欢又闹又玩，我也得尽量地去适应大家……别人去做那种事情是去寻找快乐，但我并不觉得那是快乐。”
我的学生在对这一对概念进行分析时认为，“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幸福’与‘快乐’是很难区分的，而在她看来，‘幸福’好像是一种物质上的、外在的、赋予的东西，而‘快乐’才是自我的、主观的、内在的满足”。由于这位受访者正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期满足他人的期望逐渐转向青春期追求自主独立，因此她不仅需要别人赐予的、外在的“幸福”，而且需要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内在的“快乐”。
在寻找上述本土概念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不要将语词和概念混为一谈。通常，我们以为对方使用的语词与自己所理解的概念之间存在一致的关系，而实际上对方是在用一个相同的语词表达一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在对一位在美国家庭当保姆的中国妇女访谈时，对方反复使用了“生活习惯”这个词。通过分析访谈记录，他发现这位阿姨所说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指的是他(以及他所属的学术群体)所认为的“文化”。也许是由十她的文化程度和了解范围所至，她所说的“生活习惯不同”包含了所有那些她认为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这位学生将“生活习惯”理解为一般人意义上的“生活习惯”，如饮食、说话、衣着方式等，他就会大大地缩小这位妇女所指概念的范围。
有时候，我们找到的本土概念可能不是由一个词，而是由一个句子来表达的。这种时候，我们需要首先对这个句子中的每一个概念进行澄清，然后再陈述自己找到的本土概念。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在调查大学生的卫生意识时，一位被访者说：“博士生的本分就是把学问做好，卫生意识不重要。”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对这位被访者来说这句话里的一些概念(如“本分”、“博士生的本分”、“学问”、“做学问”、“做好学问”、“卫生意识”、“重要”、“不重要”)是什么意思，然后才可能对这整句话进行分析。如果这些概念不弄清楚，整个句子所代表的本土概念便会含混不清。
2. 如何寻找“本土概念”
寻找本土概念没有一定的程式可循，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直觉和经验。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某些“规律”的话，我认为，那些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通常比较重要。如果这些概念反复被他们使用，这说明这些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使用的频率比较高。其次，被研究者在使用的时候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概念往往比较贴近他们的心。这些概念不必多次被使用，但是如果被使用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情感表达，便表明它们对被研究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再次，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话，那些在阅读的时候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概念通常也是有其存在的道理的。如果这些概念在上下文中明显地凸现出来，这说明它们对我们有吸引力，值得我们注意。
例如，我在对中国学生交友方式的研究中，发现很多人将一般人称之为“朋友”的人叫做“铁哥们”。他们不仅在访谈时反复地使用这个词(女性则使用“铁姐们”),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带有明显的情绪偏爱(如面带笑容，表情柔和)。我自己也很快就受到了这个词的吸引，立刻抓住不放，反复进行追问。结果，我在分析资料时便采用了这个概念作为中国学生交友观念中一个重要的码号。
当然，如果有的现象很难找到一个本土概念作为码号，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个文化客位的概念(即研究者自己的概念或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概念)作为替代。比如，如果一位受访者在访谈时反复地说“我不知道”这句话，研究者不知道该用受访者的什么话来直接命名这个现象，可以选择一个“进口”的概念，如“自我怀疑”。在很多情况下，文化客位与文化主位的分析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使用，研究者“远经验”的概念和被研究者“近经验”的概念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根据格尔茨(1973a)的观点，研究者并不需要完全移情或进入被研究者的头脑才可能理解对方，双方概念之间的并置和协商可以使双方的理解不断得到交换和校正。当然，这里所说的“远经验概念”不是那些脱离社会背景的概念，而是研究者在特定情境下与被研究者互动时产生的概念。
虽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地借用一些文化客位的语言，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登录的时候应该尽量使用文化主位的语言，特别是在进行第一轮开放型登录时(今后随着分析层次的提高可以适当增加文化客位语言的运用)。通常，文化主位的语言比较直观、具体、靠近被研究者自己看问题的视角，比较适合第一轮开放型登录。而文化客位的语言往往比较抽象、概括，理性分析的成分比较大，如果--开始就使用这种语言进行登录，很可能会忽略被研究者自己的本土概念。
四、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
第一轮登录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码号都汇集起来，组成一个编码本。这是一个将所有的码号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组合起来的系统，反映的是资料浓缩以后的意义分布和相互关系。编码本有两个主要的作用:1)将码号系统地排列出来，使我们了解现有码号的数量、类型以及码号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联系，由此而决定现有的码号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增加新的码号或减少旧的码号、是否需要改进码号系统的整体结构;2)为我们今后查找码号(特别是码号所代表的具体意义)提供方便。编码本中的码号不宜过多，应该比较集中地反映原始资料的内容。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登录时采用的码号不应该超过三十到四十个(Bogdan & Biklen,1982:166)。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编码会逐渐集中，数量也会相应地减少。编码本中的码号系统不应该一次定终身，应该根据资料内容的变化以及码号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编码本所反映的编码系统是研究者目前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是对资料进行解读的一种方式。有关编码系统的内容和结构，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经验之谈。比如，波格丹和比克兰(1982:157—162)提出，在一般情况下，登录系统可以包括如下十一个方面:1)场景/情境;2)被研究者对事情的定义；3)被研究者看问题的角度；4)被研究者看待人和事的方式；5)有关事情的过程；6)活动；7)事件；8)策略；9)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10)研究者使用的方法；11)研究者事先设定的编码系统。斯伯莱德里(1980:78)提供了另外一套实地笔记的分类系统，其中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1)空间(地点的物质环境)；2)行动者(参与事件的人)；3)活动(有关人员从事的一系列相关行为)；4)实物(在场的物品)；5)行为(有关人员的单一行为)；6)事件(有关人员从事的一系列相关活动)；7)时间(事件发生的前后序列)；8)目标(有关人员希望完成的事情)；9)感受(人们所感受到的和表现出来的情绪)。 上面介绍的两个编码系统只是这几位研究老手的经验之谈，而且针对的是实地研究的一般情况。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自己的研究问题的特殊要求以及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建立自己相应的编码系统。比如，如果我们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这一现象进行调查，我们的登录系统很可能包括：时间的安排（上课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家庭作业时间、课外辅导时间、睡眠时间）、作业量（课堂作业、家庭作业、课外辅导）、作业难度、考试频率和类型，等等。因此，登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自己研究的目的和问题，不必机械地套用别人的模式。 此外，分析资料时首次建立的编码系统通常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不必是一个惟一的、“正确的”，甚至不必是“最好的”选择。质的研究中的资料分析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分析的过程中，一些新的码号可能出现，某些旧的码号可能需要修改或抛弃，一些下位类属和上位类属也可能会从原来的码号中分化出来。因此，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编码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J.罗夫兰和L.罗夫兰(1984:134)提出了一个检验现有编码系统是否合适的“绝招”。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研究者根据自己目前的编码系统对资料进行登录时，发现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有意义”、“有用”，可以被登录进来，或者需要登录的内容特别多、自己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吭哧吭哧”地对所有的资料进行登录，这可能说明自己手头的这个编码系统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调整。 在建立编码系统时，我们不仅要检验该系统是否反映了原始资料的“真实”面貌，而且还要考虑这个系统是否能够在今后自己撰写研究报告时有效地为自己服务。研究报告的撰写与原始资料的登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认为研究结果可以按照某一种风格撰写出来，那么目前的登录系统也应该适当地与其匹配。比如，如果我们推测自己的研究报告将以主题的方式呈现(如男性择偶的标准是“女强人”、“强女人”等),那么我们在分析资料时就可以考虑将资料按主题进行登录和归档。而如果我们的报告将以叙事的方式进行(如“王小二的择偶观念”和“张大山的择偶标准”),那么我们的登录则可以以个案的方式进行。当然，写作方式的确定受制于原始资料的登录，不可能完全超出后者的特点和形式。在此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提醒研究者，在分析资料的阶段就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对原始资料进行登录以后，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随时可以储存和调出的系统，这包括一个简明的检索系统(其中包括交叉参照体系)以及相关的资料分类档案袋(Huberman & Miles,1994:430)。检索系统可以写在一张或数张卡片上，按字母、数字或主题符号排列，以便查找或修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在计算机上将检索系统存成一个新文件。由于同样的资料可能被归类到不同的类属下面，因此还需要一个交叉参照体系，在必要的地方作出标示。 档案系统是对资料进行归类的具体体现，需要经常进行调整和完备。新的码号需要增加新的档案袋，旧的不适用的码号需要将其相应的档案袋取消。如果某一个档案突然变得过于臃肿，这可能表明这个码号需要进一步被细化。总之，编码系统及其档案系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不断地随着研究的变化而变化。 有研究者提议将档案系统分成三大类:1)一般的档案(记录有关人员、地点、组织、文件等资料);2)分析档案(收集在分析中已经出现的码号和主题);3)实地工作档案(记载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方法和个人的反思)(Lofland & Lofland, 1984:132—133)。我认为，无论档案采纳什么方式，它反映的都是研究者分析资料的指导思想，受到研究者头脑中目前对资料分析所具有的导向理论的影响(Glesne & Strauss, 1967)。这个指导思想有可能随着分析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但是目前为研究者在资料的大海中航行起到了一个导航的作用。 本章对质的研究中的资料整理和分析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重点主要放在整理和分析资料的特点、时机、思路和步骤上面(有关资料分析的具体思路和归类方法，下一章还有详细的讨论)。整理和分析资料是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在原始资料中寻找意义解释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在资料的分与合之间反复拉锯，我们可以挖掘出对被研究者来说重要的主题，提炼出反映他们生活经历的故事，建构出对研究双方都有意义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论。
第十九章 资料的归类和深入分析
——我可以做什么？
对原始资料进行登录并且建立了编码本和档案袋以后，研究者需要对所有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归类和进一步的分析。“归类”指的是，按照编码系统将相同或相近的资料合在一起，将相异的资料区别开来，找到资料之间的联系。“深入分析”指的是将资料进一步浓缩，找到资料内容中的主题和/或故事线，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系，为研究结果做出初步的结论。
在质的研究中，选择归类方式的标准不是绝对的、惟一的，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和相对性。一旦某一个标准被选定，分析便会突出符合此标准的有关资料，而将那些没有被纳入该标准的资料掩盖或忽略不计。归类标准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本人所持理论假设的影响，其本身就是对研究现象的...种归类分析。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现实是由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现象所组成的，那么我们便会倾向于使用分类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归类。如果我们认为现实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和过程所组成的，具有连续性和动态性，那么我们便会采取叙事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归类。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理论假设有所意识，在选择归类标准时注意自己的哪些假设以何种方式影响了自己的哪些决策行为。
对资料进行归类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灵活的方式，但是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结合研究目的的需要以及资料本身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归类方式。比如，如果研究的目的是对某个村庄里不同人群对村史的描述和解释，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是访谈，而且访谈是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的，那么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就可以采取类属分析的形式(categorization)。而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该村历史发展的脉络，收集到的资料既有访谈又有观察记录和实物，资料呈现出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那么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则可以采取情境化的分析方式(contextualization)(Maxwell,1996)。对上述这两种比较常用的归类方式，其他学者曾冠以一些不同的名称，如“变量取向”和“个案取向”的方法(Ragin,1987)、“以问题聚焦的分析方法”和“以个案聚焦的分析方法”(Weiss,1994),“社会学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Wievorka, 1992)等。下面对这两种比较常用的分析方式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节 类属分析
在对类属分析进行介绍之前，首先需要讨论一下什么是“类属”。“类属”是资料分析中的一个意义单位，代表的是资料所呈现的一个观点或一个主题。类属与前面所说的“码号”有所不同，“码号”是资料分析中对资料进行登录的最小意义单位，而“类属”是资料分析中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单位。“码号”是资料分析中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而“类属”则是建立在对许多“码号”的组合之上的一个比较上位的意义集合。一个“码号”可以分别归到不同的“类属”下面，一个“类属”也可能包含几个相关的“码号”。比如，在一篇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资料分析中，我们可以将“谦和”、“含蓄”、“面子”、“回报”和“送礼”等码号都归到“人情”这个类属下面。而根据资料的具体情况，“送礼”这个码号也可以既被归到“人情”这个类属下面，也被归到“社会交往行为”、“利益的互换”等其他类属下面。
类属和码号的定义是相对而言的，依据研究者为主题分层的形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某一个分类系统中是码号的概念可能在另外一个分类系统中成为类属，而在某一个分类系统中是类属的概念可能在另外一个分类系统中成为码号。比如，上面的码号“而子”在其他的研究情境下有可能成为“害羞”、“回避冲突”、“使用委婉用语”等码号的类属，而上面的类属“人情”也可能在一个意义层次更高的类属(如“人际交往”)中成为一个码号。
一、类属分析的定义
“类属分析”指的是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重要概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料被归入同一类别，并且以一定的概念命名。类属的属性包括组成类属的要素、内部的形成结构、形成类属的原因、类属发挥的作用等。
类属分析的基础是比较，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区别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异同。比较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如同类比较(根据资料的同一性进行比较)、异类比较(根据资料的差异性进行比较)、横向比较(在不同的资料之间进行比较)、纵向比较(对同一资料中的各个部分进行前后顺序的比较)、理论与证据比较(将研究者的初步结论与后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比较)等。
通过比较设定了有关的类属以后，我们需要对类属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识别，如因果关系、时间前后关系、语义关系、逻辑关系、平行关系、包含关系、下属关系，等等。将类属之间存在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可以发展出一个或数个“核心类属”。核心类属是所有类属中最上位的意义单位，可以在意义上统领所有其他的类属（关于这一点，参见第二十章）。与此同时，每一个类属下面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出下属类属，表示的是该类属所包含的意义维度和基本属性。为了使资料分析直观、明了，我们在建立不同类属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使用画图的方式，如树枝形主从属结构、网状连接形结构等。例如，在一项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调查中，我们北京大学课题组对北京市的一些人才洽谈会进行了现场观察和访谈，结果发现用人单位在挑选大学生时使用了很多重要的概念，如：“做人”、“做事”、“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职业道德”等。经过讨论和画图，我们将“做人”与“做事”作为“合格的大学生”的两个核心类属，在“做人”这个类属下面我们列下了“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和“职业道德”等下属类属；在“职业道德”这个下位类属里我们又分出了“自我定位”（即不轻易“跳槽”）、“自我评价”（即正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不认为自己大材小用）、“自我约束”（即不打招呼就“跳槽”了）等（见图表19-1-1）。
图表19-1-1 类属分析图举例
二、设定类属的标准
设定类属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不能随心所欲。在质的研究中，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是：按照当事人自己对事物的分类设定类属。即使当事人的分类方式也许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看来“不合逻辑”、“缺乏理性”，但是如果这种分类方式表现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就应该被认为是“合适的”、“有理性的”。
国内很多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献都提到，对资料进行分类时要注意避免“逻辑错误”，如“子项相容”和“子项过多”（李秉德，1986；裴娣娜，1994；水延凯，1996；袁方，1997；赵慕熹，1991）。“子项相容”指的是：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类后的各子项其外延不相互排斥，如“我们对该学校进行了智力测验、态度测验、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子项过多”指的是：分类不相称，分类后所得子项的外延之和与母项的外延不相等，如“大学包括文理工科和中专”。上述原则在“传统的”研究方法及其思维方式中有其明显的“合理性”，但是在质的研究中却不尽“合理”。由于质的研究强调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世界，选择类属时不应该使用我们自己或学术界公认的“逻辑”，而应该注意当事人自己的“逻辑”，使用他们对事物的分类标准对概念进行分类，即使这些标准在我们看来是不符合“逻辑”的。比如，一位研究人员在访谈一位二年级的小学生时，问她语文课上老师念的一篇文章“写得怎么样”时，小学生回答说：“写得很好听”。此时，如果按照大人的“逻辑”，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孩子说得不对，应该改成“写得很好/很美”。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深究孩子的思维，可能会发现，她这么说是因为刚刚听过老师的朗诵，认为老师“读得很好听”。当她说“写得很好听”时，她是将自己的听觉感受与文章的书写效果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种儿童所拥有的典型的“通感”现象，在没有经过严格的成人社会化过程之前是孩子们一个十分宝贵的特色。
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当事人“不合逻辑”的表现有其隐蔽的原因，如故意撒谎、神志不清，那么我们可以反驳当事人的说法，提出自己“合乎逻辑”的意见。但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自己是如何面临这类思想上的冲突的，是如何协调学术界的“逻辑”与当事人的“不合逻辑”之间的“矛盾”的。这类思考本身便是十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不仅应该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积极地加以运用，而且应该在研究报告中加以详细的报道。
第二节 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指的是：将资料放置于研究现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之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对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是一种将整体先分散然后再整合的方式，首先看到资料的整体情形，然后将资料打碎、进行分解，最后将分解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坐落在一个真实情境中的故事。情境分析强调对事物作整体的和动态的呈现，注意寻找将资料连接成一个叙事结构的关键线索。
情境分析的结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成方式，如前因后果排列、时间流动序列、时空回溯、圆周反复等方式。情境分析的具体内容也十分丰富，可以是研究现象中的主题、事件、人物、社会机构、时间、地点、状态、变化等。
内容的前后顺序可以按照当事人的言语、事件发生的时间或语意上的联系进行组织。情境分析的具体手段包括轮廓勾勒(profile)、片段呈现(vignette)、个案、访谈片段、观察事件、故事等。对资料进行情境分析的具体操作方式因资料的特性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既可以将一次访谈或一次观察的内容写成一个情境片断，也可以将对一个人的几次访谈写成一个故事，还可以将几个人的故事连成一体，组成一个综合个案。
一、情境分析的理论基础
情境分析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语言可以为人类做很多事情，如表达思想或情感、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对生活经历进行意义建构、保持和发展个人身份、将自己介绍给别人、指导日常生活、对生活中的无序现象进行排序、分配责任、说服别人、分享信息和价值观、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使自己变得更加有力(因为被听到的故事可以对个人所属集体文化的建构产生影响),等等。而语言在发挥这些作用的时候，一定要借助特定的语言情境和社会文化情境。抽空了情境的语言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只有将它们放置到一定的语用情境之中，它们才可能发挥上述功能。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理解被研究者，对他们的语言进行情境化的分析是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情境分析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互动论、后现代主义等研究传统(Manning & Cullum-Swan, 1994:467)。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意义依赖于结构的组成形式以及结构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语言情境之中，在情境结构的关系中对其意义进行探究。符号互动论认为，意义产生于人际之间的互动，而语言是人类互动的主要符号。语言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它被使用于人的社会交往之中。因此，只有在社会交往的情境中对语言符号进行分析，才可能了解说话人的意义建构。后现代主义认为，一个文本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传统的“元情境”(meta-context)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任何文本都必须进行具体的、区域性的分析。“情境分析”便是这么一种针对原始资料具体所处情境所进行的分析，资料不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命，必须被放回到产生它的源头和情境脉络之中才具有意义。 情境分析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来自两个传统:1)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2)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常人方法学。话语分析注重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进行细致的辨析，强调在句子结构之上(即话语的层面)考察语言的意义和功能。比如，著名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 1982)的情境结构分析主要集中分析一个情境结构中有关事件和行动的时间序列(如导向、事件、问题的解决、结束、评价);哈里德(M. Halliday, 1973)的语言功能分析认为，语言具有三种功能：理念表达、人际功能、文本功能，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话语功能不同层面进行分析而了解说话者的思想观念和人际交往意图。 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常人方法学特别强调在分析资料时使用情境分析的方法。该流派认为，社会现实是由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意义解释形成的，意义解释是他们借以产生和组织自己日常生活的基础(Holstein & Gubrium, 1994:264—266)。社会成员在研究中提供的文本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而是对特定社会的重构。他们所陈述的生活故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真相”，而且是他们个人经验的再呈现(胡幼慧, 1996:160)。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不是对现实的描述(description)，而是对现实的铭刻(inscription)。语言不只是一种透明的传达或反映“事实”的媒介或工具，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社会成员之所以有某些行为习惯是因为他们持有某些行为规范，而遵守这些行为规范是他们建构生活意义的一种策略。因此，他们的行为都有自己的结构，都具有特定的情境特征和意义，没有任何细节可以被认为是“混乱的”、“偶然的”或与正在进行的互动“无关”。生活的意义就坐落在具体的情境之中，为意义提供情境的那些环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此，研究者应该将这些情境和环境本身作为分析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作为交流某些更加深刻的社会现象或“本质”的工具。
二、情境分析的具体步骤
一个好的叙事体故事往往使读者感到将这个故事整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而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表面看起来，叙事或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或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似乎是作者一个人在任意地“讲故事”。而实际上，要把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到的既丰富又复杂的原始资料整合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故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构造一个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有实际资料支撑的故事，研究者必须一步步对资料和自己的构思进行认真细致的推敲和斟酌。通常，质的研究界对叙事体故事最好的评价是“看起来似乎很简单”(deceptively simple)，然而在“简单”的背后却隐藏着作者长期、艰苦的劳动。 对资料进行情境分析的主要思路是：把握资料中的有关重要信息，找到可以反映资料内容的故事线，发展出故事的有关情节，对故事进行详细的描述。进行情境分析时应该特别注意资料的语言情境和社会文化情境、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叙述者的说话意图、资料所表达的整体意义以及各部分意义之间的相关联系。 情境分析的第一个步骤是系统认真地通读资料，发现资料中的核心叙事、故事的发展线索以及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核心叙事是情境分析中最中心、内容最密集的部分，代表了资料的整体意义。在核心叙事中应该有一条故事线，围绕这条故事线可以追溯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事件、过程以及故事发生的原因等。核心叙事可能是对资料中多个个案的一个汇总，用一个典型个案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可以以一个个案为主，辅以其他个案的内容作为补充。寻找核心叙事和故事线的工作可以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进行，研究者可以一个人独自思考，也可以组织课题组成员一起进行思想上的碰撞。在思考和讨论的时候，研究者应该尽量让自己放松，调动自己的想像力，让思想自由地从脑子里流出来、大声地从嘴里说出来(Mishler,1986:67)。在阅读原始资料时，研究者应该注意随时写下自己即兴的想法，将关键的词语列出来作为码号。同时，研究者还可以将有关场景以及从资料中涌现出来的主题列成图表，使自己对资料有一个比较直观、明了的把握。 情境分析的第二个步骤是按照已设立的编码系统为资料设码。像上面介绍过的设码工作一样，通篇资料都要经过仔细的斟酌，将有关的片段用符号标出来。与类属分析不同的是，情境分析中的设码不是将资料按照差异原则进行分类，而是寻找资料中的叙事结构，如引子、时间、地点、事件、冲突、高潮、问题的解决、结尾等。在寻找这些因素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如什么是主要事件？什么是次要事件？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这些事件可以如何系统地被组织起来？在情境分析中对资料进行设码，其目的是功能性的，面不是实质性的(Mishler,1986:82)。这些码号主要用来对情境结构中的不同部分进行标示，而不是按照一定的类属系统对资料进行编码。 设码的工作完成以后，下一步的任务是对资料进行归类。归类的具体做法与上面介绍的有关类属分析的做法基本相同，但是归类以后对资料的处理有所不同。类属分析是把相同的资料内容放到一起，然后进行分门别类的陈述；而情境分析是在归类的基础上将内容浓缩，然后以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来。因此，在情境分析中，资料归类以后，需要将有关内容整合为一个具有情境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应该具有内在的联系，包括时空、意义或结构上的联系。 如果依靠资料内容本身很难建立起一个连贯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研究者也可以将自己的声音放进去，通过自己的再述说把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表述出来。有关如何处理研究者自己的声音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声音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界始终存在争议。虽然本书一再强调研究者的声音不可能从资料分析中消失，不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它总是存在，但是，在具体操作时，研究者的声音仍旧存在明显或不明显的区别。当资料本身的“逻辑”关系非常明显时，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声音退居其后；而当资料本身需要比较多的“解释”时，研究者的声音则变得比较明显。因此，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或可以)否认或排除研究者的声音，而是如何使用研究者的声音。 研究者的声音是研究中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应该加以“合适的”运用。如果我们将自己的声音作为一个联系资料的纽带，同时注意资料本身的特质，也许可以不仅保持资料的“原汁原味”，而且还可以体现出我们自己对资料内容的理解和组织能力(Weiss,1994:169)。
第三节 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的利弊及结合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各有千秋，也各有自己的弊端。基于对现实不同的理解，它们对资料的解读也是很不一样的。类属分析根据的是一种“差异理论”，认为现实是由相同或不同类型的现象所组成的，因此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必须通过并列比较的手法。情境分析根据的是一种“过程理论”，认为社会现实是由具体的事件和过程所组成的，具有连续性和动态性，因此资料必须复原到事物发展的进程之中，寻找处于特定情境中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各个因素之间共时的联系(Maxwell,1992)。
一、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的特点
类属分析的长处是：将一部分资料(或概念、主题)从它们所处的情境中抽取出来，通过比较的手法凸现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资料的方式比较符合一般人对事情进行归类的习惯，能够对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组织，突出表现资料之间的异同，并且对资料所反映的有关主题进行强调。其短处是容易忽略资料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它们所处的具体情境，无法反映动态事件的流动过程。此外，分类的方式有可能将一些无法分类、但是对回答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资料排除于研究的结果之外。
情境分析的长处是：更加贴近当事人的生活真实，叙事的结构本身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比较类似。与类属分析相比，情境分析更加符合当事人的意义建构方式，也更加尊重他们的说话习惯。通过直接再现当事人的声音，叙事故事可以使他们感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可以为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建构提供自己的角度。其短处是：可能会忽略叙事或情境中存在的一些基于相似性基础之上的意义关系，对资料内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视而不见。研究者可能深深地陷入故事的情境之中，以致无法看到使用其他资料分析方法(如类属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二、两者之间的结合
虽然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各有其利弊，但是它们在实际分析中是可以相互包容对方的。一个类属可以有自己的情境和叙事结构，而一个情境故事也可以表现一定的意义主题(Merriam,1988;Yin,1984)。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两者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用。比如，在情境分析中，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意义分类系统将故事进行分层，使故事按照一定的主题层次展开叙述；在类属分析中，我们可以在主题下面穿插一些故事片断和轮廓分析，让这些故事性的描述对该主题的内容加以展示和说明。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先后交替使用这两种方法，如先使用类属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归类，然后将已经被归类过的资料坐落在一定的情境中作因果型或关联型的分析。此外，我们也可以先将资料进行整体性的情境性分析，然后对其中的一些概念或类属进行总结性的分析。 例如，我的一位学生在对北京大学四位硕士研究生报考北京大学的原因进行访谈时就结合使用了这两种分析方法，首先，他从类属分析的角度将这些受访者所陈述的原因归纳为四大类，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特殊情况对他们报考研究生的过程以及相关的生活故事进行了情境分析。他认为，类属分析中获得的原因只是几个“点”，如果把这些“点”还原到每一个人，他们便都各自展现出一条逻辑的“线”。通过将“点”与“线”结合起来，他不仅对所有被访的学生报考北京大学的原因获得了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而且对其中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也有了具体的感受。 将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获得单独使用其一所不能获得的效果：情境分析可以为类属分析补充血肉，而类属分析可以帮助情境分析理清意义层次和结构。结合两者可以达到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不仅可以在叙述一个完整的历时性故事的同时进行共时性的概念类别分析，而且可以在共时性的概念类别框架内叙述历时性的故事。这样做可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当事人实际生活经历的原貌，而不是人为地将其进行概念上的切割或情节上的拼凑(Viney & Bousfield,1991:764)。
三、一个结合分析的实例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结合两者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实例。图表19-3-1中的资料片段来自我的一位学生的访谈记录，访谈的问题是“家长对孩子教育问题的看法”。访谈者是一位男性, 35岁，是北京某大学的教学管理人员，目前在攻读在职硕士学位。受访者也是男性, 47岁，在北京某大学任教，他的孩子是女孩，现年17岁。我在此试图从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两个角度同时对资料进行分析，分析的思路有的来自课堂上学生的反馈，有的来自我自己的思考，有的来自我们共同的讨论。由于这个访谈片段来自一位初学者的课外练习，其访谈技巧仍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提问的方式比较程式化，主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提问，对受访者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没有进行追问，因此对方没有机会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得到的信息比较单薄。我选择这个访谈片段作为分析的素材不是因为该访谈本身做得非常出色，而是因为它比较适合同时进行情境分析和类属分析，为我提供了一个比较便捷的例子。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收集到的资料通常要繁杂、丰富得多，分析起来难度也会更大一些。因此，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在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的同时，将那些我认为需要继续追问的地方标示出来，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图表19-3-1 访谈分析举例访谈者：您的孩子上小学以前，您对她是怎么要求的？是否让她参加一些学习班？受访者：她上小学前我们让她参加绘画班。1983年我去美国时给她买了一个电子琴，注意对她在心灵上进行陶冶。1986年孩子上小学，上小学前本来不在本校幼儿园，我们托人给她送到了外面的一个幼儿园。
访谈者：为什么给她送到那个幼儿园？
受访者：那里条件好，老师的素质高，对孩子的影响好。
访谈者：那里的条件怎么好？您看重的素质是什么呢？受访者：那里的老师都是幼师毕业的，而且本校幼儿园没有整托，那里有整托。
访谈者：在那里学习什么？受访者：拼音、诗歌、美术等等，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那里也有一个毛病，吃完晚饭以后六、七点钟就让孩子上床了。老师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闹了，有人放哨，老师一来放哨的就打一个暗号，孩子们就假装睡觉。所以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撒谎，用撒谎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在幼儿园里年龄是最小的，所以总是受欺负。
访谈者：您孩子上小学的情况如何？受访者：孩子上小学时我们又有两个错误的选择。本来孩子是划片上小学，上本校的附小。我们托人让孩子上了外面一所小学。第一个错误的选择是孩子年纪小，比一般的孩子小一岁。第二个错误是让孩子上了实验班，要求五年的时间学完六年的课程。由于孩子年龄小，在实验班里学习比较吃力。老师对学习吃力的孩子通常采取批评的态度，她总是感到受压抑。
访谈者：您的孩子在中学的情况如何？受访者：中学有一段时间出现反弹，也许是因为在小学太受压抑了，在中学阶段就要反弹。她自己想扬眉吐气，她个子高，跑得快，在体育上出风头。
访谈者：学习成绩如何？受访者：学习成绩属于中等。初中毕业时面临两个选择，或者是上普通高中，或者是上中专。我们没有替她选择，而是与她商量，向她摆出路，哪条路都行，让她自己选择。她坚决不去高中，而是报考了一个中专。我们上门看了，还不错。
访谈者：她在这个学校学习情况怎么样？受访者：也许是她自己选择的，所以学习比较努力，学习成绩也不错。她自己有很强的奋斗精神，表示什么课都要学好。
访谈者：你们作为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有什么希望或要求？受访者：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根据你的情况，你能够学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供你到什么程度。
访谈者：如果您的孩子学完中专就不再学习了，您怎么看？受访者：我们也不会干涉。
访谈者：据我所知，一般的家庭对子女大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期望，而您和您的爱人似乎有所不同。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受访者：一般的家庭有一个明确的期望，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必须有内在的动力。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一般都有自己的判断。作为父母，只能对孩子进行引导，而不能强求。孩子如果没有自己的内在动力，是发展不好的。……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不允许孩子有奢侈的要求，不准超过允许的范围。我们注重孩子的营养，孩子打扮得比较朴实。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用间接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是用诱导的方式。
(下面继续讨论自己对教育孩子的看法和做法)。
1. 情境分析举例
从情境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首先将孩子的学习经历以及家长的态度和有关行为列出一条故事线。
上小学前，家长为了让孩子受到“心灵上的陶冶”，送孩子参加绘画班，为她买电子琴(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灵陶冶”? ——可继续追问)。与此同时，家长把孩子送到一个家长认为“条件好”的幼儿园：老师的素质高(标准是：老师都是幼师毕业), 对孩子实行整托制，在那里可以学习拼音、诗歌、美术等，孩子在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学到了具体什么“东西”? ——可继续追问)。但是，在这个幼儿园孩子遇到的问题是：由于被要求过早上床睡觉，孩子学会了撒谎，“用撒谎来保护自己”；此外，由于孩子年龄是最小的，在幼儿园总是受到别的孩子的欺负(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撒谎”和“受欺负”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上小学时，家长有意托人送孩子上了一个不在划片之内的学校(为什么? ——受访者没有说明，但这个信息似乎非常重要，应该追问)。此时，家长又做了两个“错误的选择”: 第一个“错误”与上幼儿园时所犯的“错误”一样，孩子年龄比别的孩子小；第二个“错误”是送孩子上实验班，五年要学完六年的课程。由于家长所犯的这两个“错误”，孩子学习感到十分吃力。因为学习吃力，孩子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感到受压抑(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他孩子是如何对待她的？老师是如何批评她的？她学习时什么方面感到吃力？她感到受压抑有什么表现？这几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年龄小+实验班—学习吃力—老师批评—受压抑，是否确实如此明确？）。
初中期间，孩子出现了“反弹”(即对小学阶段受压抑的一种反抗，想“扬眉吐气”)。她个子高，跑得快，在体育上出风头(“体育”对她意味着什么? “体育好”的学生在学校里处于什么地位?)。她的学习成绩属于中等。初中毕业时，家长没有替孩子选择，而是与她商量(当时家长有什么具体的考虑？他们相互之间是如何商量的?)。孩子自己坚决不去高中(为什么？她对高中有什么情绪和想法?), 自己选择去了一个中专。家长去学校进行了考察，比较满意。
中专期间，孩子学习比较努力，成绩也不错(什么情况属于“不错”?)。自己有很强的奋斗精神，什么课都希望学好。家长认为，孩子这方面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学校是孩子自己选择的(是否真的如此？孩子具体有什么想法？家长是如何知道孩子的想法的?)。
对孩子的未来，家长的态度是：根据孩子的情况，尽量供她到可以达到的学习程度。即使孩子中专毕业以后不再上学了，家长也不会干涉(为什么不干涉？什么情况属于“干涉”? 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设想?)。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现在的态度是：人的发展必须有内在动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应该重点探讨), 内在动力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如交谈)进行“引导”或“诱导”，不能“强求”(什么情况属于“强求”? 是否有具体的例子说明?)。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一般有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标记”，他似乎在暗示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表现，应该继续询问)。他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要求，而且要求比较“严格”，如身体健康、外貌朴素，不允许孩子有奢侈的要求，不许超过允许的范围(家长的“范围”在哪里？具体所指是什么？如果孩子违背了这些要求，家长是怎么做的? “要求严格”表现在哪里?)。家长所采取的措施是注重孩子的营养，与孩子聊天(效果如何？是否还采取了其他的措施？为什么这么做?)。
从上面的时序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家长的态度随着孩子的成长在发生变化，从控制比较多到逐步放开，然后到比较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在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时，家长决定孩子所有的事情：学习的内容、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年龄、幼儿园和学校的类型、班级的选择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家长似乎有所“悔悟”(这是我的词语),不但认可了孩子在体育上的专长(而在我看来，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家长不一定认为“体育好”是一个值得骄傲和鼓励的“优点”),而且在孩子初中毕业时与孩子商量何去何从。现在孩子在上中专，家长对孩子教育方面的思考似乎进入了一个比较“超脱”的境界。他认为家长不应该对孩子有明确的期望，这么做“不符合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必须有自己“内在的动力”，父母应该对孩子进行引导。虽然他仍旧强调对孩子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是可以看出，他总的基调与访谈者和他自己所认为的“一般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追溯这位家长对自己孩子成长过程的回顾，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在不同阶段的有关情况，而且可以听出家长自己的反省(虽然这种反省没有明显的语言标示，大都暗含在他对有关事情的描述中)。在他的陈述中表现出一种自我批评的态度，似乎对自己过去管束孩子过多而感到后悔(如，他对幼儿园整托给孩子带来“撒谎”问题的反省，“孩子上小学时我们又有两个错误的选择”等)。通过幼儿园和小学的教训，他在孩子上中学以后开始对孩子采取比较民主的态度，而且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如“她学习比较努力，学习成绩也不错”)。
当然，这段访谈是家长对自己孩子成长过程的一个回溯性的描述和评价，难免受到家长目前对“什么是好的教育孩子的方式”的看法的影响。我们很难知道在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时，他对自己和妻子的决策持什么态度。很有可能当时他们并不认为送孩子上实验班是一个“错误”。“错误”这一标签是若干年后他看到了该决定的负面效果、自己改变了教育孩子的看法以后加上去的。因此，我们的叙事故事应该采取一种回溯的、建构的手法，而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事实性的描述。
2. 类属分析举例
对上述访谈片段中的内容，我们还可以从类属入手进行分析。对资料进行类属分析可以有很多切入点，其中一种方式是将资料内容分成三大类:1)家长对孩子的要求;2)家长提供的外部条件;3)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在第一类里面，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进一步分成五个方面:1)心灵方面(心灵方面的陶冶);2)智力方面(学习有关的知识和技艺);3)道德方面(不应该撒谎);4)个性方面(不要受压抑，受欺负);5)身体方面(体育拔尖，注重营养，打扮朴素)。在第二类里面，家长为孩子提供的外部条件有：上绘画班，买电子琴，上“条件好”的幼儿园，上实验班，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年龄提前。初中和中专时的有关资料缺乏。在第三类里，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是:1)家长自己作决定(主要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后来家长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反省;2)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但同时非常关心孩子的选择(如孩子初中毕业时与孩子商量去向，并且“上门看了”孩子选择的中专);3)认识到孩子“早熟”的倾向，任孩子自由发展，同时有一定的要求范围(如注重孩子的营养和衣着，不允许奢侈的要求),通过间接的方式(如聊天)给予引导，调动孩子的“内在动力”。
通过对这段资料的分析，我们对这位家长目前教育孩子的方式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聊天—引导—调动内在动力—达到人的发展。虽然他对孩子有这样那样的希望和要求，在孩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做了很多决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但是现在他的认识是：教育孩子不能强求，一定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用间接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引导。这大概可以作为我们对这段资料进行分析的“核心”概念。
下面我从类属分析的思路就上面的分析设计了一个概念图，试图将上述三类资料内容整合到一个图中，同时标示出家长态度变化的过程(见图表19-3-2)。
图表19-3-2 资料分析概念图举例
第四节 归类的方式和手段
无论是对资料进行类属分析还是情境分析，我们都需要使用一定的操作方式和分析手段对资料进行归类。质的研究传统非常丰富、复杂，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方式和手段也十分繁杂，不可能十分清晰、有条理。下面从操作方式和分析手段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只是一种人为的将复杂的实践活动进行简化的尝试，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可能使用很多即时发明的、符合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方式和手段。
一、具体操作方式
在计算机软件出现之前，归类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多使用“剪刀 + 糊糊”法。研究者在资料复印件上进行登录以后，用剪刀将相关的部分剪下来，标上代码，然后分门别类放入档案袋里。现在，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很多计算机软件已经被发明出来，大大加快了整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 (Tesch, 1990)。计算机归类主要有两种方式: 1) 按等级分类，即将资料中的概念按照一定的等级排列成不同的层次，类似金字塔型; 2) 按网络分类，即将资料中的概念按照其内在关系组成各种不同的网状结构。用计算机进行归类的一般程序是：研究者首先将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输入计算机，在人工制定了编码本以后，在计算机上将已经符号化了的码号逐一地标在资料的空白处，然后给出相应的指令，计算机便开始对资料进行归类。 虽然计算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归类的速度，但是计算机只能机械地对资料进行归类，设定分析框架、类属和码号的工作仍旧需要由人来做。此外，资料分析需要一定的直观视野，以便对资料进行全方位的观照，因此目前很多研究者仍旧对原始的“剪刀+糨糊”法情有独钟。这种方法可以将属于某一码号或几个相关码号的全部资料放在一个大的平面上(如桌子、地板或墙上),同时对其观看或移动、拼接。由于面积比较大，移动起来比较方便，这种传统的方法反而比较容易帮助研究者“看出”资料中隐含的各种关系。而计算机的屏幕比较小，研究者要在脑子里进行拼接，感觉比较困难。 归类这个工作看起来十分简单，甚至枯燥乏味，但是做与不做对资料分析的结果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对一项规模较大的课题来说，如果研究者只是凭借自己的记忆在研究结束时撰写报告，其结果很可能与研究者自己事先设想的不相上下，没有什么新意。即使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是由于没有对资料进行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挖掘，研究者很可能无法再现资料的丰富细节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多研究老手都报道说，实实在在地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一句一句地登录、剪贴、归类、一一放到档案袋里，不时地将档案袋里的资料拿出来，铺展在一个宽大的桌面上仔细观看和拼接——这个过程本身经常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Maxwell,1996)。将自己的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资料的拼接上，使他们对自己的资料产生了一种直观的、整体的、三维的、切身的感觉(而不只是线性的、概念化的文字描述)。将资料打散以后再拼接起来，这个过程本身便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奇迹。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66:17)认为，所谓的研究者就是“作为拼接者的实地工作者”(field-worker-as-bricolcur)。虽然他所指的是对现实的拼接，而我认为对资料的拼接也是一种解读文本的方式。
二、分析手段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时候，质的研究者(像量的研究者一样)需要使用一些分析的工具或手段。然而，与量的研究不同的是，质的研究一般不使用现成的量表，而是更加依赖能够随研究情境而灵活调整的方式。
1. 写备忘录
质的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析手段是写备忘录，又称分析报告。“备忘录”是一种记录(同时也是思考)研究者自己的发现、想法和初步结论的方式，其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写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思考。
“备忘录”可以分成很多类型，如: 1) 描述型，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被研究者所说的话用描述的语言表现出来; 2) 分析型，对一些重要的现象和概念进行分析，特别是被研究者的本土概念; 3) 方法型，对研究者自己从事研究的方法进行反省，讨论研究方法可能给研究结果带来的效度和伦理道德问题等; 4) 理论型，对资料分析中开始出现的初步理论进行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建立假设和理论; 5) 综合型，结合以上各种类型进行综合分析。
在各类备忘录中，分析型备忘录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通常用来讨论研究者自己目前已经找到的本土概念。在这种备忘录中，研究者需要回答如下问题：“我目前找到了什么本土概念？我是如何找到这个本土概念的？我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本土概念？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我有什么资料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资料可以对这个本土概念作出什么解释？是否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我将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解释？这个本土概念与其他哪些理论或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有联系？将来我可以如何进一步就这个概念进行探讨?”
写分析备忘录的主要目的是:1)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及时地记录下来;2)将分析集中到某些重要的现象、概念和主题上;3)记录自己是如何发现这些重要的现象、概念和主题的;4)帮助自己理解资料的内容，记录下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思考;5)从资料中提升出主题，将资料内容逐步聚焦;6)提出今后继续进行研究的方向等。备忘录主要是写给研究者自己看的，是为了帮助研究者自己思考问题，让思想主动、自然地流溢出来，因此写作时研究者的心态应该轻松、真诚。写作的风格应该比较随意，不必刻意使用正规的语言，也不必担心别人会怎么看。
例如，贝克等人(1977)在对波士顿一所医院里的男性实习医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他们经常使用“crock”这个词。通过反复地观察和询问，他写了下面这篇分析型备忘录(图表19-4-1)。 在这个备忘录里，贝克回答了前面我提出的在写分析型备忘录时应该回答的绝大多数问题。 图表19-4-1 分析备忘录举例 (资料来源: Becker et., 1977)
我最初听到“crock”这个词是我在刚开始实地研究不久，当时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一位病人。这是一位肥胖的中年妇女，她痛苦地抱怨说她身上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很疼。当我问那位使用了这个词来描述这位病人的实习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时，他说这个词被用来指所有那些因心理问题而抱怨自己有躯体反应的病人。我问他，病房里那位年轻的X先生，他的胃溃疡曾经被一位外科医生认为是典型的心理疾病躯体化，是不是一个“crock”，这位实习生说，这么用不对，但是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用不对。 几个星期以后，通过对上午值班时所看到的各种病案与实习生们进行了多次讨论以后，我终于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我意识到，这个词指的是这样一种病人，他们所抱怨的许多症状都找不到器官上的病变。我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词带有贬义，并且问实习生们，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医院将“crocks”分配给自己进行检查和诊断。起初，这些学生不承认这个词带有贬义。但是后来我多次看到，当这样的病人被分配给他们时，他们总是表现出厌恶情绪，因此我认为他们的否认是不现实的。最后，有几位学生终于向我解释了他们不喜欢这类病人的原因。下面这句话可以说比较典型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思：“一个真正的 crock 是一个你为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他身上有所有这些含糊的症状，而你却找不到他的病因到底是什么。”
进一步的讨论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实习生主要将病人当做一种学习的工具，通过病人可以学到书本上或老师授课中无法学到的一些临床医学知识。而“crock”通常花费掉他们大量的时间（而他们的时间总是很紧），却不能展示出任何有意义的、可以使他们从中学到东西的疾病状态，因此在这些病人身上花费时间纯属浪费。这个发现提示我，也许我可以进一步对这些实习生对医学院的一般看法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看法导致了他们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病人。与此同时，这个发现还为我如何看待有关医院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些假设，在这个等级制度中这些实习生处于最底层。 1)“你目前找到了什么本土概念?”——回答：“crock”。 2)“你是如何找到这个本土概念的?”——回答：对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互动进行观察，询问实习生，多次与他们进行讨论。 3)“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本土概念?”——回答：因为这个概念被实习生们反复使用，而且带有明显的情绪反应；研究者本人对“crock”这个词不了解，刚到医院进行实地研究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个词。 4)“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回答：这些实习生如何看待病人以及病人对自己在实习时学习医学知识所起的作用。 5)“你有什么资料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回答：这些实习生们使用“crock”这个词时带有明显的贬义；他们不喜欢这样的病人，因为这些病人所抱怨的许多症状都找不到器官上的病变，对他们学习医学知识没有帮助；他们不喜欢医院将“crocks”分配给自己进行检查和诊断；研究者多次看到，当这样的病人被分配给他们时，他们总是表现出厌恶情绪。 6)“这些资料可以对这个本土概念作出什么解释?”——回答：这些实习生主要把病人当做一种学习医学知识的工具，通过病人可以学到书本上或老师授课中无法学到的一些临床医学知识。而从“crock”身上他们学不到任何东西，反而花费掉自己大量的时间；使用“crock”这个贬义词表现了这些实习生对这类病人的基本态度。 7)“这个本上概念与其他哪些理论或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有联系?”——回答：“crock”这个概念也许与医院内部的等级制度(在其中实习生处于最底层)有关，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些实习生对医学院的一般看法，这些看法影响到他们判断病人时所使用的标准。 8)“今后你可以如何就这个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回答：对这些实习生对医院的一般看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了解医院的等级制度以及有关人员对这种等级制度所持的价值观念。
2. 写日记、总结和内容摘要
如果研究者有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应该在实地研究时保持下来。每天记日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资料的手段，不仅可以随时记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且可以利用记日记的机会有意识地反省自己当天的活动。上面所说的备忘录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分散型的实地日记，其时间密度不如实地日记那么大。实地日记和备忘录都可以作为研究报告的草稿，经过修改以后纳入最后的研究报告。
除了备忘录和实地日记，另外一个分析资料的方式是写总结和内容摘要，目的是对资料内容进行简化，将资料的精髓以浓缩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资料内容所呈现的意义而言，研究者可以围绕某些主题对资料进行总结，也可以按照内容本身的前后顺序(如时间序列、因果关系、情境程序)进行总结。就资料数量上的处理而言，研究者可以就一篇资料的内容进行汇总，也可以就分散在数篇资料中、但在内容上有相似性的资料进行汇编。与总结不同的是，内容摘要不是对资料内容的汇总或概括，而是将资料中一部分内容原封不动地提取出来。内容摘要通常从资料中信息比较密集的部分摘取，原则是该信息对回答研究的问题比较有效。不论是总结还是内容摘要都应该标有明确的参照体系，与相应的原始资料形成交叉参照，以便今后需要时查找。
3. 画图表
浓缩资料的方式除了写总结以外，还可以用图表展示。图表是对线性文字资料进行的一种立体浓缩，可以通过三维直观的方式比较集中地、生动地展现资料中蕴涵的各种意义关系。质的研究中常用的图表有矩阵图、曲线图、等级分类图、报表、网络图、认知图、模型、本地人分类图、决策模式、因果关系图等(Miles & Huberman, 1994:95—135)。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几种比较常用的、同时又比较容易理解的图表以供参考。如果读者希望更加详细地了解使用分析图表的方式，可以参见迈尔斯和惠泊曼的《质的资料分析》(1994)。 图表19-4-2 事件流程网络图：一位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资料来源:Miles & Hubeman,1994:114)
下面的图表19-4-2是一个反映一位大学生学习和工作经历的流程图。左边表示的是该生的主要生活经历，右边是研究者对那些导致该生从一个生活事件转向下一个生活事件的动力的总结。图中的加号 $(+)$ 表示的是这些动力所具有的强度；减号 $(-)$ 表示的是该生对下一段生活经历不满意的程度。这种网络图的长处是可以一眼看到这位大学生的主要生活事件以及他自己的反应，具有简洁、直观的效果。如果我们希望将这位大学生的生活经历与其他大学生的生活经历进行对比的话，使用这种图表会特别有用。这种将生活事件压缩到一个网络图中的分析方法需要研究者将大量的资料进行处理，然后从中提炼出一条生活主线。
图表19-4-3是一个矩阵图，将所收集到的有关某一个方面(如“支持改革的条件”)的资料按照两个维度(如“有关的人”和“有关的条件”)进行分类，然后将这些资料集中填入一个表格中。在这里，研究者同时使用了当事人的语言和自己的总结性语言对资料进行综合。这种表格的长处是，可以将大量繁杂的资料进行标准化浓缩，使研究者一眼便看到自己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而且可以对比不同的被研究群体(如“使用者”和“管理者”)对不同的条件(如“责任”、“理解”)所作出的不同反应。这种表格的短处是: 1) 由于篇幅有限，研究者不得不强行对资料进行简化; 2) 出于对比的需要，研究者不得不按照一定的规格对资料进行量的测量(如使用了从“无”到“强”的计量单位)。
图表19-4-3 清单矩阵图：某学校支持改革的条件
(资料来源: Miles & Huberman, 1994:95)
目前存在的支持改革的条件
| 条件 | 对于使用者而言 | 对于管理者而言 |
| 责任 | 强：“希望使它变得有效”。 | 弱：在基础层次。中心办公室的主要推动者很负责；其他的人不负责任。 |
| 理解 | “一般”:对于教师而言(“我觉得我可以做，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缺乏：对于教学助手而言(“不理解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切。”) | 缺乏：在基础层次和教辅人员中间。一般：对两个主要推动者而言(“从发展者那里得到了所有我们需要的帮助。”)缺乏：对其他的中心办公室的人员而言。 |
| 物质 | 不合适：定货太晚，令人困惑(“和我以前使用过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被弃之不用。 | 与此无关 |
| 前后的培训 | “粗略”:对教师而言(“这么快就全完了”);没有示范课。没有：对教学助手而言(“完全没有准备......我不得不和孩子们一起学”)。 | 中心办公室的主要推动者在发展者所在地受训；其他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培训。 |
| 技能 | 从弱到合适：对教师而言。“没有”:对教学助手而言。 | 一位主要推动者(罗伯逊)对内容很熟悉；其他的人都不熟悉。 |
| 持续性服务 | 没有：除了每个月开一次委员会会议；没有替代资金。 | 没有 |
| 条件 | 对于使用者而言 | 对于管理者而言(续表) |
| 计划及合作时间 | 没有：双方使用者在白天都在干别的事情；实验室时间安排很紧，没有任何空余时间。 | 没有 |
| 排除障碍的准备工作 | 没有：没有系统的准备；使用者在夏天临时做一些工作。 | 没有 |
| 学校管理部门的支持 | 合适 | 与此无关 |
| 中心管理部门的支持 | 非常强：就主要推动者而言。 | 基础管理部门只在中心办公室的职责基础上行动。 |
| 以前相关的经验 | 强：在两种情况下不仅强而且有用；对个人进行了指导，帮助低成就者开展工作。但是教学助手没有诊断经验。 | 存在：在中心办公室不仅存在而且有用，特别是罗伯逊(专家)。 |
4. 与外界交流
在分析资料时，我们可以使用的另外一个辅助性手段是与外界交流思想。我所说的“交流”包括与其他研究者、同行、同事、朋友和家人交谈以及阅读有关的文献。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似乎把整理和分析资料描绘成一个非常“孤独”的工作：研究者常常是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在研究实地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访谈录音，重写观察笔记，对资料进行登录、归类、归档，写备忘录，写日记，写总结，写内容摘要，画图表……而且我还一再警告读者——现在的和未来的研究者——在写这些东西之前不要与别人交谈，以免对自己的资料进行预先过滤，或减少自己写作的热忱。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虽然研究者确实需要单独完成上面所有这些工作，而且单独做这些事情确实有无法估计的效果，但是在分析资料时与别人交流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手段。研究者与那些自己信任的、有一定理解能力的、对自己的研究比较了解的人交流思想可以扩展分析资料的思路、发现新的分析角度、开阔自己的视野。特别是当研究者自己的分析走入“死胡同”时，与一位善解人意的、善于倾听的朋友交谈，往往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和启迪。
除了与其他人交流以外，与外界交流还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进行。阅读有关的研究文献可以使研究者了解本领域内的“大师们”是如何分析资料的，进而在自己的资料分析中借鉴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前人的研究不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研究者个人的“孤独”感。在读书的过程中，研究者有可能感到自己不是孤单一人，而是属于一个学术传统和学术群体。
有关阅读文献的时间问题，质的研究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认为，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不要读前人有关的研究，以免受到学术界某些宏大理论的影响，无法看到自己资料中呈现的本上概念。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可以在研究开始之前阅读有关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可以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一个导向，了解前人做过什么、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还有的人认为，阅读文献应该在实地工作时进行，特别是分析资料的时候，广泛的阅读可以使自己有比较开阔的思路，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活跃。我认为，阅读前人的研究报告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不要将前人的理论当做自己分析资料的替代物，把自己的资料生硬地塞到前人预定的理论框架中。头脑中有一个导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资料进行聚焦，但是如果过于固执地坚持某个先人为主的大理论，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或偏执。
第五节 资料分析的思维方式
不论是写备忘录、做总结、画图表，还是阅读文献，其中的分析工作都涉及到研究者个人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质的研究是一种介于“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的研究，它既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经验主义的调查，又重视研究者个人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质的研究反对将社会现象当成一种自然现象，通过收集可感知到的资料找到事情的“客观规律”。质的研究同意韦伯的观点，认为“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研究必须依靠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意义上的解释(袁方，1997:34)。所以，当研究者对研究的资料进行分析时，除了应该注意一般的操作技巧和工作程序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
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复杂的思维活动，很难将其归纳为几个方面。下面，我挑选了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不是为了完整地对所有质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进行概述（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针对我个人以及有关文献认为比较重要的思维方式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因果分析
对资料进行浓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寻找资料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虽然质的研究强调不要过早将因果概念强加到资料之上，应该注意资料本身所呈现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确实是社会现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不得不加以注意。然而，与量的研究不同的是，质的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不是在脱离具体情境的条件下进行逻辑推理而获得的，而是在探究特定事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何”而不只是“是否”。通过对事情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它们内部存在的各种因素，因而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导(Denzin,1970:26)。 在用这样的方法对因果关系进行探索时，我们需要对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进行描述，考察某一个因素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导致另外一个因素的出现的。如果我们发现同一顺序发生在不同的被研究者身上，或者同一顺序在不同的情形下同样发生，那么我们便可以就此顺序建立一个初步的假设，然后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或修正。为了说明某一事件导向了另外一个事件的发生，我们不必付诸一个统一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发生过程。我们只需要说明，这个过程在这个(些)特定的情境下是如何从原因走向结果的就行了(Weiss,1994:180)。
二、部分和整体之间的阐释循环
对资料进行思考的另外一个方式是“阐释循环”。“阐释循环”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指的是在文本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反复循环论证，以此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的确切性。二指的是在阐释者的阐释意图与阐释对象(文本)之间的循环，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我认为，在质的研究的全过程，我们都可以用这两个层面的循环来对资料进行分析和检验。在对质的研究的效度进行讨论时(第二十三章第四节)，我着重介绍了后者，现在主要就前者来探讨对资料进行分析的阐释循环。
就像摄影技术中的全息照相一样，解释学认为文本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包摄了整体，对部分的理解依赖于对整体的理解；而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对整体的理解又依赖于对部分的理解。如果我们对部分进行检验，就必须对整体有所理解，了解部分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和关系。而如果我们要对整体进行检验，就必须对部分进行分析，了解部分是如何与整体发生关系的。“一切个别性与整体性之间的一致是理解的正确性的当时标准，未出现这种一致就意味着理解的失败”(加达默尔，引自徐友渔等,1996:175)。一个文本就像是一个文化，“在每一个文化内部，不同的部分和方面之间不但彼此关联和相互渗透，而且共享和体现着这个文化的一般精神。所谓文化就是一个层层叠架而又相互包容的复杂和庞大的系统，其真实意义只能在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得到说明”(梁治平,1994:32)。
在质的研究中，资料的分析是一个整—分一合的过程，我们可以在部分和整体之间来回拉锯，运用自己的想像对资料进行逐步的螺旋式提升。分析伊始，我们可以有两种“出发”的方式(如果我们可能从某一点“出发”的话):1)首先对资料获得一个整体的印象，然后将其分解为数个部分，深入其内部了解各个部分的特性，掌握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形成一个新的整体;2)从局部开始，对一些具体的部分进行分析，然后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两条路线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时并行，总的原则是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形成一个“阐释循环”。
分析资料时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往返观照是为了既见木又见林，不因顾及部分细节而忘记了整体全貌，也不因陶醉于对整体景观的欣赏而忽略了细部的“深描”。比如，在对一份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受访者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要考虑这句话与访谈资料中其他部分是什么关系，访谈内容与说话者的个人背景、兴趣和意图有何关联，这位受访者究竟想说什么，他/她这次说的话与他/她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有什么关系，他/她所说的话和其他有关的人所说的话之间有什么联系。在对一部分资料进行解读时，我们可以同时考虑到资料的整体意义；在对资料的整体意义进行把握时，我们又可以不断地回到资料的细部进行细致的考察。假设，当我们读到一位受访者对自己离婚后的痛苦心情的陈述时，我们可以将这段陈述放到受访者的整个一生的故事中进行考察。结果，我们可能发现，她的父母在她和姐姐还未成年时就离婚了，给她和姐姐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伤害。为了逃避自己父母的命运，她决定嫁给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男人，结果没有想到自己对对方的依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最后导致了婚姻的破裂。如果我们把这位受访者目前因离婚而带来的痛苦与她的父母的婚姻结合起来考虑，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她的痛苦心情。
阐释循环的目的是将最地方性的细节与最宏观的结构结合起来，使它们两者同时进入分析的视野(Bernstein,1983:95)。通过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地方与整体之间，个别与总体之间不断循环，我们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多层次的、高密度的研究结果和意义解释。这是一种“思想互构”的方式，即赵汀阳(1998a)所说的“一个或所有问题”的思想状态——当我们思考某一个问题时，不得不同时思考所有的问题；而当我们思考所有的问题时，又不得不落实为某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在余地里思考”的方式，当我们集中看一个点时，这个点的其他方面是一直在场的，而且正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在场，这个点才能够被看清楚①。
三、回溯觉察之重组
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回溯觉察之重组”(reconstruction in retrospective consciousness)(Kau,1981:i-ii)。这种方法在进程上与上述方法正好相反，即研究者已经对资料有了自己的理解，采取回溯的方式，回想自己是如何得到这些结论的，自己有哪些资料可以支撑这些结论。使用这种方法有两个要点：1)检视参与研究各方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有关事件或主题的看法；2)报告研究者本人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角度对于某一现象或主题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对中国农村妇女育儿方式的研究中便使用了这种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她所领导的课题组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三个月，通过访谈和观察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由于资料是如此的庞杂，她感到很难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结果，她召集课题组成员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探询大家对研究结果的预感。在初步收集了大家的感觉以后，成员们被要求反省自己是如何获得这些感觉的。为了说明自己的感觉，课题组返回到原始资料，一步一步寻找可以对自己的感觉进行证实或证伪的依据。 这种分析思路似乎与我上面强调的对原始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分析的方式是相悖的，似乎研究者可以先有自己的结论，然后再回到资料中寻找证据。如果读者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误会。我在此介绍“回溯重组”的方法是因为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资料的方法，特别是当原始资料特别多、特别杂时。如果使用得当的话，“回溯重组”的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暂时摆脱资料细节对自己的缠绕，跳出来大胆地设想一下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或者说应该）到资料中寻找“证实”自己结论的根据。虽然研究者已经对研究的结论有一些初步的假设，但是在返回原始资料时必须保持质的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开放态度，不仅在自己的假设和资料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而且对其他可能性结论敞开自己的胸怀。在这种分析方法中，研究者对自己结论的假设与其他实验型研究中的假设是不一样的。前者要求有研究者自己收集的原始资料作为基础，是研究者对资料内容的一个跳跃式总结；而后者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是研究者根据前人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可能不完全符合本研究的具体情况。 虽然“回溯重组”的分析方法有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不提倡将这种方法作为资料分析的主要手段。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对结论进行证实的“倾向性”，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违背质的研究的基本精神：开放。因此，我仍旧认为，在资料分析的初期对资料进行最基础的、一步一步的整理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回溯重组”的方法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作为一种补充。
四、直觉与想像
资料分析中经常使用的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是直觉与想像。虽然在上面很多地方我一再强调“机械的”登录和归类在资料分析中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直觉和想像在资料分析中的作用。将资料按照码号和类属打碎以后再组合包装起来——这种做法很容易毁掉质的研究所追求的自然、完整、原汁原味的、未经“抽象”的“原貌”（高一虹，1998:10）；而研究者的直觉和想像在把握其“原貌”，以浓缩的方式“重构”其丰富、复杂的状态方面可以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前人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也要大量运用直觉和想像。不论是对事物进行概念定义，还是就研究的现象建立理论假设，科学家都离不开直觉和想像(赵慕熹,1991:189)。
“直觉”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是一种思维的感觉。它能够一下子抓住事物的本相，但又完全没有逻辑程序，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感悟。因此，直觉可以用来选择登录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对资料的整体内容建立假设。“想像”是以人的大脑中的表象为基础，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而构成新形象的一个思维过程；它是形象思维的高级形式，是通过图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事实和设想本身是死的东西，是想像赋予它们生命”（贝弗里奇，转引自赵慕熹，1991：181—183）。想像是进行模拟和类比的重要手段，可以为资料分析产生假设，也可以将相互孤立的资料片断有机地联系起来。质的研究强调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想像，在资料分析时自由地使用比喻、隐喻和联想。
直觉产生的条件是全神贯注，集中注意力，长期对某一个问题十分关注，抱有浓厚的兴趣，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思维敏捷、灵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够及时捕捉那些随时可能降临的灵感。想像产生的条件是尽量使自己思考的问题具体化，形成直观、清晰的形象，并且善于反省自己，将研究者本人对象化。这些条件对质的研究者进行资料分析的启示是:1)长时间地与原始资料呆在一起，保持对资料全神贯注的关注;2)经常对自己进行“头脑风暴”，随身携带记事本，随时随地记录下自己脑子里飞掠而过的灵感、图像和情绪感受;3)保持思维的灵活、敏捷和发散性，设想用不同的语词、不同的概念组合和不同的思考角度呈现资料的内容，尝试使用不同的暗喻、明喻、类比来表达资料，对资料进行自由联想，尝试将论理推到极端看可能产生什么效果;4)造一些不同的短语来捕捉自己已经发展出来的假设;5)不要害怕猜测，“事实可以使推理有条理，但是推理是所有学习领域里的向导”(Mills,1959:205);6)将自己站到资料之外，用轻松、娱乐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分析工作。 有研究表明，形象(直觉)思维与抽象逻辑思维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斯佩里(1982)的裂脑研究表明，人的大脑的两个半球不仅具有差异性，而且具有互补性。在工作时，两个脑半球紧密结合如同一个单位，它们之间的通路胼胝体对意识的整合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说明形象思维和抽象逻辑思维之间不是相互隔离，而是相得益彰、相互渗透的。因此，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创造性与严谨、想像力与理论敏感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本章继上一章之后对质的研究中资料的归类和深入分析进行了探讨，主要介绍了“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两种归类方式，同时对归类的具体操作手段以及资料分析的主要思维方式进行了讨论。质的研究中的资料分析是一个十分艰苦、费时、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工作，需要研究者具有毅力、耐心、热情和灵活性。虽然这两章对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介绍，但是在真正从事研究的时候，研究者仍旧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质的研究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需要研究者将自己的全身心、全部智慧和想像力都投入进去。
第二十章 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
——我可以说什么？
通过分析资料对研究结果做出初步的结论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建构有关的理论了。建构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研究结果的一个必然归宿。这是因为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了一定的理论，需要将其明朗化、系统化。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James)所说的，“你即使是在田野里捡石头也需要理论”(Agar,1980:23)。理论就像锻炼身体或者吃维他命C,有的人过分上瘾，有的人很少考虑，但是没有人可以没有它(Wolcott,1995:183)。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活动，比日常生活更需要了解其中隐含的理论。任何研究都始于问题，而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脑子里有关的理论思考。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
质的研究对“理论”这个概念的定义以及建构理论的态度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太一样。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质的研究对“理论”的定义
在传统的意义上，“理论”被认为是“为了解释和预测现象，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用系统的观点将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组织在一起的总和”(Kerlinger,1986)。“理论”是一组被推论和被修正的法则，包括从单一、简单的判断到复杂法则的组合；所有理论中的陈述不管它是解释的还是被解释的都具有普遍意义，用以解释它物的判断被称为“公理”，被解释的判断则被称为“定理”(Brobeck,1963)①。很显然，上述定义根据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法则，认为理论是“公理”和“定理”，对事物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可以用来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可以用来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 有学者认为，理论可以分成“广义的理论”和“狭义的理论”两种类型(陈波等,1989:269)。“广义的理论”指的是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范畴的体系或命题的集合，是关于特定领域或对象的系统化知识。“狭义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在真实性上是可靠的，与尚未得到实践检验的、不可靠的理论(即“假说”)相对。根据这样一种分类，上面柯林杰(F.Kerlinger)和比罗贝克(M.Brobeck)的定义均属于狭义的范畴。 “理论”还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标准分成两种类型：“形式理论”和“实质理论”。“形式理论”指的是系统的观念体系和逻辑架构，可以用来说明、论证并预测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上述“狭义的理论”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实质理论”是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于在特定情境中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理论。 根据上面的定义和分类，我认为，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大都属于广义的、实质理论的范畴。质的研究的目的是对特定的现象本身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探究，注重人的实践理性和实践知识，因此其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实践性。质的研究中的理论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和形式化，而是特定研究者从特定的角度通过特定的研究手段对特定的社会现象作出的一种解释。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正。 质的研究通常将“大写的理论”（即上述“定理”和“公理”、“狭义的理论”、“形式理论”等）与“小写的理论”（如“假设”、“观点”、“猜测”、“想法”等）区别开来。后者一般被传统社会科学认为不属于“理论”的范畴，或者不属于上面所定义的“狭义的理论”，是没有经过检验的、“不可靠的理论”。但是，质的研究却认为它们是十分合理的“理论”。虽然这些“小写的理论”在“抽象”层次上不如“大写的理论”高深，概括性不如“大写的理论”广泛，但更具有针对性，更注意研究现象的个性和复杂性，有时可以比“大写的理论”更具有解释力度。 “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个人的理论”和“公众的理论”、“小理论”和“大理论”等类别。“个人的理论”是对被研究者一个人而言的、可以对其行为和思想进行解释的理论；“公众的理论”则是那些相对一个特定的人群而言的、对其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由于质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地方性，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建立“个人的理论”。但是，如果所研究的公众有一个明确的范围（而不是一个包括所有人的概念），质的研究也可以对该人群的有关理论进行探讨。 “小理论”指的是区域性的、针对某一个(些)特殊情况而言的理论，其抽象程度一般比较低，旨在说明一个(些)具体的问题，与上面所说的“实质性理论”有类似之处。“大理论”指的是那些旨在说明世界上所有同类情形的、自称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质的研究通常将重点放在“小理论”的建构上，因为这属于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它不但不认为自己可以建构“大理论”，而且认为这些“大理论”也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有意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质的研究中的“理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前人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理论、资料中呈现的理论。“前人的理论”是研究界在本领域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被公认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理论”指的是研究者自己对本研究现象的假设、观点、前见等；“资料中呈现的理论”是研究者从被研究者那里直接获得的、或者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以后获得的意义解释。这三种理论相互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它们共同对研究最终做出的理论假设提供思路、角度和观点。在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对质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质的研究者来说，“理论”这个词应该总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对同一问题的探讨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理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也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质的研究讲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问题，从多方面揭示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其理论建构也应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
二、质的研究对“理论”的态度
由于质的研究比较重视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移情”式的理解，因此并不要求所有的研究项目都建立理论。如果某一项研究没有产生理论，那么它就是一项“非理论的”研究，其价值就在于对现象本身进行描述。质的研究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建构不同层次的理论，对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也可以纯粹让当事人自己说话，从他们的角度展现其生活世界；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变体。虽然描述性研究也必然受到研究者一定理论导向的影响，理论阐释也不得不涉及到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但是很多时候质的研究结果可以以描述为主，不一定非要建立“理论”。
事实上，很多质的研究者并不热衷于建构理论。例如，存在主义理论建构者认为，被研究者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足以帮助研究者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策略和步骤，研究的目的是寻找人类生存的使用性知识，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Adler & Adler, 1987; Douglas, 1976)。研究者从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可以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生成性概念，不必去寻找或借用那些形式化的、绝对的理论 (Jonhson, 1975; Kotarba & Fontana, 1984)。 阐释学方法的倡导者对理论持更加激进的态度(Agar, 1986; Bruyn, 1966; Cicourel, 1974)。这些人认为，人类的生活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定，现实生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对文本的解释或理解需要研究者对文本提出问题，与文本之间进行互动(Clifford & Marcus, 1986; Goffman, 1974)。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将导致更多问题的产生，部分的理解和整体的理解是一个不断相互印证的过程，是一个阐释的螺旋。每一个解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解释永远不会停止，也永远不会完满。因此，任何先见的或固定的理论对文本的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判断理论的标准不是“正确”与否，而是“有用”与否。研究者无法对理论进行证实，而只能说某些理论对具体问题进行解释或说明时是否“合理”、“有效”、“有解释力度”。理论必须有事实作为依据，必须与特定的使用情境相联系，抽象的理论对具体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界各种各样的理论太多了，常常使研究者感到不知所措。这些理论不仅没有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糊涂了。建立理论的目的应该是指导研究者进行研究，而不是用来吓唬别人(包括研究者自己),也不是为了理论本身。正如费孝通曾经指出的“我们的理论不在道破宇宙之秘，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有用的事实，理论无非是工具”(引自丁元竹,1992)①。 与上述“实用主义”的观点相比，批判理论者对“唯理论主义的理论”更具批判性。比如，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1989:187)认为，知识不可能由纯粹逻辑的或方法论的根源推演出来，而只能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加以理解。任何新的观点(包括自然科学中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布迪厄也认为，自己所有的研究遵循的都是一种具体研究的逻辑，在这种研究逻辑中，理论与实践经验是不可分割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11—214):
“对我来说，理论不是一种预言性的或纲领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往往是将其他理论拆拆拼拼而成，其惟一目的就是与其他这样的纯粹‘唯理论主义的理论’相抗衡……我认为科学理论应该以感知方案和行动方案——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科学惯习——的形式出现，它只能在使之成为现实的经验研究中一展身手。它是一种形塑经验研究，但同时又是为经验研究所形塑的临时性构造。因此，接触新的对象比投身理论争辩得益更多，后者除了支持一种围绕被视为思想图腾的概念而创造的永不止歇、自我维持、并且往往空洞无物的元话语以外，毫无益处。要把理论作为一种做法，以实践的方式引导并形塑科学实践，显然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所谓‘理论家们’经常为理论所树立的那种带有拜物教色彩的无所不包的形象。”
对于布迪厄而言，理论反思只有把自身深藏在社会实践之中，或者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才能真正展现自身。他引用了智者希比阿的形象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柏拉图的《小希比阿篇》中，希比阿表现得就像一个笨伯，不能使自己超出任何具体的事例。当他被问及“美”的本质时，他顽固地坚持通过列举各种特定的事例来作答：一个“美”的水壶、一位“美”的少女，等等。他这么做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即拒绝一般化的概括以及这种概括所形成的抽象概念的物化 (Dupreel, 1978)。布迪厄认为，除了像希比阿这样在经验事例中进行思考的方式，我们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方式了。 除了上述各种反对意见，质的研究领域里也有人热衷于建构“理论”。最为明显和公开的是“扎根理论”的倡导者，他们认为研究的目的就是建构理论。不过，他们强调理论必须从资料中产生，自下而上进行建构，而且这样建构的理论不必都是“形式理论”，也可以是“实质理论”，与人的实践理性和实践知识密切相关(下面第三节对“扎根理论”有详细介绍)。我个人认为，如果研究者有足够的资料支撑，对资料进行了细密、严谨的分析，而且具有建构理论的能力，可以尝试建构理论。但是，我非常同意扎根理论的观点，理论一定要有资料作为根据，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直觉进行猜测。而且我个人倾向于建立“实质”小理论，对那些泛文化的“形式”大理论表示怀疑。 通常，研究新手们对建立理论和使用理论总是十分担心，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理论，自己的理论在哪里，没有理论怎么办。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包括不从事研究工作的人) 对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论。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白天在床上睡觉，那么这个人多半是: 1) 累了; 2) 困了; 3) 生病了; 4) 假装睡觉为躲避来访的客人，等等。这些理由虽然非常简单，来自我们自己的生活常识，但都可以作为解释“一个人白天睡觉”这一现象的理论。质的研究尊重研究者个人的实践知识，特别是他们对研究问题所持的“前设”和“倾见”，认为它们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入门钥匙。正是因为有这些“前设”和“倾见”，研究者才受到有关问题的吸引，或者说某些研究问题才会产生出来。而这些“前设”和“倾见”以及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研究者建构理论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我认为，研究者在建构理论的时候，不仅应该尊重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理论，而且应该尊重自己的直觉和“倾见”，有效地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第二节 建构理论的方法
虽然有的学者不重视理论在质的研究中的作用，不刻意追求理论上的建树，但是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认为，建立广义的、实质的、个人的、小理论还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作为资料分析的最终结果，而且可以对研究本身以及有关的后续研究提供十分有益的指导。
一、理论的作用
在质的研究中，建构理论这一工作具有很多功能。首先，理论可以赋予事实以意义，将事实置于恰当的分析角度之中。从某种意义说，研究者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通常没有(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义，只有通过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以后才会“产生”意义。而这些通过理论分析而“产生”的意义可以加深人们(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读者)对这些事实的认识。理论通常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可以从经验中提升出概念和命题，帮助人们将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联系起来。理论的初级形式——“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还可以使我们在对经验性个案进行分析时获得思想上的启迪，进而关注经验世界中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Blumer,1954,1969)。理论的深刻性还可以使研究者所说的故事更加有意思，而不只是停留在个人日记或旅行杂记的水平。正如扎根理论的代表人物格拉斯(1978:8)曾经说过的，“研究的结果很快就被人们忘掉了，但是思想却不会被忘记”。 其次，理论可以为研究导航，研究早期获得的初步理论可以为后期的工作导引方向(Bensman & Vidich, 1960)。由于一个理论中的各个概念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建立理论的时候研究者必然会考虑到研究现象中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现前期工作中某些方面比较薄弱，可以在后续研究中加强。来自实地的调查表明，研究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遵照一定规则和程序进行的活动，而是一个概念和经验事实之间互动的过程，既要使用归纳又要使用演绎的方法(Bechhofer, 1974:73)。理论、方法和资料之间存在一个三角互动的关系，前期通过分析资料获得的理论可以指导研究者使用更加合适的方法进行后续研究。 再次，由于理论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可以为那些范围较狭窄的个案提供相对宽阔的视野和应用范围。个案调查的样本通常很小，面临着没有“代表性”的难题。研究者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这些个案因其特殊性需要被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必须说明这些独特的个案与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Wolcott,1995:183)。我认为，理论可以将思想与个别经验性信息结合起来，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通过理论的概括性“推论”，我们对具体个案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意蕴会更加博大，应用范围也会更加广阔(维尔斯曼,1997:23)。(有关质的研究结果的“推论”问题，详见第二十四章)
此外，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研究中存在的空白点、弱点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将一些学术界以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或者注意不当的问题挑选出来重新进行探讨。虽然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论来行使证伪的权利，通过寻找反例来批驳那些不尽完善的观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建构出来的理论比现有理论更加完善，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为本领域的理论建设作贡献。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研究一个个案，而且是在检验一类社会现象和一类理论现象。
最后，从“实际”的角度看，理论因其“普遍性”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一些现成的标签，将我们的工作与前人(包括我们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理论赋予我们的研究和思想以一些特定的标记，因而使我们的研究比较容易被有关的学术群体所接受。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兴趣的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体认，会比较容易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理论作为与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或焦点。
其实，理论与作研究是一个统一完整的过程，我们在研究中的所有决策和行为都受到自己理论的指导。理论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是与研究的所有其他部分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比如，在理论和原始资料之间就存在一个相互对话、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资料为理论的获得提供依据；另一方面，理论赋予资料以意义，使资料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通过资料和理论之间的相互结合，理论变得更加充实，资料所表现的内容也变得更加有条理。理论促进了研究，研究也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因此，对理论的探讨不可能被放到研究的前面或最后，也不可能被放到一个分离的盒子里进行探究。理论就像是一张空白支票，它的潜在价值在于使用它的人以及使用它的方式 (Burgess, 1982)。
二、建构理论的方式
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建构通常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即：从现有的、被有关学科领域认可的概念、命题或理论体系出发，通过分析原始资料对其进行逻辑论证，然后在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创新。如果在研究开始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借鉴，研究者通常根据逻辑分析或前人的研究自己预先构建一个理论，然后将其运用到对当下研究现象的分析之中。
与上述传统的思路不同，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即：从原始资料出发，通过归纳分析逐步产生理论。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理论既可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单一的陈述，如“人肚子饿了要吃饭”；也可以具有十分复杂的层次结构和语义关系。哈佛大学的肖(T.Shaw,1993)在其“民族志与青少年亚文化”这门课中曾经借用P.佩尔托(P.Pelto)和G.佩尔托(G.Pelto)的理论抽象模式(1978:3)，对威利斯(P.Willis,1977)的《学会劳动》一书中的理论作了如下建构(见图表20-2-1)。 图表20-2-1 建构理论模式举例
| 抽象层次 | 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 社会阶层在每 一代新人身上得到了复制。 |
| 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 学校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在复制社会阶层上起到了工具性的作用。 | |
| 中层理论(mid-range theory) | 那些抵制学习的孩子发展出了一种反学校的文化。 | |
| 低层理论(low-order propositions) | 由于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拒绝学校的权威，他们对学校提供给自己的东西不珍惜。 | |
| 观察方式(modes of observation) | 与学生交谈、与教师交谈、与学生的家长交谈、观察学生在校内的行为、记录学校官员对学生成功和失败的解释等。 | |
| 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 | 事情和事件，如教室、教师、教学、同学群体、校外活动、父母的职业等。 |
第三节 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 1967 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Strauss, 1987:5), 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 在扎根理论被提出来以前，社会科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理论性研究与经验性研究相互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人们或沉溺于对纯粹理论的探讨，空谈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或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上，一味强调“可观察性”
和“可证实性”。因此，扎根理论的发起人在提出这种方法时，声称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尴尬的鸿沟”(Glaser & Strauss, 1967: vii)。正如康德所言，“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引自布迪厄，华康德, 1998:214)，扎根理论不仅强调系统地收集和分析经验事实，而且注重在经验事实上抽象出理论，因此被认为较好地处理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 扎根理论的方法起源于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两人(1965,1968)20世纪60年代在一所医院里对医务人员处理即将去世的病人的一项实地观察研究。这个方法的形成与两方面的理论思想有关，分别来自哲学和社会学领域(Strauss,1987:5)。一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G.米德和皮尔士(C.Peirce)的思想。美国的实用主义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注重对有问题的情境进行处理，在问题解决中产生方法。另外一个影响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广泛使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强调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这两个学派都认为，变化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持久不变的特征，需要对变化的具体方向以及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进行探究。受上述学术传统的影响，扎根理论方法特别强调从行动中产生理论，从行动者的角度建构理论，理论必须来自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与其他质的研究分支(如民族志)相比，扎根理论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理论非常重要，各种层次的理论对深入理解社会现象都是不可或缺的(Glaser & Strauss,1967; Glaser,1978)。
一、从资料产生理论的思想
扎根理论特别强调从资料中提升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一定的理论框架才可能逐步形成。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自下而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扎根理论不像一般的宏大理论，不是对研究者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进行演绎推理，而是强调对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理论一定要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原始资料，一定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这是因为扎根理论认为，只有从资料中产生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如果理论与资料相吻合，理论便具有了实际的用途，可以被用来指导人们具体的生活实践。
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实质理论”，这种理论类似默顿(1967)以及P.佩尔托和G.佩尔托(1970)等人所说的“中层理论”，介于“宏观大理论”和“微观操作性假设”之间(Glaser,1982:226)。与其他质的研究者不同的是，扎根理论的倡导者虽然把重点放在建构“实质理论”上面，但也不排除对“形式理论”的建构。然而，他们强调，形式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质理论的基础之上，而实质理论必须扎根于原始资料之中，不能凭空制造。扎根理论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知识是积累而成的，是一个不断地从事实到实质理论，然后到形式理论演进的过程。建构形式理论需要大量的资料来源，需要通过实质理论的中介。如果我们从一个资料来源直接建构形式理论，这其中的跳跃性太大，有可能导致很多漏洞。因此，如果研究者希望建构形式理论，一定要首先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建构多个实质理论，然后再在这些实质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形式理论。一个理论的密度不仅表现在其概括层次的多重性上、有关概念类属及其属性的相互关系上，而且在于这个理论内部所有的概念是否被合适地整合为一个整体。要使一个理论的内部构成获得统一性和协调性，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实质理论之间寻找相关关系，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统一的、概念密集的形式理论。形式理论不必只有一个单一的构成形式，可以涵盖许多不同的实质性理论，将其整合、浓缩、生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密集型的形式理论比那些单一的形式理论其内蕴更加丰富，可以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领域提供意义解释。
二、理论敏感性
由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主要宗旨是建构理论，因此它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感。不论是在研究设计阶段，还是在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时候，研究者都应该对自己现有的理论、前人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警觉，注意捕捉新的建构理论的线索。保持理论敏感性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在收集资料时有一定的焦点和方向，而且可以在分析资料时注意寻找那些可以比较集中、浓缩地表达资料内容的概念，特别是当资料内容本身比较松散时。
其实，人们从事任何工作都有自己的理论，问题是自己对这些理论是否了解、了解程度如何。在质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采取扎根理论的方式进行研究，则应该对理论给予特别的关注。在研究的所有阶段和层面，研究者都应该时刻注意建构理论的可能性，将资料与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通常，质的研究者比较擅长对研究现象进行细密的描述性分析，而对理论建构不是特别敏感，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扎根理论出于自己的特殊关怀，认为理论比纯粹的描述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因此强调对理论保持敏感。
三、不断比较的方法
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思路是比较，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对比，然后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炼出有关的类属及其属性。这种比较必须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包括研究的所有阶段、层面和部分。因其持续性和不间断性，这种方法被称为“不断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有如下四个步骤(Glaser & Strauss, 1967:105—115)。 1) 根据概念的类别对资料进行比较。首先对资料进行细致的编码，将资料归到尽可能多的概念类属下面；然后将编码过的资料在相同和不同的概念类属中进行比较，为每一个概念类属找到其属性。 2) 将有关概念类属与它们的属性进行整合，同时对这些概念类属进行比较，考虑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将这些关系联系起来。 3) 勾勒出初步呈现的理论，确定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将这个初步的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同时不断地优化现有理论，使之变得更加精细。如果发现这些理论可以基本解释大部分(或者所有)的原始资料，那么其概念类属就可以被认为是“有力的”和“合适的”。 4) 对理论进行陈述。将所掌握的资料、概念类属、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最后的理论建构可以作为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此外，研究者还可以使用“逸事比较”的方法，即回想自己在别的地方看到过或听说过哪些类似情况，将这些情况与自己手头已经发展起来的概念类属或初步理论进行比较(Glaser,1982:229)。研究者不必排除自己个人的经验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如尚未正式发表的文章、被研究者在非研究情境下流露出来的信息等。虽然这些资料来自非正式渠道，但扎根理论认为，只要它们可以丰富研究者对本研究问题的理解就可以拿来为研究服务。既然研究者是研究工具，那么这个工具的丰富、复杂、精致与否是不可能脱离研究者本人的生活经历的。研究者的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其实是一个无法分开的整体，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出处，不要把它们与本研究特意收集的资料混为一谈。
四、理论抽样的方法
扎根理论认为，当下呈现的每一个理论都对研究者具有导向作用，都可以限定研究者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怎么走。因此，研究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的语言编码上，而应该进行理论编码。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就资料的内容建立假设，通过资料和假设之间的轮回比较产生理论，然后使用这些理论对资料进行编码。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可以把从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以指导下一步的资料分析工作，如选择什么样的资料、如何设码、建立什么样的编码系统和归档系统等。同理，在下一轮资料收集工作中，这些初步的理论也可以指导研究者进一步收集资料，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收集什么样的资料。
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应该不断地对自己的初步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检验应该是初步的、过程性的，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面不只是在最后。经过初步验证的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对资料进行理论抽样，逐步去除那些理论上薄弱的、不相关的资料，将注意力放到那些理论上丰富的、对建构理论有直接关系的资料上面。
五、文献运用的方法和准则
与其他质的研究者一样，扎根理论的倡导者也认为，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可以使用前人的理论或者自己原有的理论，但是必须与本研究所收集的原始资料及其理论相匹配。如果研究者希望发展前人的有关理论，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虽然使用有关的文献可以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为分析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多地使用前人的理论。否则，前人的思想可能束缚研究者自己的思路，有意无意地将别人的理论往自己的资料上套，或者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资料往别人的理论里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削足适履”，而不是“量体裁衣”。
在适当使用前人理论的同时，扎根理论也认为，研究者的个人解释也可以在建构理论时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之所以可以“理解”资料是因为研究者带入了自己的经验性知识，从资料中生成的理论实际上是资料与研究者个人解释之间不断互动和整合的结果。原始资料、研究者个人的前理解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三角互动关系，研究者在运用文献时必须结合原始资料的性质以及自己个人的判断。因此，研究者本人应该养成询问自己和被询问的习惯，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了解自己与原始资料和文献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
六、检核与评价
扎根理论对理论的检核与评价有自己的标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条。
概念必须来源于原始资料，深深扎根于原始资料之中。理论建立起来以后，应该可以随时回到原始资料，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料内容作为论证的依据。
理论中的概念本身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密度应该比较大，内容比较丰富。这种方法与格尔茨(1973a)所说的“深描”有所不同：前者更加重视概念的密集，而后者主要是在描述层面对研究的现象进行密集的描绘。为了获得概念密集的品质，理论的内部组成应该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具有较大的概念“密度”，即理论内部有很多复杂的概念及其意义关系，这些概念坐落在密集的描述性和论理性的情境脉络之中。
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其他概念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扎根理论认为，“理论是在概念以及成套概念之间的合理的联系”(Strauss & Corbin, 1994:278)。因此，理论中各个概念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关联，彼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4)由成套概念联系起来的理论应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使用范围比较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由单一概念形成的理论相比，这种理论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可以对更多的问题进行阐释。此外，这种理论应该对当事人行为中的微妙之处具有理论敏感性，可以就这些现象提出相关的理论性问题(Strauss & Corbin,1990:254)。 对理论进行检核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停止？——这取决于研究者建构理论时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内部的条件通常是：理论已经达到了概念上的饱和，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已经建立了相关、合理的联系。外部的条件主要有：研究者所拥有的时间、财力、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和知识范围等。扎根理论中的理论建构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发展。所有的理论都是流动变化的，都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都涉及到不同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每一次新的探究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都会受到一次新的检验，看其是否合适、如何合适（或不合适）、今后可以如何改进。
第四节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
扎根理论的主要操作程序如下:1)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从资料中产生概念;2)不断地对资料和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3)发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4)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5)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
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中包括三个级别的编码:1)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2)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又称轴心式登录;3)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又称选择式登录(Stauss & Corbin, 1990)。如果抽出来看，这套编码程序中的很多具体步骤和技巧与上一章我所介绍的编码方式之间存在类似之处。其主要的不同在于，当这些编码技术被运用于扎根理论这一特殊研究方法时，具有于分强烈的建构理论的目的性。
一、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
在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中，研究者要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个人的“倾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所有的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这是一个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登录的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
开放式登录的过程类似一个漏斗，开始时登录的范围比较宽，对资料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登录，随后不断地缩小范围，直至码号达到饱和。在对资料进行登录时，研究者应该就资料的内容询问一些比较具体的、概念上有一定联系的问题。提问的时候要牢记自己的原初研究目的，同时留有余地让那些事先没有预想到的目的从资料中冒出来。这个阶段研究者应该遵守的一条重要原则是：既什么都相信，又什么都不相信 (Strauss, 1987:29)。 为了使自己的分析不断深入，研究者在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时应该经常停下来写分析型备忘录。这是一种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有效手段，可以促使研究者对资料中出现的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写作的方式逐步深化已经建构起来的初步理论。这一轮登录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料进行开放式探究，研究者主要关心的不是手头这个文本里有什么概念，而是这些概念可以如何使探究进一步深入下去。 在进行开放式登录时，研究者需要考虑如下一些基本的原则(Strauss, 1987:30)。 1) 对资料进行非常仔细的登录，不要漏掉任何重要的信息；登录越细致越好，直到达到饱和；如果发现了新的码号，可以在下一轮进一步收集原始资料。 2) 注意寻找当事人使用的词语，特别是那些能够作为码号的原话。 3) 给每一个码号以初步的命名，命名可以使用当事人的原话，也可以是研究者自己的语言，不要担心这个命名现在是否合适。 4) 在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时，就有关的词语、短语、句子、行动、意义和事件等询问具体的问题，如：这些资料与研究有什么关系？这个事件可以产生什么类属？这些资料具体提供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5)迅速地对一些与资料中词语有关的概念之维度进行分析，这些维度应该可以唤起进行比较的案例；如果没有产生可以比较的案例，研究者应该马上寻找。
- 注意研究者自己列出来的登录范式中的有关条目。
二、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
二级编码(又称关联式登录或轴心登录)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联系可以是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差异关系、对等关系、类型关系、结构关系、功能关系、过程关系、策略关系等。在轴心登录中，研究者每一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围绕着这一个类属寻找相关关系，因此称之为“轴心”。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有关各个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变得越来越具体、明晰。在对概念类属进行关联性分析时，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到这些概念类属本身之间的关联，而且要探寻表达这些概念类属的被研究者的意图和动机，将被研究者的言语放到当时的语境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
每一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研究者还需要分辨其中什么是主要类属，什么是次要类属。这些不同级别的类属被辨别出来以后，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把主要类属和次要类属之间的关系连结起来。所有的主从类属关系都建立起来之后，研究者还可以使用新的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组合。比如，可以先设计一些图表和模型，看它们是否可以反映资料的情况，然后再考虑是否能够通过这些图表和模型发现其他新的类属组合方式。
为了了解目前这些分析方式是否具有实践意义，研究者还可以在对各种类属关系进行探讨以后，建立一个以行动取向为指导的理论建构雏形(Strauss,1987:99)。这种理论雏形将重点放在处理和解决现实问题上面，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的实践理性。
三、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
三级编码(又称核心式登录或选择式登录)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与其他类属相比，核心类属应该具有统领性，能够将大部分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就像是一个鱼网的拉线，核心类属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类属串成一个整体拎起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归纳起来，核心类属应该具有如下特征。
核心类属必须在所有类属中占据中心位置，比其他所有的类属都更加集中，与大多数类属之间存在意义关联，最有实力成为资料的核心。
核心类属必须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或者说那些表现这个类属的内容必须最大频度地出现在资料中；它应该表现的是一个在资料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稳定的现象。
核心类属应该很容易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不牵强附会。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的关联在内容上应该非常丰富。由于核心类属与大多数类属相关，而且反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因此它应该比其他类属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可能达到理论上的饱和。
在实质理论中，一个核心类属应该比其他类属更加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更具概括性的形式理论。在成为形式理论之前，研究者需要对有关资料进行仔细审查，在尽可能多的实质理论领域对该核心类属进行检测。
5)随着核心类属被分析出来，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往前发展了。
- 核心类属允许在内部形成尽可能大的差异性。由于研究者在不断地对它的维度、属性、条件、后果和策略等进行登录，因此它的下属类属可能变得十分丰富、复杂。寻找内部差异是扎根理论的一个特点。
这个阶段研究者经常问的问题是：“这些概念类属可以在什么概括层面上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分析类属？在这些概念类属中是否可以概括出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我如何将这些概念类属串起来，组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构架？”此时研究者写的备忘录应该更加集中，针对核心类属的理论密度进行分析，目的是对有关概念进行整合，直至达到理论上的饱和和完整。核心类属被找到以后，可以为下一步进行理论抽样和资料收集提供方向。
核心式登录的具体步骤是:1)明确资料的故事线;2)对主类属、次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进行描述;3)检验已经建立的初步假设，填充需要补充或发展的概念类属;4)挑选出核心概念类属;5)在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建立起系统的联系。如果我们在分析伊始找到了一个以上的核心类属，可以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将相关的类属连接起来，剔除关联不够紧密的类属。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三级编码的过程。当我对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活动进行研究时(1998)，对资料进行了逐级的登录。首先，在开放式登录中，我找到了很多受访者使用的“本土概念”，如“兴趣、愿望、有来有往、有准备、经常、深入、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管、留面子、丢面子、含蓄、体谅、容忍、公事公办、情感交流、热情、温暖、铁哥们、亲密、回报、游离在外、圈子、不安定、不安全、不知所措、人孩子、低人一等、民族自尊、不舒服”等。然后，在关联式登录中，我在上述概念之间找到了一些联系，在七个主要类属下面将这些概念连接起来，即“交往、人情、情感交流、交友、局外人、自尊、变化”。在每一个主要类属下面又分别列出相关的分类属，比如在“人情”下面有“关心和照顾别人、体谅和容忍、留面子和含蓄”等；在“局外人”下面有“游离在外、圈子、不知所措、不安定、不安全、孤独、想家、自由和自在”等。最后，在所有的类属和类属关系都建立起来以后，我在核心式登录的过程中将核心类属定为“文化对自我和人我关系的建构”。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对原始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后，我建立了两个扎根理论：1)文化对个体的自我和人我概念以及人际交往行为具有定向作用；2)跨文化人际交往对个体的自我文化身份具有重新建构的功能。
四、过程探究和条件矩阵
除了上面介绍的逐级编码的程序以外，扎根理论还特别重视对理论建构过程的探究。这个过程不是时间上分阶段的过程，而是各种概念关系之间的互动过程。随着各种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作用的不断变化，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注意这些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对理论的建构作出相应的变化，用一种动态的方式建构理论。
有关理论建构的条件，扎根理论提出了“条件矩阵”的概念。“条件矩阵”好像是一套圆圈，一圈套一圈，每一个圆圈代表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靠近里面的圆圈代表的是那些与行为和互动更加密切的条件特征，而靠外面的圆圈代表的是那些与行为和互动比较疏远的条件特征。扎根理论在进行逐级编码时，不仅要考虑到这些条件，而且应该将它们与探究的过程联系起来。条件、过程以及研究者的行动(包括研究者与资料之间的互动)一起结合运作，最后导致理论结果的产生。
五、一个分析实例
下面，让我借用斯特劳斯在《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质的分析》(1987:12—17)一书中提供的一个实例来展示扎根理论方法分析资料的过程。这个案例来自斯特劳斯和格拉斯在一所医院里进行的实地调查，下面摘取的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分析过程的开头。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研究者的实地观察和访谈，同时伴以研究者个人的经验性资料。
研究的问题是：“在医院里使用机器设备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的互动？”我们在病房里看到很多机器设备被连接在病人身上，于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类属——“机器与身体的连接”——来表示这个现象。根据观察的结果，我们初步决定将机器分成两大类：连接病人身体外部(如皮肤)的机器、连接病人身体内部(如鼻子、嘴巴、肛门、阴道)的机器。这个区分引出了“机器与身体”这一类属的两个维度：内部的连接、外部的连接。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些维度进一步细分，比如有关“内部的连接”，我们可以继续问：“这些机器是否给病人带来疼痛？它们对病人是否安全？是否舒服？是否可怕？”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使用两分法：“是”或“不是”，也可以使用一个连续体，从“强”到“弱”。当然，如此分类不只是来自我们在实地收集的原始资料，而且也来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性资料(比如，人的这些内部器官非常敏感，机器连接可能使这些部位感到疼痛；那个从病人肚子里伸出来的管道看起来很可怕，所以这个管道可能不安全)。
上述问题与行为或事物的后果有关，如：“如果这个东西看起来如此，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危害生命的后果吗?”此时，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具体的条件，如：如果病人移动得太快，或者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或者这个管子掉出来了，他的身体发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我们也可以就医务人员使用的策略发问：“为什么他们把管子这么插着，而不那么插着？”或者就病人使用的策略发问：“他是否与护士协商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还可以就双方之间的互动发问：“当机器连到他身上时，他和护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否事先告诉他了，是否给了他一些警告？他们是不是没有告诉他就这么做了，结果他感到很惊恐？”（最后这个问题也涉及双方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对这些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形成假设了。有的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通过观察或访谈进行检验，但是使用这些假设可以使我们比以前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观察和访谈。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连接病人鼻子的管道虽然不舒服，但是很安全。因此，我们可以就这一点进行访谈。如果我们希望对“导致不安全的条件”继续进行探询，可以问护士：“在什么时候这些连接对病人来说不安全?”我们也可以注意观察，当病人的鼻子被机器连接变得不安全时，有什么条件出现，如连接突然断了，或者连接的方式出了问题。
这一思考线索可以进一步引导我们对维度进行细分，提出更多的问题，形成更多初步的假设。比如，对那些比较容易脱落的机器连接，我们可以问：“它们是如何脱落的？是因为事故、疏忽，还是故意的（比如病人感到恼怒、不舒服或害怕时自己拉掉的）？护士使用了什么策略和技巧尽可能避免或预防脱落？如：给病人特殊照顾？警告病人不要乱动？强调个人的安全取决于不论多么疼都不要动或者不要拉断连接？通过‘合作’的方式，保证只连接几个小时？定期地移走机器，使病人放松一下？”上述这些问题、假设和区分不一定“属实”，但是如果“属实”，我们可以进一步就此进行探究，找到“是一不是一可能”和“为什么”。我们需要问很多有关条件和后果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病人本人，而且还涉及到病人的亲属、护士、不同的工作人员、病房的功能，还可能问到对某些机器部位的重新设计。
上述比较有针对性的探究会自然地引导我们追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X’或‘Y’的证据？”这里提出了“理论抽样”的问题。通过前面的调查，现在我们开始为那些初步出现的（也许是十分原始的）理论寻找有关的人群、事件和行动作为抽样的依据。对于研究新手来说，这个抽样通常是隐蔽地在比较的活动中进行的，主要是对不同的子维度进行对比。比如，我们可以对比那些使病人感到舒服和不舒服的机器。我们已经想到了各种机器连接会给病人带来各种不适和焦虑，但是我们还可以到实地去观察，对比当一个危险的脱落发生时的情形与一个不危险的脱落发生时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假设，医院突然停电了，我们可以观看机器断电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我们可能发现各个病房的情况很不一样。在一个没有为停电做准备的大楼里，护士们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为病人做人工救急。
受到上述理论的导引，我们还可以更加广泛地进行抽样。比如，就其他机器的安全和舒适程度进行抽样，看这些机器是否与人的身体相连，如X光设备、飞机、烤面包机、锄草机或那些受雇在街上打破水泥路面的工人手中的机器震动时身体的震荡。这么比较不是为了对所有的机器(或安全的/危险的机器)形成一个概括性的理论，而是为了给在医院环境下使用医疗设备的有关理论提供理论敏感性。我们的外部抽样是与内部抽样紧密相联系的。当然，这些比较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其他经验资料中获得(即所谓的“逸事比较”)。比如，我们自己与机器有关的个人经历、观看别人使用机器、阅读有关机器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等与目前这个医院里的情形有什么不同。
本章对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方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探讨，重点放在质的研究对理论的态度和定义、理论在质的研究中的作用、质的研究中建构理论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在此，我着重介绍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质的研究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旨在建立理论的方法。事实上，在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其他不同的建构理论的方式，研究者个人所受训练的流派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研究的情境不同，都可能使研究者采取一种不同的对待和处理理论的方式。因此，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时，需要采取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