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艺术：提问、倾听、回应与伦理 - 陈向明
节选出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md---
第十章 访谈
——我如何了解被研究者的所思所想？
本章着重探讨质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收集资料的方式——“访谈”，讨论的内容包括“访谈”的定义、作用、类型、访谈前的准备工作、记录的方式、访谈中的非言语行为、访谈收尾的方式等。接下来的四章（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将重点讨论访谈的具体实施，如访谈中的提问、倾听、回应技术以及一种集体访谈的方式——焦点团体访谈。
第一节 什么是“访谈”
顾名思义，“访谈”就是研究者“寻访”、“访问”被研究者并且与其进行“交谈”和“询问”的一种活动。“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到人的理念、意义建构和语言表达，因此“访谈”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
一、访谈与日常谈话的区别
访谈与日常谈话很不一样，前者是一种有特定目的和一定规则的研究性交谈，而后者是一种目的性比较弱(或者说目的主要是情感交流)、形式比较松散的谈话方式。两种交谈方式都有自己的交流规则，交谈双方一旦进入交谈关系，便会自动产生一种默契，不言而喻地遵守这些规则。一般来说，访谈与日常谈话有如下主要区别(Spradley,1979:57—68)。 1) 日常谈话通常没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者说目的性不像访谈那么强。在日常谈话中，虽然双方都有一些事情想谈，但不会直接对对方说：“让我们来谈一谈某某事吧”。而访谈却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交谈双方对这个目的都十分清楚，而且在访谈开始之前和之中对此都开诚布公、直言不讳。 2) 日常谈话通常以友好的招呼开始，经常还伴有身体上的接触，如握手、拍肩、拥抱等。交谈双方打招呼以及身体接触的方式表示的往往是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比如，拥抱比握手要更加亲密一些。访谈一般也以友好的招呼开始，双方也会握手，但不会有超出握手的身体接触。招呼过后，双方便会就预定的计划开始访谈。 3)在日常谈话中，双方通常有意避免重复，以免使对方感到自己没有听清楚对方所说的话，或者使对方感到自己意思表达得不够清楚。比如，很少有人在日常谈话时会说：“请你就刚才谈到的那一点多说一说好吗?”可是，在访谈中访谈者却经常要求对方做这样的重复，以便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 4)在日常谈话中，交谈双方可以相互问对方问题，问题的内容多半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有关。一方在询问了对方一个问题(如“你最近好吗?”)以后，通常会设法为对方提供问这一同样问题的机会。比如，发话者在听完对方的回答“我很好”以后，通常会停顿一下，等候对方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你呢?”而在访谈中，通常是访谈者向对方发问。双方达成的默契通常是：访谈主要是为了满足访谈者的要求，受访者必须向访谈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5)在日常谈话中，交谈双方往往频繁地向对方表示自己希望继续交谈下去的兴趣，如,“是吗?”“真棒!”“真有意思!”同时还伴有许多表示兴趣的形体动作，如微笑、点头、挥舞手臂等。而访谈只要求访谈者向对方表示兴趣和热情，受访者不需要(通常也不会)这么做。 6)在日常谈话中，为了使对方感到自己所说的话很有意思，双方会经常使用一些表示自己无知的话语，以衬托出对方话语的重要性，比如“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说的话对我很有启发”等。在访谈中，这种表示无知的话语比日常交谈时使用得更加频繁，但是主要是访谈者这么做，目的是鼓励受访者尽可能多地说出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受访者一般不会这么做。 7) 在日常交谈中，双方的言语轮换是平等的，双方以几乎同样的频率问对方问题，一方问(或回答)了一个问题以后，往往等待对方问(或回答)下一个问题。而在访谈中，轮换规则是不平等的，通常访谈者提问题的时候比较多，而且主要是由访谈者挑起新的话题。 8) 日常交谈时，双方使用大量的简略语和参照物，彼此都认为对方对一些事情已经有所了解，不必详细介绍细节，对方自己会在脑子里对这些细节加以补充。而在访谈时，访谈者通常要求对方详细说明细节，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越具体、越明确越好。 9) 日常交谈允许比较长时间的沉默，交谈双方如果在某一时刻都觉得不必说话，可以保持沉默。他们这么做也许是在思考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也许打算转换一个话题，也许希望结束谈话。在访谈中，虽然访谈者被告之要容忍沉默，但通常不会长时间地保持沉默。如果受访者沉默不语，访谈者会想尽办法让对方说话。 10)在日常谈话中，双方在谈话结束时一定要使用结束语。这些结束语通常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一个“借口”，作为结束谈话的理由，比如“我要去赶汽车了”，“我现在马上要去开会”。而在访谈中，结束不必有“借口”，访谈者只需表示时间到了，或者信息够了就行。当然，访谈者要向对方表示感谢，如果需要的话还要与对方商量下一次访谈的时间和地点。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访谈是一种与日常交谈十分不同的谈话方式，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形式，交谈双方的地位和权力也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种“人为的”谈话环境，明显地改变了人们日常交流的结构和风格。访谈这一形式本身使研究者有权力控制双方交谈的方式，包括交谈的内容、谈话的风格以及信息的类型和容量(Bernard,1988:207)。研究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当地人不得不考虑的一些制约因素，如亲属关系、年龄、性别、亲密程度、发话的主动权等。在这里，人们日常谈话时彼此共享的谈话情境、交流规则、知识交换和互惠的目的都被弱化了(Mishler,1986:1)。因此，访谈不是一种轻松随便的“聊天”，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然，如果受访者可能而且愿意的话，他们也有权利颠覆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对访谈者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回答对方的问题，或者故意“歪曲事实”欺骗对方。但是，一般来说，只要受访者同意接受访谈，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套规则，并且会主动遵守这套规则。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些规则，便会被认为十分“奇怪”，无法得到访谈者的理解。 因此，一些研究者发现，访谈这样一种“人为的”交谈形式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被研究者，特别是那些接受正规教育较少的人。比如，美国人类学家C.比瑞格斯(C.Briggs,1986)在新墨西哥州通过访谈了解一位年长的木匠师傅的劳动技术时，对方总是无话可说。实在逼得急了，这位木匠师傅便会突然冒出一句：“谁知道呢？”后来，通过与当地人交谈，比瑞格斯意识到，这位术匠师傅不说话是因为：1)他不习惯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工作技艺；2)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允许一位年幼的人反复向一位年长的人提问题，学习应该通过观看和示范，而不是询问和说明。后来，他采取了与对方一起干木匠活的方式，结果从对方的行为中发现了很多实践性知识。 基于上述类似情况，有研究者认为，访谈是一种不“真实的”谈话情境，不能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这种观点隐含的一个观点是：“客观真实”是存在的，访谈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提问将答案问出来。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访谈本身就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言语事件，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实(Briggs,1986; Mishler,1986)。
二、访谈作为言语事件
“访谈作为言语事件”的说法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访谈是一个“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是人们交谈的一种方式；2)访谈作为一种话语，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各个部分之间具有一定的意义联系；3)访谈中双方所说的话都是言语行为，不仅可以“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而且可以“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取效”(perlocutionary act)(Austin, 1962)。 首先，访谈本身就是参与双方共同建构的一个社会事件，对双方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交谈双方同意进行访谈，这本身就预设了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双方对自己的位置和地位都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对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也有一定的规定。访谈的言语风格是双方共同构建的，访谈者提问以及受访者回答的方式都受到彼此对访谈这一社会事件的理解。当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时，就已经在向对方进行一种搅动，为对方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对方的回答，不论是回忆还是对现实的描述，都是一种对事实或意义的重构。通过访谈这种对话的方式，受访者让访谈者进入自己的生活，对访谈的内容重新进行意义上的解释。访谈所获得的结果不是访谈者独自从对方那里“收集”来的，而是交谈双方在访谈这一特定社会情境下相互“建构”出来的。因此，在对访谈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打破“客观主义”的虚假意识，认识到集体构建社会现实的“真实”。 其次，访谈作为一种言语事件，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交谈双方的每一段对话(或提问、回答)都只是这个言语事件中的一个部分，各个部分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关联的关系。受访者的回答不仅仅是对访谈者所提问题的回答，而且是针对访谈的整体情境而言的。作为访谈的一个部分，受访者的回答经常标示了(index)访谈这一整体事件中各种因素和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状态(Peirce,1932)。除了访谈中原本存在的交谈权力以外，双方的社会角色、交往目的和个人兴趣都有可能影响到受访者的回答。受访者之所以接受访谈，多半有自己个人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往往会暗中导引受访者谈话的内容和方式。 例如，我的一位学生是一所大学下属分院的院长，当她就“新生入学后对学校教学的感受”这一课题访谈一位一年级学生时，对方向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抱怨自己最近在一位老师那里受到的委屈。虽然，这些内容与她所希望了解的问题有所偏差，但是无论她如何“纠偏”，也无法把这位学生的思路拉到“正道”上来。很显然，在这个访谈中，交谈双方的动机是很不一样的：访谈者希望了解对方人学后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想法；而受访者看到对方是学校的领导，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上级领导“倒苦水”，甚至可能期待着对方采取措施为自己“申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该对受访者所说的话加以注意，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受访者的个人动机以及访谈双方的关系，特别是受访者如何看待这个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受访者所关心的问题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在对这样的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时，我们需要将受访者的谈话与访谈中其他部分结合起来考虑，而不只是在语言层面对受访者的个别言词进行细部的分析。只有将个别和整体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不断地在这两者之间聚焦和扩焦，我们才可能真正明白受访者接受访谈的真实意图。 再次，访谈作为言语行为，不仅可以表达意义，而且可以“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以言行事”是指说话者使用语言来完成某种超出于语言的行为；“以言取效”是指说话者借助于语言来达到改变听话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效果。比如，假设访谈者问对方：“你中午吃饭了吗？”对方回答“今天是星期天”，这似乎很不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询问受访者，可能会发现，对受访者而言这个回答至少可以表达如下四种言语行为（同时伴有相应的语气、语调和表情）。1)传递信息：“今天是星期天，我星期天中午不吃饭”（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实行斋戒，也可能是出于经济困难）。2)责备对方：“我星期天中午不吃饭，你难道不知道吗？”3)感谢对方：“谢谢你问我，我星期天中午不吃饭”（此时受访者理解对方的问话是一个“表示关心”的言语行为）。4)谢绝对方的帮助：“你不必为我买饭，我星期天中午不吃饭”（此时受访者理解对方的问话是一个“提供帮助”的言语行为）。因此，我们在访谈时，不能只是将对方的语言表达作字面上的理解，还要了解对方的文化群体对言语行为是如何定义和分类的，对方的语言表达在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下实施的是什么言语行为，这个情境中有哪些因素（如语气、语调、表情、动作、交谈双方的关系、谈话的时间、地点、其他在场的人等）决定了我们对对方言语行为的理解。 上面的讨论表明，访谈不是一个一方“客观”地向另一方了解情况的过程，而是一个双方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事实”和“行为”的过程。在访谈进行的时候，双方实际上是在相互探询、相互博弈、相互协调。双方的个人身份和相互关系都会影响到访谈的风格和进程，交谈双方实际上是在一起营造访谈的氛围和话语情境。
三、访谈的具体功用
访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通过语言交流，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同的人之间可以达到一定的相互“理解”；通过提问和交谈，人可以超越自己，接近主体之间视域的融合，建构出新的、对双方都有意义的社会现实。归纳起来，我认为质的研究中的访谈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功能:1) 了解受访者的所思所想，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感受和行为规范;2) 了解受访者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耳闻目睹的有关事件，并且了解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意义解释；3) 对研究的现象获得一个比较广阔、整体性的视野，从多重角度对事件的过程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描述；4)为研究提供指导，事先了解哪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追问，哪些问题是敏感性问题，需要特别小心;5) 帮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建立人际关系，使双方的关系由彼此陌生变成相互熟悉、相互信任;6)使受访者感到更加有力量，因为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了，自己的故事被公开了，因此有可能影响到自身文化的解释和构建。
与其他研究手段相比，访谈具有自己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功能。首先，与观察相比，访谈可以了解受访者的所思所想和情绪反应、他们生活中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所隐含的意义。观察往往只能看到或听到被研究者的外显行为，很难准确地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而访谈却可以进入到受访者的内心，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观念。
与问卷调查相比，访谈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及对意义进行解释的空间。问卷通常使用的是研究者自己的语言，向被研究者询问研究者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而访谈可以直接询问受访者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用自己的语言和概念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在研究关系和具体情境许可的情况下，访谈者还可以与受访者探讨问卷中无法处理的一些敏感性话题(如犯罪行为、婚姻、性倾向等)。如果访谈的结构足够开放，访谈者还可以通过让受访者讲故事(或举例)的方式对自己的生活细节进行比较细致的描述。
与实物分析相比，访谈更具有灵活性、即时性和意义解释功能。实物往往没有自己的嘴巴，无法直接向研究者表白自己；而访谈者可以在与受访者交谈的时候询问他们的看法，了解他们对自己创造的实物的意义解释，探询这些实物与他们生活中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
在使用观察、问卷或实物分析的同时使用访谈还可以起到相关检验研究结果的作用。在访谈中，研究者可以对受访者在观察中的行为表现、在问卷中所作的选择以及他们制作的实物在意义层面上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询问。如果受访者在访谈时的回答与他们在观察中的行为不一致，访谈者可以一方面通过追问了解这种不一致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再回到研究实地对对方进行观察。通过往返不断的、各种方法之间的相关检验，研究的结果有可能逐步接近一致。
第二节 访谈的类型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访谈可以分成很多类型，依分类的标准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的分类标准有：访谈的结构、访谈的正式程度、接触方式、受访者的人数以及访谈的次数等。下面分别对这些分类方式进行简单介绍。
一、按结构分类
就研究者对访谈结构的控制程度而言，访谈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封闭型、开放型、半开放型。这三种类型也分别被称为“结构型”、“无结构型”和“半结构型”(Bernard,1988;Fontana & Frey,1994)。 在封闭型的访谈中，研究者对访谈的走向和步骤起主导作用，按照自己事先设计好了的、具有固定结构的统一问卷进行访谈。在这种访谈中，选择访谈对象的标准和方法、所提的问题、提问的顺序以及记录方式都已经标准化了，研究者对所有的受访者都按照同样的程序问同样的问题。 与此相反，开放型访谈没有固定的访谈问题，研究者鼓励受访者用自己的语言发表自己的看法。这种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受访者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他们对意义的解释，以及他们使用的概念及其表述方式。在开放型访谈中，访谈者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尽量让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思路自由联想。访谈的形式不拘一格，访谈者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机应变。 在半开放型访谈中，研究者对访谈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时也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通常，研究者事先备有一个粗线条的访谈提纲，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但是，访谈提纲主要作为一种提示，访谈者在提问的同时鼓励受访者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访谈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 一般来说，量的研究通常使用封闭型的访谈形式，以便收集统一的数据，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而质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初期往往使用开放型访谈的形式，了解被访者关心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转向半开放型访谈，重点就前面访谈中出现的重要问题以及尚存的疑问进行追问。由于本书是对质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因此从现在起，除了特别说明以外，本书中所说的“访谈”一词一律指开放型访谈和半开放型访谈。
二、其他分类标准
除了按结构分类以外，访谈还可以根据正式程度、接触方式、受访者的人数以及访谈的次数进行分类(Bernard, 1988)。首先，按照正式程度，访谈可以分成正规型和非正规型。前者指的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事先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正式就一定的问题范围进行交谈；后者指的是研究者根据受访者日常生活的安排，在与对方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根据当时的情形与对方交谈。在质的研究中，这两种访谈方式都可以使用。有时候，结合使用两者还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丰富性和“可靠性”，因为从这两种不同方式中获得的资料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补充和交叉检验。从正规访谈这种人为的研究环境中获得的结果有时候可能不如从非正规访谈这种自然环境中获得的结果来得“贴切”、“自然”；而从非正规访谈中获得的结果有时可能不如从正规访谈中获得的结果“深入”、“细微”。 其次，根据访谈者与受访者双方接触的方式，正规型访谈还可以进一步分成直接访谈和间接访谈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一起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后者指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事先约好时间，通过电话等交通工具对对方进行访谈。直接访谈的好处是：研究者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对对方的情绪波动、精神状态、特别是对方的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把握。电话访谈的好处是：1)可以解决因地域距离或时间匮乏而带来的困难；2)如果受访者不愿意让访谈者看到自己，或者谈话的内容让自己感到尴尬，这种访谈方式可能使受访者感到轻松一些。但是，在电话访谈中，访谈者无法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因此很难判断对方的“真实”态度和情绪。因此，我的建议是，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间接访谈的方式。如果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研究者又在这之前已经与被研究者进行过多次面对面的访谈，对对方的形象、神态、语气和动作等非言语行为都有所了解，也可以适当地采用电话访谈的形式。另外，如果研究者在与对方进行了多次直接接触以后，发现自己对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楚(特别是一些不太复杂的事实性问题)，而此刻又没有机会与对方见面，也可以通过电话向对方询问。但是，如果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研究中一些重大的概念性问题，访谈者最好还是想办法与对方面谈。 再次，根据受访者的人数，访谈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个别访谈和集体访谈两种情况。个别访谈通常只有一名访谈者和一名受访者，两个人就研究的问题进行交谈；而集体访谈可以由一到三名访谈者和六到十名参与者组成，访谈者主要协调谈话的方向和节奏，参与者自己相互之间就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有关这种访谈的具体实施步骤，详见第十四章）。在个别访谈中，受访者可以得到访谈者较多的个人关注，有较多的机会与访谈者交流，因此可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比较深刻的挖掘。由于只有访谈者一个人在倾听自己的故事，受访者可能感到比较放松，不像在公众场合那样不愿暴露自己的隐私(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受访者必须信任访谈者)。与个别访谈相比，集体访谈可以为参与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调动大家对有关问题进行争论，对“事实”和“知识”进行集体性建构。由于人们在集体环境中的表现往往与个人独处时不太一样，集体访谈还可以为访谈者提供一个机会，观察参与者在集体互动中的行为表现。在质的研究中，个别访谈和集体访谈可以结合起来使用。就像结合使用正规型访谈和非正规型访谈一样，结合使用个别访谈和集体访谈也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丰富性和“可靠性”。从不同环境中获得的研究结果可以相互充实、相互验证，从多重角度对研究的现象进行透视。 此外，根据访谈的次数，访谈还可以分成一次性访谈和多次性访谈。一次性访谈通常内容比较简单，主要以收集事实性信息为主；多次性访谈则通常用于追踪调查，或深入探究某些问题(特别是意义类问题), 可以有一定的结构设计，逐步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由事实信息到意义解释。在质的研究中，如果不是特殊情况，研究者都提倡进行多次访谈。第一次访谈往往是研究者与对方建立关系的好机会，通常只能了解受访者一些一般的情况，很难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此外，研究者在第一次访谈以后可能发现其中提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事件需要进一步澄清，而多次访谈可以为此提供更多的机会。美国学者塞德曼(I. Seidman, 1991)认为，如果要就有关问题对受访者的经历和看法进行比较深入的了解，起码应该进行三次访谈。第一次访谈主要粗略地了解一下受访者过去的经历，访谈的形式应该绝对开放，以受访者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第二次访谈主要就研究的问题询问受访者目前有关的情况，着重了解事情的有关细节。第三次访谈主要请受访者对自己行为的意义进行反省和解释，重点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对受访者的反应进行探索，在受访者的行为、思想和情绪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塞德曼的模式只是很多模式中的一种，我们可以采取其他不同的方式。但是，不论进行多少次访谈，一个应该遵循的原则是：收集的资料要尽可能达到饱和状态。如果我们在后续访谈中得到的资料只是对以前收集到的资料的重复，那就说明访谈的次数已经够了。 虽然访谈的形式多种多样，对访谈形式的选择应该依研究的问题、目的、对象、情境和研究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不同的方式。例如，如果某一项研究课题希望对某商店里的服务员就“优秀服务员”的定义进行调查，研究者可以采取正规与非正规访谈、个别与集体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该店的服务员进行面对面的、多次而又深入的、先开放后半开放型的访谈。而如果该店一位十分重要的服务员恰好在外地出差，而研究者又不得不在她/他返回之前听取她/他的意见的话，可以进行电话访谈。同时采取这些不同的方式对该店的服务员进行访谈不仅可以从多方渠道收集资料，而且可以起到相关验证研究结果的效果。服务员们在集体场合不好说出口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在个别访谈中披露出来，而那些在正规访谈中被认为敏感的话题可以在非正规场合进行探讨。
第三节 访谈前的准备工作
在访谈开始之前，研究者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通常包括：抽取访谈对象、确定访谈的时间和地点、建立访谈关系、设计访谈提纲等。第六章已经对研究对象的抽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只对其他部分进行探讨。
一、确定访谈的时间和地点
一般来说，访谈的时间和地点应该尽量以受访者的方便为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对受访者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受访者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里感到轻松、安全，可以比较自如地表现自己。假设，如果一位女受访者被邀到研究者与其同事共用的一间办公室里谈自己最近离婚时的痛苦心情，她不仅在谈话时会表现得局促不安，而且会担心自己的隐私被办公室里其他的人宣扬出去。如果她可以在下班以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家里接待研究者，她的心情可能会轻松得多，谈起话来也不会像在办公室里那么瞻前顾后。当然，如果她的家里人员太多(如与母亲和儿子同住一套公寓),她也许希望选择一个公共场所来进行访谈。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考虑选择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避免过多的人员来往以及噪音的干扰。
研究者在与受访者初次接触时，还应该就访谈的次数和时间长短与对方进行磋商。一般来说，一个比较充分的收集访谈资料的过程应该包括一次以上的访谈；每次访谈的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以上，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与研究者交谈两个小时以上往往会使受访者感到十分疲劳，如果不及时打住可能会使受访者对讨论的话题产生厌倦情绪，甚至可能认为研究者“不近人情”。如果受访者产生了不满情绪，其思维活动有可能趋于缓慢乃至停滞——这显然不利于研究者今后进一步与受访者合作。当然，如果受访者自己兴趣盎然，希望在两小时以后继续交谈，访谈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这种时候，访谈者应该密切注意对方的神情，并且不时地用言语或动作表示访谈已超过约定的时间，如果对方愿意的话可以随时结束。
二、协商有关事宜
访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而访谈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就有关事宜达成的共识。一般来说，访谈者在访谈开始之前就应该向受访者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课题，并且就语言的使用、交谈规则、自愿原则、保密原则和录音等问题与对方进行磋商。
访谈者在向受访者介绍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应该告诉对方他们是如何被选择作为访谈对象的，自己希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哪些情况。访谈者应该尽量做到坦率、真诚，尽自己的可能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帮助对方消除疑虑。访谈者应该向受访者本人表示高度的兴趣，通过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向对方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自己不仅仅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有关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方这个人；对方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很希望了解这个“人”；自己是一名“学习者”，希望从受访者那里“学”到经验；因此希望对方积极配合，毫无保留地对自己这名“学生”进行“指导”。与此精神相一致的是开放型访谈的交谈风格：访谈者在一开始就应该鼓励受访者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明确地告诉对方可以随时打断自己的谈话。
此外，在访谈开始之前，访谈者应该再次向对方许诺志愿原则，说明在研究的过程中受访者有权随时退出，而且不必对研究负任何责任。同时，研究者应该向受访者作出明确的保密承诺，保证对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保守秘密。如果在研究报告中需要引用受访者提供的资料，研究者将对所有的人名和地名使用匿名。
如果受访者的语言是访谈者不熟悉的，访谈者要尊重受访者的语言表达方式，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个人的母语往往离自己内心的情感最近，最容易用来表达自己深层次的思想和感受，因此访谈者应该努力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雇用翻译。同时，访谈者应该学会用受访者习惯的语言方式提问题，而不应该要求对方用自己熟悉的表达方式来交谈。
在访谈开始之前，访谈者还应该与受访者探讨是否可以对访谈进行录音。一般来说，如果条件允许而受访者又没有异议的话，最好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由于开放型访谈强调使用受访者自己的语言对他们的意义进行分析和再现，因此录音可以帮助研究者日后分析资料和撰写报告。此外，录音还可以使访谈者从记笔记的负担下解放出来，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受访者身上。访谈者全神贯注不仅有助于自己与对方共情，而且可以使受访者感到自己所说的内容十分重要，因此而愿意开放自己，与对方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在有的情况下，录音机还可能成为促使交谈双方接近的媒介。比如，朱克曼(1982:367)在对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进行访谈时，她的录音机碰巧很漂亮，结果许多受访者都问及它的性能和价值，还有的人对它的录音效果表示关切。在这种情况下，录音机成了她与受访者开始交流的一个十分自然而又便利的话题。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录音也会产生负作用。如果良好的访谈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受访者感到不安全，录音有可能使他们感到紧张不安，甚至选择隐瞒那些今后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不利后果的信息。另外，有的受访者可能觉得谈话被录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可能今后“名垂千古”，因此在谈话的时候尽量使用正规的、堂而皇之的语言，不愿意使用自己日常使用的语言。此外，虽然大多数质的研究者认为录音十分重要，但是也有研究者不习惯录音。他们说，录音使自己变得懒惰，因为想到事后可以听录音带，访谈时便不强迫自己对访谈内容进行即时的记忆(Champaigne,1996)。结果，访谈时他们的思维变得迟钝，不能敏锐地捕捉住受访者的语言和思路，当然就更谈不上对访谈的内容进行即时追问了。 然而，如果访谈者不录音的话，有的受访者可能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似乎自己提供的信息不够重要，不必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我本人最近就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就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女工的工作情况对我进行访谈时，事先没有与我讨论是否需要录音的问题。当交谈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对方慌慌张张地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还不时地停下来打断我的话，询问一些细节。作为一个不仅访谈过很多人而且接受过很多次访谈的人，我对她这种窘态实在是感到“惨不忍睹”，情不自禁地问她：“你需要录音机吗?”她对我的问话好像如释重负，马上表示愿意接受我的给予。结果，我(一名受访者)不仅为我的访谈者提供了一部录音机，而且还免费提供了一盘录音带。当然，撇开我是否对自己的谈话内容被“永久地”录了下来而感到欣慰，起码我对这位访谈者连问都不问我是否愿意录音感到十分不满。这次经历给我的教训是：不管受访者是否愿意接受录音，访谈者一定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如果对方拒绝了，那是对方的权利。作为研究者，我们起码应该给对方一个选择的机会。
三、设计访谈提纲
虽然开放型和半开放型访谈要求给受访者较大的表达自由，但是访谈者在开始访谈之前一般都会事先设计一个访谈提纲。这个提纲应该是粗线条的，列出访谈者认为在访谈中应该了解的主要问题和应该覆盖的内容范围。访谈问题与研究问题不一样，后者是从研究的现象提炼出来的、研究者尚有疑问的问题，而前者是为了回答后者而设计的问题。因此，访谈问题应该明白易懂、简要具体、具有可操作性。访谈提纲应该尽可能简洁明了，最好只有一页纸，可以一眼就全部看到。
访谈提纲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舞台提示，在访谈中只是起一个提醒的作用，以免遗漏重要的内容。因此，访谈者在使用访谈提纲时一定要保持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访谈的具体形式应该因人、因具体情境而异，不必拘泥于同一程式，也不必强行按照访谈提纲的语言和顺序提问。如果受访者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还没有提到访谈者在提纲中列出的重要问题，访谈者可以询问对方。访谈提纲应该随时进行修改，前一次（或者是对前一个受访者）访谈的结果可以为下一次（或者是对下一个受访者）的访谈设计提供依据。
通常，访谈者在设计访谈提纲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访谈问题比较适合受访者的实际情况，往往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猜测。因此，访谈提纲中列出的问题应该尽量开放，使受访者有足够的余地选择谈话的方向和内容。在我的教学中就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可说明这个问题。在一次课堂访谈练习中，我要同学们当场访谈一位在美国生活了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最近回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研究的问题是“留学生回国后的文化适应”。首先，全班同学利用一堂课的时间设计了一个访谈提纲，先分组讨论，然后一起商议，列出了大家认为比较重要的访谈问题。在这个访谈提纲中，第一个问题是：“您回国以后感觉怎么样?”这是一个开放型的访谈问题，可以给受访者足够的机会谈自己的感受。但是，在讨论中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位留学生在美国生活了十年以后才回国，各方面一定很不适应，因此大家设计了很多子问题，就受访者可能有的各种不适应的情况进行追问，如：“您回国以后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吗？比如说，住房？工资？工作条件？交通？空气？食品？孩子上学?”然后，全班同学经过个人自荐、全班通过的办法选出了一位访谈者。下节课开始，受访者进来，双方坐下以后便开始了正式访谈。访谈者问了对方第一个开放型问题以后，对方立刻爽快地回答：“我回国以后很适应，没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全班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显得非常吃惊的样子。十五分钟访谈结束后，受访者退去，同学们开始就刚才的访谈进行讨论。在场的很多同学都说，受访者的第一个回答使他们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对方会如此做答，他们都暗暗地为那位担任访谈者的同学捏一把汗，不知道下面她该怎么问。访谈者说，她自己也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由于大家的猜测失误，访谈提纲里准备的那些追问的问题一个也没用上。从这个例子得到的教训是：不论是在设计访谈提纲还是正式访谈时都应该尽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准备接受受访者不同的反应，然后按照对方的思路深入下去。在上面的访谈中，访谈者虽然使用了一个非常开放的问题作为开头，但是由于自己(以及全班同学)的前设太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太“偏执”，结果没能跟上对方出乎意料的回答。
第四节 其他注意事项
除了选择合适的访谈类型、了解访谈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具体作用、做好访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外，访谈者还要考虑如下几方面的问题：对访谈内容进行笔录、观察并解释交谈双方的非言语行为、选择合适的方式结束访谈。（具体的访谈实施，如提问、倾听和回应，将在下面三章详细进行讨论）
一、访谈记录的方式
访谈记录在质的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质的研究的目的是捕捉受访者自己的语言，了解他们建构世界的方式，因此受访者的谈话最好能够一字不漏地被记录下来。如果可能的话，访谈者应该对访谈进行现场录音或录像。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访谈者应该对访谈内容进行详细的笔录。
现场笔录一般有四种方式：内容型记录、观察型记录、方法型记录和内省型记录。“内容型记录”记的是受访者在访谈中所说的内容，这种记录在无法录音的情况下尤其重要。“观察型记录”记下的是访谈者看到的东西，如访谈的场地和周围的环境、受访者的衣着和神情等。“方法型记录”记的是访谈者自己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对受访者、访谈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内省型记录”记下的是访谈者个人因素对访谈的影响，如性别、年龄、职业、相貌、衣着、言谈举止、态度等。
有时候，访谈者可能认为受访者所说的话已经“离题”了，没有记录的必要。但是过后在分析资料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那部分资料实际上非常有价值。一般来说，在访谈初期，访谈者很难知道哪些资料有用，哪些资料没有用。因此，最好的预防措施是：记下所有的事情。
然而，过多的现场笔录有可能影响到访谈的质量和研究关系。如果访谈者低头忙于记笔记，受访者可能感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访谈者自己也很难从对方的表情捕捉到重要的信息。结果，访谈者可能显得思维迟钝，不能很快地对对方所说的内容做出回应。而为了弥补这一点，访谈者往往身不由己地加快问话的速度，结果使访谈的质量进一步下降(Whyte, 1982)。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可能听不清楚对方的问题，或者被对方心神不宁的样子弄得忐忑不安。 因此，访谈者与其急匆匆地试图记下所有的内容，不如发明一些自己看得懂的速记方法，在访谈进行时对谈话内容进行速记，然后等访谈结束后再找机会将细节补充进去。详记的时间应该越早越好，在记忆尚未消失之前立刻进行。通常，访谈者事后做记录时往往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对谈话内容进行总结和概括，容易忽略说话者自己的语言和说话的方式。因此，访谈者在事后补充记录时一定要注意将自己放回到访谈的情境之中，身临其境地回忆当时受访者所说的原话。比如，我在对辍学学生进行调查时，他们自己以及家长对辍学所用的词语是“不读了”，他们的老师所用的词语是“不上学了”。因此，我在对资料进行整理时注意使用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而没有使用学术界常用的“失学”乃至“辍学”这种文绉绉的表达方式。
二、访谈中的非言语行为
访谈中交谈双方除了有言语行为，还有各种非言语行为，如外貌、衣着、打扮、动作、面部表情、眼神、人际距离、说话和沉默的时间长短、说话时的音量、音频和音质等。双方的非言语行为可以提供很多重要的、言语行为无法提供的信息。根据拉康的观点，在两个人进行对话时，至少总是存在一个“第三参与者”，这个第三者就是嵌入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术语、行为等各种非言语代码(马尔库斯，费彻尔，1998:54)。交谈双方的非言语行为可以比言语行为更加有力地表现双方的态度、关系以及互动的状态。
受访者的非言语行为不仅可以帮助访谈者了解对方的个性、爱好、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而且可以帮助访谈者理解他们在访谈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一般来说，受访者在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出相应的非言语行为，如高兴时会笑，痛苦时会哭。如果受访者的非言语行为与其语言表达之间不相吻合（如谈到痛苦的心情时脸上的表情却是在笑），这便为访谈者了解受访者的人格提供了可见的依据。因此，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可以对受访者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进行观察，同时做一些简短的记录。录音往往无法记录下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即使有录音，访谈者也应该同时对这部分信息进行笔录。例如，朱克曼(1982:368)在访谈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就注意通过对方的一些非言语行为来了解对方的态度。比如，在一次访谈开始时，受访者坐在轮椅上，离她大约四英尺，接着他就开始往后撤。到访谈结束时，他离开原来的位置至少有十英尺。朱克曼注意到这是对方对访谈不感兴趣或怀有敌意的一种暗示，因此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办法来改善双方的关系。
访谈者本人的非言语行为(如服饰、打扮、动作、表情和目光等)也会对访谈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访谈者的穿着如果与受访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可能会使对方感到不舒服，从而影响对方与自己合作。如果访谈者的形体动作过于频繁、目光左右环顾、表情过于夸张，也可能使受访者受到干扰，不能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比如，我曾经接受过一位美国教育学家的访谈。当我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她的表情是如此地惊恐万状，似乎她不能理解我这样的中国人是如何活下来的。也许，她做出这样的表情是为了向我表示同情，但是她这种不可理解的神情使我觉得她没有能力理解我所说的事情，因此也就不想继续向她述说下去了：
另外一类交谈双方都可能使用的非言语行为包括在访谈时使用辅助工具，如绘画、照片和分类卡片等。这些投射型工具可以刺激受访者的感觉器官，帮助他们从其他的角度看待正在讨论的问题。比如，绘画可以付诸受访者的视觉感受，激发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照片可以唤醒记忆，使受访者产生联想和想像；为研究特意设计的分类卡片可以帮助受访者对某些概念进行命名和分类。访谈者在使用这些辅助工具时不仅可以运用自己的非言语行为（如画画儿、写字），而且可以观察对方的非言语反应（如大笑、皱眉头、表示惊奇等）。
三、访谈的收尾工作
访谈应该在什么时候结束？——这是质的研究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一般的建议是：访谈应该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因此如果访谈已经超过了事先约定的时间、受访者已经面露倦容、访谈的节奏变得有点拖沓、访谈的环境正在往不利的方向转变（如受访者有客人来访）等，访谈应该立刻结束。访谈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在适当的时机结束访谈。
有时候，有的访谈新手希望在一次访谈中获得所有希望获得的信息，结果任意延长访谈时间，不能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访谈。这样做对访谈的关系极为不利，容易使受访者产生“受剥削”的感觉。有时候，由于访谈者自我暴露太少，受访者不知道对方对已经提供的信息是否感到满意，结果(往往是出于好心)按照自己的猜测不停地说下去。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访谈时间可能被无限制地延长，访谈者失去了控制，而受访者过后也可能因耽误自己过多的时间而感到不快。
访谈应该以什么方式结束？——这也是质的研究者经常询问的一个问题。通常的建议是：尽可能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结束。访谈者可以有意给对方一些语言和行为上的暗示，表示访谈可以结束了，促使对方把自己特别想说的话说出来。比如，访谈者可以问对方：“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您对今天的访谈有什么看法？”如果必要的话，访谈者还可以做出准备结束访谈的姿态，如开始收拾录音机或笔记本。为了给结束访谈做一些铺垫，访谈者也可以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如询问对方：“您今天还有什么活动安排？”“您最近在忙什么？”如果受访者在此时对研究仍旧表现出疑虑，访谈者可以再一次许诺自愿原则和保密原则。如果本研究需要对同样的受访者进行多次访谈，访谈者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对方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然，对所有的受访者，访谈者都应该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表示自己真诚的感谢，为他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对自己的信任以及他们愿意进行自我探索的勇气(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做)。
综上所述，访谈是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收集资料的方式。访谈与日常谈话不一样，是一种有目的的研究性谈话。但与此同时，访谈又可以作为一种言语事件，其本身的存在和作用便可以作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现象。在质的研究中，访谈发挥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收集”资料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交谈双方共同“建构”和共同“翻译”社会现实的过程。因此，质的研究中的访谈不能仅仅依靠访谈者运用个人的技艺，而且还需要访谈者理解访谈的作用、把握访谈的情境、对研究关系有足够的意识。虽然本章对访谈的程序（如准备工作、记录方式、非言语行为、收尾的策略等）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而且下面四章将对访谈的具体实施（如提问、倾听、回应、组织集体访谈等）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但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是：访谈的成功不仅需要访谈者将自己的“心”打开，而且需要想办法让受访者打开自己的“心”。只有“心”与“心”之间进行交流，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心”的深处；而对“深处”进行探究才是访谈的真正使命。
第十一章 访谈中的提问
——我想知道什么？
在上一章里，我们讨论了访谈的定义、类型、作用、准备工作、记录和收尾方式等，下面的三章将分别讨论访谈实施中三个主要的工作：提问、倾听、回应。访谈的实施可以被认为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但是它们在实际操作时其实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回应的方式就是提问的方式，只是前者更加强调与受访者前面所说内容之间的联系，而后者更多地出自访谈者自己的筹谋(agenda)。质的研究要求访谈者的提问始终与受访者前面所说的内容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问与回应几乎可以说是一回事。而倾听则对提问和回应都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因为不会倾听就不会回应和提问。访谈者如果听不到受访者的真实意图，根本就无法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也就不可能对对方的意图做出积极的回应和进一步的探询。本书将访谈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开来进行讨论，主要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 此外，很多来自研究实地的经验表明，访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访谈者个人素质及其与受访者之间关系的影响，访谈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访谈者使用的具体技巧。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名成功的访谈者，不仅需要学习一些必须的访谈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理解他人、关心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本书对访谈技巧进行讨论，只是为访谈者提供一个对自己的具体行为进行检验和反省的机会。这种一点一滴的对自己实践活动的反思也许可以最终汇入我们为提高自己全面素质所作的努力之中。
第一节 提问的基本原则
在访谈中，访谈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提问题，因此“问”在访谈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提问题的方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比如研究问题的性质(如公开或隐私话题)、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的个性、年龄、性别、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如信任程度、相互喜欢程度）、访谈的具体情境（如公共场合或私下交谈）等。因此，访谈者应该学会随机应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方式提问。如果研究的问题属于敏感性话题，访谈者应该十分谨慎，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如果受访者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谈，访谈者可以多问细节，以此启发受访者做出回应。如果访谈关系尚未建立起来，访谈者应该避免直接询问个人隐私，等到关系融洽了以后再试探性地进行询问。
“在访谈中如何开始说第一句话?”——这是访谈新手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回答可以有很多种，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尽可能自然地、结合受访者当时的具体情况开始谈话。比如，访谈者可以先与受访者聊聊天，询问一下对方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和生活工作情况。如果合适的话，双方也可以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如球赛、国家大事、衣着等)先闲聊一会儿。如果访谈者走进访谈的地点(如受访者的家)时对方正在做事(如做作业、缝衣服、看电视), 访谈者也可以就这些事情与对方开始交谈，如：“你在做什么作业呀?”“你缝的衣服真漂亮!”“电视上有什么节目啊?”访谈者这么做可以使气氛变得比较轻松，增进双方的情感交流，消除(或减少)双方心理上的隔膜。一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访谈者就可以开始正式提问了。
第二节 访谈问题的类型
访谈者提的问题可以千变万化，依研究的问题、访谈者的习惯、受访者的个性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境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希望对访谈问题进行分类的话，我认为可以大致分成开放型和封闭型、具体型和抽象型、清晰型和含混型三组类型。不同的问题类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受访者的言语行为，不仅对他们回答内容的范围和长度，而且还会对整个访谈的风格有所限定。
一、开放型与封闭型问题
开放型问题指的是在内容上没有固定的答案、允许受访者作出多种回答的问题。这类问题通常以“什么”、“如何”和“为什么”之类的词语为语句的主线，如：“您对高校入学收费有什么想法？你们学校是如何收费的？你们学校为什么这么收费？”而封闭型问题指的是那些对受访者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均有严格的限制、其回答往往只有“是”或“不是”两种选择的问题，因此这类问题又被称为“是或否问题”，比如：“您认为高校入学收费合理吗？你们学校对每个学生都收费吗？是不是国家有规定要求这样收费？”
很显然，在开放型访谈中，封闭型问题应该尽量少用。开放型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受访者看待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想法，因此访谈问题不仅在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应该灵活、宽松，为受访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留有充分的余地。而封闭型问题首先在结构上就限制了回答者的选择，使其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在上例中，当访谈者问对方：“您认为高校入学收费合理吗？”对方只能说“合理”或“不合理”。尽管受访者可能对高校入学收费的问题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如“对富裕家庭的孩子而言，收费是合理的；对热门专业来说，收费也是合理的”等），但是如果访谈者不继续追问的话，对方只能就此打住。这类提问获得的信息量类似于书面问卷，没有发挥面对面开放型访谈的优势。
封闭型问题不仅在形式上对受访者的回答有所限定，而且在内容上也严重地限制了受访者的思路。这类问题往往带有提问者个人自己的定见或“倾见”，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对事物的概念定义和分类方式强加给对方。例如，如果访谈者问一位受访者：“你认为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性格，内向还是外向？”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将人的性格分成了两类：“内向”或“外向”，而受访者也只可能在这两者之间作一个选择。可是，这位受访者很可能不使用“内向”和“外向”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人的性格；或者，即使他/她平时使用这样的词语，但是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可以被放入其中一类。他/她也许认为自己在某些场合（如上班、社交活动时）表现得比较“内向”，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如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时）却表现得比较“外向”。当访谈者提出这样一个先人为主的问题时，他/她很可能不知如何作答，随便搪塞一下说“内向”或“外向”。也许访谈者对他/她来说是一位“权威人物”，在这之前他/她曾经受到对方的暗示，说他/她的性格有点“害羞”，因此而“不得不”（甚至是无意识地）回答说“内向”；也许他/她心里对这个问题不太满意，可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心里觉得挺别扭。如果访谈者连续不断地问这类封闭型的问题，他/她可能会感到自己被强迫放到了一个被动的位置，因此而渐渐失去谈话的兴趣。
虽然访谈者应该尽量使用开放型问题，但是使用这类问题时也必须考虑到受访者的个人特点。有时候，问题过于开放，或者开放的问题过多，受访者可能会对对方的意图感到迷惑不解，因此而产生心理上的焦虑。比如，怀特(1982)在一家餐馆里研究人际关系时，对每一位餐厅服务员都使用了一个类似下面这样的“非指导型问题”:“请告诉我，您认为在您的工作中什么事情比较重要，而您又对此比较关心?”结果，他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这些受访者好像被这种过于开放的问题弄得十分不安，不知道对方究竟想干什么。由于访谈者所提的问题过于开放，给对方留的余地过多，对方不能有针对性地作出回答。我本人对一些小学生进行访谈时，也曾发现类似的问题。如果我问一位小学生：“你对学校有什么感觉？”他/她会抬起头来，十分疑惑地望着我，好像我是一个从外星球上下来的怪物似的。而如果我改变提问的方式，问这位小学生：“你喜欢上学吗？”他/她可能会回答：“喜欢。”然后，如果我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喜欢？”“学校里什么事情你最喜欢？”“能多告诉我一些你们学校的事情吗？”这位小学生的反应会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因此，如果受访者对过于开放的访谈结构不习惯（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小的受访者身上），访谈者可以考虑适当地问一些封闭型的问题。通过这类问题，访谈者可以为对方确定一个思考的基本方向（但不是具体的内容）。
除了引导方向以外，在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下访谈者也可以适当地使用一些封闭型问题。比如，访谈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访谈者希望对自己的某个初步结论进行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此类问题因其明确的导向性也被称为“导向型问题”，其主要目的是引导受访者往访谈者希望探讨的方向走。比如，如果访谈者发现某大学很多学生都对学校食堂的伙食不满意，希望在访谈中明确地知道是不是所有被访的大学生都有这类看法，那么他/她可以直接问每一位受访者：“你对学校食堂的伙食满意吗？”有时候，访谈者甚至可以故意使用一个与目前发现的“事实”相反的陈述，有意邀请对方对此进行纠正，以求从不同侧面来检验自己的初步结论(Sullivan,1954)。比如，如果访谈者明明知道某大学内大部分学生都对食堂的伙食不满意，但是在访谈时故意问被访的学生：“你对学校食堂的伙食很满意吧？”以此来邀请对方对这个问题进行反驳。另外一种具有导向性的封闭型问题被称为“控制型投射”即：使用别人的意见或在别的情境下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对受访者进行检验(Whyte,1982)，比如：“你们学校有的同学认为食堂的伙食很不错，不知你的意见如何？”或者“我访谈过的中文系的几位同学都认为食堂的伙食很不好，不知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当然，使用这种检验性封闭型问题有一定的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对受访者的误导。由于访谈者在很多情况下都出于权力的高位，提出的问题中所隐含的思维倾向很容易影响到受访者的回答。因此，使用这类问题时一定要十分谨慎，不到迫不得已时不要使用。如果一定要用，也应该控制在访谈的后期进行(个别特殊情况除外，如上面所谈的受访者不习惯过于开放的访谈结构)。一般来说，如果访谈者在前期成功地使用了开放型访谈结构和开放型问题，受访者通常在访谈结束之前便覆盖了访谈者希望了解的所有情况。如果受访者在结束时还没有谈及一些访谈者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访谈者可以采用相对封闭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比较有针对性的提问。
二、具体型与抽象型问题
从所期待的回答内容来看，访谈的问题还可以分成具体型和抽象型。前者指的是那些询问具体事件(特别是事情的细节)的问题，如：“昨天在你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发生的？当时都有谁在场？在场的人都说了(做了)什么?”后者则具有较高的总结性和概括性，如：“你们学校的学生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上课迟到？你们平时下课时都干些什么？现在的中学生最喜欢看什么课外书籍?”具体型问题有利于受访者回到有关事件发生时的时空和心态，对事件的情境和过程进行细节上的回忆或即时性建构。抽象型问题则便于对一类现象进行概括和总结，或者对一个事件进行比较笼统的、整体性的陈述。
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受访者个人的独特经历和想法或者探寻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访谈者应该尽量使用具体型问题。总的来说，抽象型问题应该尽量少用，因为受访者对这类问题往往容易凭自己的印象想当然，作出的回答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由于思维理性化的影响，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在理性层面探讨问题，不习惯落实到具体的实处。如果访谈者使用过干理性化的问题，受访者也会倾向于作出理性化的回答，而这样的回答通常不能“真实地”表现说话人思维和行动的具体方式。比如，如果访谈者问一位新郎：“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与你爱人结婚的？”这位新郎可能感到无从答起。而如果访谈者问：“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在一起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什么？”“后来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如何确定恋爱关系的？”“是谁提出来要结婚的？”“双方如何决定结婚的？”“你们双方的家人是如何看待你们的关系的？”等等。对于这类问题，这位新郎也许会告诉对方很多有趣的故事。而通过对这些故事情节的分析，访谈者可以得出比较“真实可靠”的、不仅仅局限干因素分析的结论。
所以，如果一项研究课题是以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话，访谈者不应该总是直接向受访者问以“为什么”这样的词语开头的访谈问题。当人们回答一个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在理性层面上作因果分析，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的理性、线形或简单。比如，当上述例子中那位新郎被问及“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决定与你爱人结婚的”这个问题时，他可能马上想到：长相？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个性？双方是否般配?……而实际情况也许并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发生的。也许这位男青年与他的爱人恰巧是同班同学，他们在一起学习时不知不觉地就产生了爱情。他当时并没有因为某些“原因”而喜欢上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结婚的时间或行动。他们的恋爱和结婚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和具体的细节。因此，访谈者应该首先把“为什么结婚”这个问题“掰开”，将各个部分“打碎”，然后再从具体的细节着手对他们结婚的前因后果进行情境化的、过程化的、多角度的分析。
当然，几乎所有的研究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问题不是不应该研究抽象的问题，而是应该在访谈的过程中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然后在归纳的基础上再进行分析层次上的抽象。如果直接从抽象到抽象，访谈者是不可能获得“真实”、生动的访谈内容的。如前所述，访谈的问题与研究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研究的问题通常比较抽象，而访谈的问题则应该比较具体，抽象的研究问题应该通过具体的访谈问题而体现出来。
具体型问题不仅可以“掰开”抽象的研究问题，帮助访谈者了解事情的细节、情境和过程，而且还可以调动受访者的情绪和情感反应。一般来说，人的情感往往与具体事件密切相关，当事件的具体细节在受访者的意识中栩栩如生时，受访者比较容易回到当时的情境氛围之中。因此，向受访者询问比较具体的问题可以引导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可见、可触、可闻的细节上，以此将他们浸润在其中的情感引发出来。例如，在我的一项对留美中国学生的调查中，一位受访者在谈到自己与美国同学的交往时总是说：“我感觉不错。”当我进一步问他：“‘感觉不错’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就是感觉很好。”我发现自己这种询问方式很难使他接触到与美国同学交往时的具体感受，于是改变了提问的策略：“你们在一起都于些什么？”结果，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曾经在一起栽花除草，当他们俩一边于活一边聊天时，他感到与那位同学“十分亲近”，心情也“很愉快”。在叙述具体故事的过程中，他的“愉快”心情便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了。我发现这种方法对男性受访者特别有效，因为相对女性来说，男性往往更加难以直接表露和描述自己的情感。
有的受访者在回答问题时习惯于使用时下流行的口号式语言，有意无意地用很多大道理来美化、标榜或贬低自己。特别是当受访者认为访谈者有一定的“来头”，是上级机关派来进行调查时，他们更加习惯于用比较正规的、被社会规范所接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根据美国组织行为研究专家阿吉里斯(1985)的理论，每个人至少有两套行为指导理论，一套是自己认为应该如此的理论，一套是自己在实际行动中遵循的理论。比如，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与人交往时应该“重义轻利，不计回报”，但是在实际交往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因此，访谈者应该注意到这种普遍的“人格分裂”倾向，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了解受访者个人“真实的”行为和意义解释。比如，在访谈时，访谈者与其问：“您认为人与人交往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不如仔细询问受访者在与朋友、同事、邻居之间具体礼尚往来的细节。如果只是与受访者就做人的标准泛泛而谈，访谈者很可能只会得到一些理论上的皮毛，而无法深入到对方的日常行为和内心世界。
对上述理性化的、泛泛而谈的现象，访谈者除了直接询问受访者个人的行为和想法以外，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迂回的方式来获得相对“真实”的信息。比如，访谈者可以询问对方他们周围的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行为方式，通过观察对方谈论他人时所使用的语气和词语来了解其“真实”态度。沿用上例，访谈者可以问受访者：“您的邻居是如何与人交往的？您的同学是如何与人交往的？您的家人呢？您的妻子(丈夫)呢？您的孩子呢？您对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看法？您对他们做的事情有何评价？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如何评价您的行为？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您？”通过看待别人、评价别人以及从别人的角度来分析同一问题，受访者在视觉上和心理上与所谈论的对象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因此可能谈论得比较“客观”、“真实”、具体一些。
有时，即使访谈者使用的是具体型问题，但是受访者出于习惯或某种外在的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具体情况，而选择使用抽象的语言作出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坚持不懈地使用具体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在访谈的不同时刻、用不同的办法进行追问。比如，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在对中国农村的计划生育问题进行调查时间被访的妇女：“您有几个孩子?”有两个孩子以上的母亲通常回答说：“我们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于是，访谈者采取了迂回的方式继续追问：“您有兄弟姐妹吗?”(答：“有”)“他们每个人有几个孩子?”(答：“两个”或“三个”)“您有多少个侄儿侄女?”(答：“四个”)“他们各是谁的孩子?”(答：“我姐姐和妹妹的”)或者问：“您的邻居有几个孩子？你们村总共有多少人家？村里总共有多少孩子？村办小学里有多少学生？每个年级有多少学生？每个班有多少学生?”等等。通过这种迂回的询问方式，访谈者对本地计划生育的现状获得了相对“真实”的了解。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受访者在对具体细节的描述中所(无意)透露出来的态度和事实通常比他们自己(有意)声称的要“真实可靠”一些。
三、清晰型与含混型问题
从语义清晰程度上来看，访谈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分成清晰型问题和含混型问题。前者指的是那些结构简单明了、意义单一、容易被受访者理解的问题；而后者指的是那些语句结构复杂、叠床架屋、承载着多重意义和提问者个人“倾见”的问题。比如：“你今天是几点钟到校的?”就是一个清晰型问题，问题比较明确，只问“到校时间”这一个问题。而“你今天什么时间、和哪几个同学一起到校的？到校以前是不是和这些顽皮的同学跑到附近的游乐场去转了一圈?”就是一个含混型问题，不仅询问“到校时间”、“到校时的状况”和“到校前的行为”，而且包含对对方有关行为的指责和批评。
通常，清晰的问题因其意义明了，往往容易获得同样清晰的回答；而含混的问题因为意义重叠不清，容易得到同样含混的回答。比如，如果访谈者问受访者：“怎么样?”对方的回答多半是：“还可以”或“不怎么样”。而如果访谈者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受访者的回答可能是：“比较愉快”或“不太好”。很显然，“比较愉快”比“还可以”、“不太好”比“不怎么样”在语义上要清晰一些；但是，“愉快”、“不太好”对这位受访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回答仍旧没有提供明确的解释，还有待访谈者使用更加清晰一些的问题来进行详细、具体的提问。
含混的问题不仅因为意思含混，有时还因为问题中包含一层以上的意思而给受访者的回答带来困难。受访者受到一连串问题的“轰炸”之后会感到头脑发蒙，不知从何答起，结果往往出于记忆规律只抓住了问题中的最后一层意思，只就这一部分作答。比如在上面有关含混问题的例子中，被访的小学生可能只记住了该问题的三个部分中的最后一个部分“到校以前是不是和这些顽皮的同学跑到附近的游乐场去转了一圈?”而把前面的部分统统忘记了。而这个部分不仅是一个封闭型问题，而且还隐含了访谈者自己强烈的价值判断。因此，被访的小学生只可能被迫回答“是”或“不是”，根本没有机会对访谈者的“倾见”进行反驳(也许他根本就不认为这几位同学“顽皮”)。
一般来说，访谈者提问的方式、词语的选择以及问题的内容范围都要适合受访者的身心发展程度、知识水平和谈话习惯，要能够使对方听得懂。如果对一位儿童使用大人腔，对一位老农大谈相对论，便不是十分合适的谈话方式。总的来说，在访谈中应该遵循口语化、生活化、通俗化和地方化的原则，尽量熟悉受访者的语言，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谈。访谈毕竟是一种类似(虽然不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口头交谈，不宜使用过于艰深的书面用语和专业行话。通俗化的口语更容易接触受访者的心灵深处，更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能表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也更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学术界的行话往往令受访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访谈者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曾经遇到过这类问题。我在美国学习了四年以后回到中国了解中国大学生的交友方式，在访谈时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交朋友对你的个人成长和自我认同有什么影响?”结果，我发现，被访的大学生几乎个个面露疑色，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通过与他们进一步交谈，我才意识到，我使用的“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和“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这些词语都是十分“西化”的表达方式，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由于我在美国受了几年教育，我的研究设计又是用英文写成的，结果我的思想也因此而变得含混不清了。从那以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提问方式：“交朋友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作用？朋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仍旧有点“洋”味儿，但是在意思上起码可以让对方听懂了。而让受访者听懂所问的问题，是访谈得以进行的最基本的前提。
第三节 道问的作用
在质的访谈中，访谈者除了应该尽量使用开放型、具体型和清晰型问题以外，还应该有意识地使用追问这一手段，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追问”指的是：访谈者就受访者前面所说的某一个观点、概念、语词、事件、行为进一步进行探询，将其挑选出来继续向对方发问(Seidman,1994)。在开放型访谈中，追问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使用受访者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来询问受访者自己曾经谈到的看法和行为。比如，访谈者在倾听了一位中学教师对自己教学经验的介绍以后，发现对方提到的“发现型学习”这一概念很有意思，希望进一步了解，于是问道：“您刚才使用了‘发现型学习’这个词，请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教师对这个词进行了解释以后，也许访谈者还想了解这位教师是如何针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发现型学习”的教学的，因此又继续追问：“您刚才解释了‘发现型学习’这个概念，请问您自己在教学中是如何做的?”
一、追问的时机与度
追问可以帮助访谈者进一步了解受访者的思想，深挖事情发生的根源以及发展的过程，是开放型访谈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提问手段。但是，与此同时，访谈者也应该特别注意追问的时机和度。“追问的时机”指的是访谈者就有关问题向受访者进行追问的具体时刻；“追问的度”指的是访谈者向受访者追问问题的合适程度。
就追问的时机而言，一般来说，追问不要在访谈的开始阶段频繁进行。访谈初期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建立关系的重要阶段，访谈者应该尽量给对方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不要急于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追问。在很多情况下，受访者有自己想说的事情，即使有时候他们想说的话与访谈者希望知道的不太“相干”，他们也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们通常有自己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动机和筹谋，会“顽强地”在访谈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愿表现出来。因此，访谈者应该给他们机会“表现自己”，然后再在他们所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追问。这样做不仅可以将受访者希望说的事情与访谈者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然地连接起来，而且可以不伤害受访者的感情，不使他们感到难堪。
当然，如果在受访者谈话时，访谈者发现自己对一些具体的细节不太清楚(如学校上课的时间、班级的人数等),希望对方进行补充或澄清，这种时候访谈者可以即时进行追问。但是，如果访谈者希望追问的内容涉及到重大的概念、观点或理论问题(如“素质教育”、“为人师表”等),应该先用笔将这些问题记下来，等访谈进行到后期时再进行追问。这样做可以使访谈进展自然、顺畅，按照受访者的自由联想进行下去。
追问不仅要注意适时，而且还要讲究适度(水延凯，1996:205)。访谈者在追问时要考虑到受访者的感情、访谈者本人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访谈问题的敏感程度。如果问题比较尖锐，访谈者应该采取迂回的办法，从侧面进行追问。例如，如果一位小学生在谈到有的老师对学生施行体罚时表现出迟疑，研究者应该避免正面追问，待与对方建立了信任关系以后再委婉地询问详情。
访谈中最忌讳的追问方式是：访谈者不管对方在说什么或想说什么，只是按照自己事先设计的访谈提纲挨个地把问题抛出去。这样的追问不仅把访谈的结构砍得七零八碎，妨碍访谈自然地往前流动，而且没有抓住受访者的思路，强行将访谈者自己的计划乃至偏见塞给对方。
二、追问的具体策略
要使追问适时和适度，访谈者必须首先将自己的“前见”悬置起来，全身心地倾听对方谈话。在倾听的时候，访谈者应该对对方使用的语词保持高度的敏感，发现了重要的词语、概念或事件以后需要记下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追问。
追问适时和适度的一个具体办法是注意捕捉受访者在谈话中有意或无意抛出的言语“标记”(Weiss, 1994)。通常，受访者之所以接受访谈，除了为研究者提供信息以外，还有一些自己的动机、兴趣或利益，因此在回答问题时，他们常常“滑”向自己的意愿，好像是顺口随意地说出一两句与研究问题无关的话来。比如，在回答我的问题“您上课的时候通常使用什么教学方法？”时，一位大学教师说：“在我调到这个学校来以前，我比较喜欢使用讨论法。现在嘛，只好用讲授法了。”我立刻意识到，对这位教师来说，工作调动与她的教学方法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虽然我并没有询问她工作调动的事情，但是她自己主动提到了这一点，这说明这是她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她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就她工作调动的情况进行了追问。结果发现她原来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她教的是研究生，班级不大，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而现在她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省级师专，教课的对象是专科生，班级很大，只好进行课堂讲授。通过对受访者好像是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调动学校”这个“标记”进行追问，我获得了对自己的研究十分重要的信息，即学校和学生类型对教师教学风格的影响。 有时候，访谈者的追问可能使自己显得很“蠢”，好像对自己希望研究的问题一无所知。而一般来说，受访者总认为访谈者是“专家”，期待着访谈者就研究的问题高谈阔论。然而，在开放型访谈中，访谈者的角色应该主要是一名“学习者”，而不是“专家”。因此，访谈者不必隐瞒自己的无知，而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主动向对方表示自己向对方学习的愿望和需要。也许，在某些问题上，访谈者并不是如此地“无知”，也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从事访谈的目的不是让访谈者自己发表意见，而是向受访者学习，了解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因此，即使访谈者对研究的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要有意地从受访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现象。
第四节 访谈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与日常谈话一样，访谈中所提的问题相互之间也有自己内在的结构性联系，问题与问题之间存在一个先后顺序、承前启后的关系。在对访谈问题进行筹划时(如编制访谈提纲时),访谈者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提问的前后顺序。在进行访谈时，访谈者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使所问的问题自然连贯、首尾呼应。
一、访谈问题的顺序
一般来说，访谈应该以非指导性问题开始，从开放型结构逐步过渡到半开放型结构，一步一步地对问题进行聚焦。访谈开始是交谈双方相互试探、了解对方最为重要的时刻：一旦谈话的基调定了下来，往后便很难作较大的改变。因此，访谈者对受访者所做的第一次回应十分重要，对后者了解访谈的预期形式具有导向(或暗示)作用。如果访谈者在一开始就打断受访者的谈话，执意追问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受访者可能立刻改变自己的谈话方式(或放弃打算长谈的计划),在下面的谈话中总是提供比较简短的回答。这是因为，访谈者的行为容易给受访者一个印象，以为这是对方所希望的谈话方式，因此只好采取与对方“合作”的态度。而如果访谈者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改变访谈风格，时机已经过去了，被访者已经被塑模成型了。因此，访谈者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尽量追随对方的思路，不要随便打断对方。
一般来说，访谈的问题应该由浅入深、由简入繁。访谈者可以先问一些开放的、简单的、对方容易理解的问题，然后随着访谈关系和内容的深入再逐步加大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这里所说的“难度”和“复杂性”不一定指的是内容上的艰深或语句上的复杂，而更多的是指对受访者来说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比如个人的隐私、政治敏感性话题、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和想法等。如果访谈一开始就问这类问题，受访者在心理上尚没有完全接受对方，可能会感到唐突甚至反感。而如果访谈者先从比较容易谈的问题开始，对方就比较容易打开话匣子。
此外，出于记忆的一般特点，人们往往对自己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比较容易就这些事情进行交谈，而对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则比较容易淡忘，需要一定的思想准备和内容提示。因此，访谈者在提问时可以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先从最近的事情问起，逐步延伸到那些久远的往事。
二、访谈问题的过渡
在一个进行得比较顺畅的访谈中，访谈者所提的问题相互之间在内容上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在一个完整的访谈记录中应该可以看到一条贯穿访谈全过程的内容线，而将这条线连起来的便是一个个的提问。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衔接应该自然、流畅，与前面受访者的回答在内容上有内在的联系。
要做到访谈问题之间过渡自然、流畅，访谈者应该注意倾听受访者的谈话，将对方前面所谈内容中的某一点作为构建下一个问题的契机。访谈问题应该以受访者的思想作为启承转合的主线，问句的构成应该使用受访者自己前面使用过的词汇和造句方式。如果访谈者不够灵活，顽固地坚守自己事先设计好的访谈提纲，不管对方说什么都定期地将自己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抛出去，那么这个访谈不仅在形式上会显得十分地生硬、僵化，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自己内在的生命。反之，如果访谈者将自己放到与对方情感和思想的共振之中，用对方的语言和概念将访谈的问题像一串珍珠似地串起来，那么这个访谈便不仅会如行云流水，而且会展现出自己生动活泼的生命。
有时候，受访者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一个话题，而访谈者出于种种原因(如时间限制或者认为对方已经“跑题”了), 希望转换话题。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使用一个过渡型问题，使内容的转换显得比较自然(Weiss, 1994)。比如，当一位母亲正在谈她的孩子如何调皮，而访谈者希望转到有关她的工作问题时，可以这么问：“您的孩子这么顽皮，这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如果需要转换的话题很难与当时受访者正在谈论的问题联系起来，访谈者可以用铺垫的方式为转换话题事先作一些准备，比如：“您说的这些很有意思，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行不行?”这么做不仅可以在时间上和谈话的节奏上有所缓冲，而且可以使受访者在心理上作好转换话题的准备。访谈时转换话题之所以要尽可能做得自然，这其中起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使访谈进行得比较顺畅，不因为话题的转换而显得突兀；二是可以使受访者感到心情愉快，不因为自己“跑 题”了而感到不安。 虽然上面的讨论强调访谈者应该对访谈问题的顺序和过渡加以注意，但在实际访谈时，如果交谈双方的关系已入佳境，受访者往往不需要对方提问便会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扉。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受访者要找到像访谈者如此有耐心、有兴趣，如此尊重自己的听众是不容易的。因此，访谈者最需要做的不是坚持按顺序问完自己访谈提纲上所有事先准备好了的问题，而是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对方的心，用自己的触觉和直觉谨慎地、细心地、富有共情地与对方进行交流。访谈者如果有这样一种态度，就必然会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而所谓“访谈问题的顺序和过渡”便由不得不遵守的“技术”变成了一门“艺术”。 综上所述，访谈中的提问是一门十分复杂的技(艺)术，不像我们平时想像的那么容易。访谈的形式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但这种“聊天”与日常人们的聊天是很不一样的。访谈中的“聊天”不仅要求访谈者具有对受访者的尊重、兴趣和高度关注，而且需要访谈者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访谈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对受访者的回答产生制约作用，而访谈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谈者对自己行为的意识与调控。访谈者只有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行充分的反省，才可能有意识地让提问这一技(艺)术为自己的研究目的服务。
第十二章 访谈中的倾听
——我听到了什么？
在开放型访谈中，如果说“问”是访谈者所做的最主要的有形的工作，而“听”则是访谈者所做的最主要的无形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听”比“问”更加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问”的方向和内容。在理想的开放型访谈中，交谈双方应该都是“听者”；双方如果需要“说”的话，也是作为“听者”在说话(利奥塔,1997)。所谓先定的、固定的“说者”的位置应该是空缺的，没有人可以先入为主地占据那个位置，交谈双方只有在“听”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去“说”。因此，我认为，“听”是开放型访谈的灵魂，是访谈者的心之所至。在质的研究中，访谈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和理解受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因此访谈者应该注意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
第一节“听”的方式
“听”是一门综合的艺(技)术，它不仅涉及到人的行为，而且需要心与心之间的交流。虽然下面的讨论对访谈中的“听”在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层面进行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听”是一种直觉，一种感悟，不可能被分成各自相对独立的部分，更不可能在单一层面进行运作。将“听”按层面进行分析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访谈中“听”的状态和过程。
一、行为层面上的“听”
访谈者在行为层面上的“听”指的是一种听的态度，有可能表现为“表面的听”、“消极的听”和“积极关注的听”三种状态。“表面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只是做出一种听的姿态，并没有认真地将对方所说的话听进去。访谈者此时可能在想自己的事情，或者在对受访者的容貌或衣着评头论足。俗话说“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让我们假设，一位来自北京的汉族研究人员在拉萨访谈一位男性藏民时，虽然看上去是在听对方诉说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而实际上心里却在想：“这个人为什么穿着这么奇怪呢？他的一只袖子为什么不穿呢？”这就是典型的“表面的听”。
“消极的听”指的是访谈者被动地听进了对方所说的一些话，但是并没有将这些话所表示的意义听进去，当然更不用说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了。访谈者好像是一个录音机，只是把一些声音机械地录了下来，并没有进行积极的思维理解活动，也没有在自己的情感上产生任何共鸣。比如，一位医生在访谈时说自己每天下班以后都感到“心情很不好”，如果访谈者不即时追问对方：“‘心情不好’是一种什么状态？这种状态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对你有什么影响？心情不好与什么其他的事情有关？”那么这位访谈者的“听”就是十分被动和消极的。一般来说，如果访谈同时有录音机在录音，而访谈者既没有记笔记又没有即时追问的习惯，便很容易进入这种消极状态。
“积极关注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将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受访者的身上，给予对方最大的、无条件的、真诚的关注。访谈者通过自己的目光、神情和倾听的姿态向对方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十分有意思的，我非常希望了解你的一切。”在这样的倾听中，访谈者给予对方的不仅仅是一种基本的尊重，而且为对方提供了一个探索自己的宽松、安全的环境。在访谈者的支持和鼓励下，受访者可能对自己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更加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受访者，我自己便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一位美国同学就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学习适应情况对我进行访谈，她真诚关注的目光和亲切柔和的语调使我感到她非常可以信赖，结果在访谈中向她倾诉了连我自己以前也没有感受到的许多受挫感。由于有人积极关注地倾听我的故事，我对自己的了解也因此而加深了。
很显然，在访谈中，“表面的听”和“被动的听”都是不可取的态度。“表面的听”不仅不能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信息，而且会影响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关系。访谈者心不在焉的神情可能使受访者感到自己不受重视，访谈者眼光中透露出的居高临下的评判态度也可能使受访者产生反感甚至抵触情绪。“被动的听”虽然吸收了对方提供的信息，但是如果访谈者不作出积极的反应，受访者可能感到自己所说的话没有意思，因此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失去继续谈话的兴致。相比之下，“积极主动的听”是访谈中最佳的选择。在访谈者积极主动的关注下，受访者会觉得自己十分重要，自己所说的话非常有意思，因此而一直不停地说下去。
二、认知层面上的“听”
认知层面上的“听”可以分成“强加的听”、“接受的听”和“建构的听”三种情况。“强加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将受访者所说的话迅速纳入自己习惯的概念分类系统，用自己的意义体系来理解对方的谈话，并且很快对对方的内容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当听到一位被访的小学教师谈到“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差生”时，访谈者脑海里马上出现“上课时大声吵闹、下课后相互打骂、不按时交作业、学习成绩不及格”的男学生的形象。而这位教师所说的“差生”可能并不全是男同学，上下课时也并不吵闹，只是学习成绩“不太好”而已；而所谓的“成绩不太好”指的是考试平均分数在90分以下（该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考试分数在90分以下便被校方认为是“不及格”）。由于这位访谈者对“差生”有自己先入为主的概念，不了解对方学校的具体情况，结果没有理解对方的真正意思。
“接受的听”指的是访谈者暂且将自己的判断“悬置”起来，主动接受和捕捉受访者发出的信息，注意他们使用的本土概念，探询他们所说语言背后的含义，了解他们建构意义的方式。比如，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谈到报考该校的原因时说，他认为北京大学代表的是一种“知识品牌”，因此他愿意到这所大学来学习。访谈者感到“知识品牌”这个概念是对方的一个本土概念，立刻就这个概念向对方进行追问。通过详细的了解，访谈者得知，对方将知识比喻为“商品”。正如商品的牌子越响价钱就越高一样，知识也有牌子，具有象征意义：“当你是名牌大学毕业时，说明你的出身比较好；知识品牌在知识社会里是最有力量的东西，它可以转化成钱，也可以转化成权力。”在这个访谈中，由于访谈者用接受的态度倾听对方，抓住了对对方来说有意义的概念，结果比较准确地了解了这位学生报考北京大学的心态。
访谈中“建构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在倾听时积极地与对方进行对话，在反省自己的“倾见”和假设的同时与对方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方共同建构对“现实”的定义。比如，我就跨文化人际交往这一问题对一些中国留学生进行访谈时，在一位受访者的谈话中听出了“如何在美国这一异文化中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一主题。我就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与对方进行了探讨，结果我们发现使用“文化认同”这样一个舶来的概念可以比较确切地表达所有受访谈者的意思。在研究结束的时候，这位受访者告诉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你的研究使我思考了很多新的问题。”作为研究者，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所获得的成长也是自己始料不及的。
综上所述，“强加的听”是文化客位的做法，很容易过早地将研究者个人的观点强加给被研究者，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结果。当然，这里所说的“客观实际”指的是被研究者眼中的“客观实际”，而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这种“事实”确实存在，并且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有意义的话）。“接受的听”是文化主位的做法，是开放型访谈中最基本的倾听方式，是访谈者理解受访者需要掌握的基本功。“建构的听”对访谈者的个人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访谈者必须具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能够与对方共情，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共同对“现实”进行重构。当然，“建构的听”必须建立在“接受的听”的基础之上。双方只有在真正理解了对方的意图和思维方式以后，才有可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互为主体的建构。
三、情感层面上的“听”
情感层面上的“听”可以分成“无感情的听”、“有感情的听”和“共情的听”。“无感情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在听的时候不仅自己没有感情投入，而且对对方的情感表露也无动于衷。一般来讲，如果访谈者自己没有情感表露，受访者也不会表露情感。在与访谈者接触伊始，受访者的直觉就会告诉自己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方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允许还是不允许）情感表露，然后受访者自己的感觉器官会受到相应的调节。如果访谈者态度十分冷竣或冷淡，受访者会不由自主地压抑自己的情感，拒绝接触自己内心的情感反应。而受访者如果无法接触自己的情感，那就更没有能力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了。比如，当一位年满30岁的男性小学教师告诉研究者，由于工资低、没有住房、受社会歧视，自己至今尚未成亲时，如果研究者面部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在言语上表示同情，对方便很可能对研究者产生不满，停止向对方倾诉自己的苦衷。
“有感情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对对方的谈话有情感表露，能够接纳对方所有的情绪反应，而且表现出自己对对方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会受到对方的感染，比较愿意接触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当一位年近六十的大学教师谈到自己因教学任务繁重、没有时间从事科研、结果至今没有评上正教授、感到十分苦恼时，如果研究者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用自己的眼神、面部表情或言语（如“这对你太不公平了”、“学校也应该更加重视教学才对”）向对方表示了同情，对方便会感到遇到了知音，愿意继续倾诉自己的委屈。其实，“有感情的听”并不意味着访谈者一定要直接用语言表露自己的情感，认真倾听本身就表明自己具有理解对方的能力。受访者只要感到自己的情感可以被对方所接纳，便会比较自由地去体会自己和表达自己。
“共情的听”指的是访谈者在无条件的倾听中与受访者在情感上达到了共振，双方一起同欢喜、共悲伤。“共情”可以进一步分成两个层次，一种是低一级的、表示认可的共情；另一种是高一级的、准确的共情(Egan,1986)。前者指的是访谈者在言语层次对对方所说的内容表示认可，后者指的是访谈者在内容上与对方准确地进行认同。比如，当一位被访的小学校长谈到自己的学校因经费短缺无法为学生修补危房、家长经常跑到学校来抱怨、自己感到十分被动时，访谈者在低级共情时可以说“是吧”、“唉”、“也真是的”诸如此类的表示认可的语言；在高级共情时则可以说：“唉，这可真是太困难了。您得操好多心啊！这也真是太难为您了。”“共情的听”不是指访谈者居高临下地向对方表示同情（这么做有可能使对方感到自己不受尊重），或者有意展现自己具有理解对方的能力，而是自己确实体会到了对方的哀与乐，在自己的心中也产生了共鸣。因此，有时候（甚至是更多的时候），访谈者不必说很多话来“表示”共情，无言的倾听和关切的目光有时比语言更加具有传递功能和感染力。 毋庸置疑，在质的研究中，访谈者应该学会“有感情的听”和“共情的听”，避免“无感情的听”。“有感情的听”和“共情的听”并不排除理智上的理解，正是具有情感上的共振，访谈者才可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对方。而“无感情的听”虽然在言语层面理解了对方，但却不能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和人际态度。 要做到“有感情的听”，特别是“共情的听”，访谈者首先要学会了解自己的情感，特别是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情绪反应。访谈者只有坦诚地、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上人们所可能有的各种情感的类型、强度、频度和表达方式，才会有足够宽阔的胸怀接纳这些情感，也才可能真正理解对方。其次，访谈者要学会不带成见地对待受访者，不因对方的长相、个性、性别、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说话习惯等因素而产生心理上的排斥感。如果访谈者感到自己与对方在一起时“不太舒服”，应该立刻反省自己，想办法梳理自己个人的某些“倾见”，而不应该立刻想方设法找对方的“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受访者都是“对”的，应该得到访谈者的尊重、兴趣和宽容。受访者只有在感到自己被尊重、被关注、被理解时，才会真心实意地与访谈者合作，才有可能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节“听”的基本原则
在积极关注地、接受地/建构地、有感情地/共情地倾听受访者时，访谈者应该遵守一定的行为原则。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有关各类倾听方式的原则以外，还有两条适合所有情况的重要原则需要特别注意：1) 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谈话；2) 容忍沉默。这两条原则相互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了其中的一条，另外一条也无法有效地实施。
一、不轻易打断受访者的谈话
在开放型访谈的倾听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不要随便打断受访者的谈话。一般来说，受访者在说话的时候通常有自己的动机和“逻辑”。虽然访谈者可能认为受访者已经“跑题了”，但是受访者可能有话要说，有向访谈者表白的需要。也许，受访者是一位不受单位领导重视的工人，平时很少有机会与访谈者这样耐心、虚心、尊重他人的人交谈，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才遇到了一位“知音”，希望与对方多聊一聊；也许，受访者认为访谈者是一位政界的“重要人物”，可以把自己所说的内容汇报给上级领导，可以为自己“打抱不平”；也许，受访者认为自己目前所说的内容与访谈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有关，只是目前访谈者自己还没有看到而已，等等。总之，受访者通常有自己的理由和需求，他们只有在自己内心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以后，才会（甚至是无意识地）愿意就访谈者认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交谈。因此，访谈者一定要耐心地倾听，不仅要注意受访者所说的具体话语，而且要思考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动机、愿望和需求。比如，当一位年迈的工程师挥舞着双臂、慷慨激昂地向访谈者谈到自己工厂经济效益不好的原因时，访谈者应该问自己：“他究竟要向我说什么？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本人有哪些工作和生活经历？工厂的效益好坏对他意味着什么？”
在倾听受访者的时候，访谈者应该不断地问自己：“我能听见对方内心世界的声音吗？我能感知其内心世界的形态吗？我能对他的话产生共鸣吗？能在我心中形成来回震荡的回声吗？我能既感知到他明确说出的意思，又能感知到他害怕谈出然而又极想对人倾诉的意思吗?”(罗杰斯,1987:180)。而“回答就在这静静的聆听之中，我们必须理解对方的现象世界，给他们的经验予以无条件的同情，让他们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准确地回忆、描述自己的思想、体验和情感”(崔艳红,1997:3)。受访者只有在对方不间断的积极关注中才能充分自由地探索自己的内心，而受访者的自由联想通常会给访谈带来事先意想不到的效果和结果。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如果访谈者听到了自己希望继续追问的重要词语，不应该立刻打断对方，而应该等待时机，在对方谈话告一段落时再对这些概念进行追问。
二、容忍沉默
除了倾听受访者的言语表达以外，访谈者还要特别注意倾听沉默。“沉默”在不同的文化中往往有不同的定义，因每个文化的容忍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如果谈话一方有十秒钟左右不说话，就会被认为是“沉默”；在中国，“沉默”可以到二十秒钟左右；而在日本，交谈时“沉默”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此外，“沉默”在不同的文化中还具有不同的含义。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表明，东方文化通常赋予“沉默”更多的积极意义，而西方文化则给予它更多的消极意义（关世杰，1995:285）。东方文化（如中国、日本等）一般认为，“沉默”是一个人“成熟、谦虚、懂礼貌”的表现；而西方文化（如美国、意大利等)则通常认为，“沉默”表示的是一个人“害羞、自卑、没有想法”。在访谈中，造成受访者沉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如无话可说、不好意思、有意拒绝回答访谈者的问题、思想开小差、在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等等。如果良好的研究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访谈进行得比较顺利，而受访者在谈到某一问题时突然沉默了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她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或者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比如，当一位年逾九十的老科学家在访谈中被问到：“您当时是如何决定回国服务的?”他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之久。很显然，老科学家此时正在茫茫的记忆长河中搜寻这一事件的线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耐心地等待，不要为了打破沉默而立刻发话。当然，访谈者如果不能确定对方长时间保持沉默是否是因为在进行上述建设性的思维活动，可以试探性地询问对方：“请问您在想什么?”如此温和、友好的发问不仅可以帮助访谈者了解对方此时此刻的思维状况，而且可以帮助对方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清理。如果访谈者明确地知道对方保持沉默是因为害羞或害怕(如一位胆小的小学生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接受访谈便很可能感到不知所措),则应该采取措施，先使对方放松下来，如讲一个笑话、闲聊一下，然后再继续进行访谈。如果研究者在访谈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就询问对方一些敏感性话题，如：“你的学习成绩怎么这么差啊？你父母离异了对你的学习有没有影响啊？”对方很可能不愿意回答。如果对方表示了明显的敌意，不愿意继续与访谈者合作，访谈者可以采取委婉的方式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与自己公开地讨论一下无法合作的原由。总之，当受访者沉默时，访谈者不要马上发话来打破沉默，而应该首先判断对方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沉默，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回应。通常，访谈者在受访者一沉默时就立刻发话是因为自己不能忍受沉默。当双方都不说话时，访谈者往往将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好像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研究人员似的。为了打破僵局，访谈者通常马上发话，以此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结果，这么做往往打断了受访者的思路，不仅失去了研究所需要的宝贵资料，而且剥夺了受访者深入探索自己的机会。因此，访谈者应该首先扩大自己容忍沉默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访谈者首先要相信自己对所探讨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对访谈的情境有一定的判断。如果访谈者自己心态平和，受访者也会相应地感到轻松，也就会比较自然地表现自己，包括沉默地思考访谈者所希望了解的一些问题。总之，访谈中的“听”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它需要访谈者不仅有意识地学会一些“听”的技能，而且要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对方的心。访谈者在“听”对方说话时，不仅要听到对方所发出的声音和语词，而且要设法体察对方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包括隐含在对方所说出来的话语中的深层意义。在与受访者对话的过程中，访谈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提供者”，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访谈者要调动自己所有的触觉和情感去感受对方，去积极主动地、有感情地与对方交往。只有这样，访谈的双方才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建构性的探讨。
第十三章 访谈中的回应
——我应该如何与对方对话？
在质的研究的访谈中，访谈者不仅要主动提问题、认真地倾听，而且还要适当地做出回应。“回应”指的是：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对受访者的言行作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言语反应和非言语反应。访谈者做出回应的目的是使自己与受访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的关系，及时地将自己的态度、意向和想法传递给对方。访谈者的回应不但直接影响到受访者的谈话风格和谈话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访谈的整体结构、运行节奏和轮换规则。
第一节 回应的类型及功能
访谈者对受访者作出回应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一般常用的有:1)认可;2)重复、重组和总结;3)自我暴露;4)鼓励对方。因其不同的特点，这些回应的类型可以分别(或同时)起到接受、理解、询问、共情等作用。
一、认可
“认可”指的是访谈者对受访者所说的话表示已经听见了，希望对方继续说下去。表示认可的方式通常包括两类行为：1)言语行为，如“嗯”、“对”、“是的”、“是吗”、“很好”、“真棒”；2)非言语行为，如点头、微笑、鼓励的目光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类方式都可以起到鼓励对方多说话的作用。如果访谈者在访谈中频繁使用这些方式，对方会感到自己是被接受、被欣赏的，因此而愿意继续交谈下去。尽管访谈者似乎并没有直接说什么实质性的表示鼓励的话语，但是其面部表情、态度以及语气已经使对方感到自己在被认真地倾听、自己所说的话是有价值的，因此而愿意继续说下去。比如，当一位被访的老工人在谈到自己工资待遇低时，如果研究者面带理解的表情，不时地点头，同时辅以“嗯、是吗”这样的语言，对方就会继续将自己的苦衷说出来。而如果研究者一声不吭，只是埋头记笔记的话，这位老工人可能会感到十分纳闷，不知道对方是否理解自己，因此而产生不安全感，不愿意再继续谈下去。有研究表明，当访谈者做出上述认可的动作和响声时，受访者的回答比访谈者一声不吭时要长三倍(Bernard,1988)。 虽然我强调访谈者应该注意给受访者以正面鼓励，但是，如果访谈者言语反应过多，不时地打断对方，也会产生不良的效果。受访者可能感到十分突然，不能顺畅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谈话。沿用上例，如果老工人刚刚谈到自己工资待遇低，访谈者便马上插话说：“现在做个体户比当工人工资要高,”老工人的思路有可能被打断，脑海中有关自己生活状况的图像会被这句话所扰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与其立刻对老工人表示同情，不如先采用一些上述认可的行为，注意倾听对方陈述有关工资低的事实和感受，然后再选择适当的时机对其进行共情。 访谈者过少或过多的言语插入通常是因为对自己作为访谈者这一角色的作用不够了解或者缺乏信心。在过于沉默的情况下，访谈者一般有畏惧心理，害怕自己的言语表达不合适或不适时。当受访者是一个权威人物，对访谈者来说处于权力的高位时，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在过于话多的情况下，访谈者内心通常有焦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研究者”应该在访谈中说点什么，否则就会显得不称职。而来自研究实地的很多实践经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访谈者的点头微笑以及不时的“嗯”、“是的”这类简短的言语表达就足以鼓励对方不停顿地说下去了。
二、重复、重组和总结
“重复”指的是访谈者将受访者所说的事情重复说一遍，目的是引导对方继续就该事情的具体细节进行陈述，同时检验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否准确无误。比如，一位重点中学的女班主任谈到自己每天工作十分辛苦，常常于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访谈者如果想进行重复的话，可以说：“您每天工作都十分辛苦，常常于到十一二点才睡觉啊。”通常，被访的教师听到这句话，会马上接着说：“是啊，我每天都……”，下面便会引出很多有关她深夜辛勤工作的细节。
“重组”指的是访谈者将受访者所说的话换一个方式说出来，检验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邀请对方即时作出纠正，同时起到与对方进行高级共情的作用。沿用上例，如果访谈者希望对这位班主任的话进行重组的话，可以说：“您工作非常努力啊。”这时，对方多半会接着说：“是啊，每天都是这样……”，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她辛苦工作的例子。如果她谈到自己工作十分辛苦但却乐此不疲时，访谈者也可以说：“您对教师这个职业十分热爱啊。”在这种回应中，访谈者试图将自己的“前见”和个人经验暂时“悬置”起来，把自己放到受访者的角度，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如果访谈者的解释符合受访者个人的意愿，受访者会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因而愿意进一步对自己的意识深层进行探索。
“总结”是访谈者将受访者所说的一番话用一、两句话概括地说出来，目的是帮助对方清理思想，鼓励对方继续谈话，同时检验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比如，如果访谈者希望对上面那位中学教师的话进行一番总结的话，可以说：“你们中学老师很辛苦啊。”如果对方同意这个总结，可能会立刻说：“是啊，我们每天都……”，接下来是一大串中学老师如何辛苦的事例。而如果这位老师不同意这个总结，认为访谈者将她个人的情况过分地夸大到其他老师身上，也可能会说：“嗯，也不见得，并不是所有的中学老师都这么辛苦。比如说我们学校那些不当班主任的老师吧……”
上面的例子表明，“重复”、“重组”和“总结”虽然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具有类似的功能：1)从访谈者的角度为受访者理清所谈的内容；2)帮助访谈者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3)鼓励受访者继续谈下去。从内容上看，这三种方式似乎并没有为访谈提出新的问题或看问题的角度，但是它们在访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受访者本人的语言和谈话内容进行复述，这表明访谈者在努力将自己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注意倾听受访者的心声，从他们的角度对谈话内容加以组织。如果受访者感到自己所说的话是受重视的，值得对方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复述，便会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愿意继续将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三、自我暴露
一个成功的访谈者在访谈中并不总是一言不发、点头微笑的，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暴露自己。“自我暴露”指的是访谈者对受访者所谈的内容就自己有关的经历或经验作出回应，如：“我本人也当过工人，我也有过这种经历”等。这么做可以产生至少两个方面的作用：1)可以使受访者了解访谈者曾经有过与自己一样的经历和感受，因此相信对方具有理解自己的能力；2)可以起到“去权威”的作用，使受访者感到对方也像自己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无所不知、刀枪不人的研究“权威”。
访谈者适当的自我暴露不仅可以拉近自己与受访者之间的距离，使访谈关系变得比较轻松和平等，而且还可以改变访谈的结构，使交谈的方式变得更加具有合作性和互动性。如果访谈的形式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一问一答，受访者往往会感到十分紧张，没有足够的心理空间进行自我探索。当访谈者成为谈话者，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描述时，受访者在倾听对方的过程中可以更加积极地探索自己的内心。如果访谈者的谈话非常真诚、非常个人化、接触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受访者通常会受到感染，因此而更加深入地进入自己的意识深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访谈本身就是一个双方共同建构现实和意义的过程(Briggs,1986)。访谈者不论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都与受访者处于互为主体的关系之中。如果访谈者将自己掩盖得十分严实，不让受访者知道自己的任何情况，那么受访者可能感到对方很神秘，不知如何与其交往。结果，受访者在谈话时也会有意无意地避免涉及实质性问题。而如果访谈者适当地暴露自己，受访者会感到对方可以接近，因此自己在谈话时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向对方靠拢。 然而，访谈者的自我暴露一定要适当，过多或过少、过早或过晚都有可能产生不好的效果。如果访谈者过多地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访谈的重心可能会从受访者身上转移到访谈者身上，产生喧宾夺主的感觉。比如，如果一位被访的公司老板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经商的成功经历，访谈者贸然打断对方，加入自己过去“下海”时的种种辉煌，这位老板可能会感到十分扫兴，似乎自己的经历不够有趣，不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如果访谈者过早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经历，也可能剥夺对方充分介绍自己的机会，同时容易给对方一个印象：访谈者有“自我中心”倾向。结果，受访者可能对访谈者产生反感，不愿意向访谈者过多暴露自己。 访谈者进行自我暴露时不仅应该注意暴露的时机是否合适，而且需要了解这种暴露能够产生什么效果。有时候，访谈者的个人经验不一定与受访者完全类似，暴露自己类似的经历不一定能够说明对方的情况，因此也不一定能够给对方以启迪或共鸣。比如，当一名小学生谈到自己的学业成绩不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责备时，访谈者如果立刻跟上一句：“我小时候成绩也不好，也经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对方可能会想：“你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呢？！你小时候？那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怎么会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呢！”如果访谈者的自我暴露使对方产生了反感情绪，不仅不会使双方的关系接近，反而会造成双方情感上的疏远或隔膜。
四、鼓励对方
受访者通常有一些顾虑，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内容是否符合访谈者的要求。尽管访谈者一再告诉对方，按照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但是受访者往往习惯于听到对方的肯定和鼓励。有时候，即使是对十分自信的人，访谈者也需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支持。朱克曼(1982:370—371)在访谈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时就曾经面临这种情况。有一次，一位获奖者对自己是否应该继续谈出某些看法显得有些犹豫不定，而朱克曼还希望他谈下去，因此她回应道：朱克曼：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您考虑过这件事。
获奖人：我不是因为你这次采访才考虑的。但是——顺便说一下——我一直注意到这种事情……这很容易发生……有人表示感兴趣，而且看来是了解你的，于是你就讲得太多——我看我就讲得太多了。
朱克曼：一点也不多。
有时候，访谈者问的问题可能使对方感到很为难，特别是那些似乎要求对方披露自己的个人隐私、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伤心的事情或者同事之间发生冲突的细节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可以使用一定的回应方式安抚对方，表示自己并不要求对方这么做，因此鼓励对方就自己觉得可以谈的话题继续谈下去。比如，在朱克曼(1982:371)的访谈中，有一位生物化学家在谈到自己与其他同事之间产生了冲突时曾经表示了迟疑：受访者：没有必要具体谈那件事。
访谈者：当然没有必要。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有关的人，而是引起冲突的那种情况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表明自己并不是对有关的人感兴趣，朱克曼使对方消除了不必要的顾虑，就自己认为可以“具体谈”的话题继续谈下去。一般来说，如果受访者对访谈者产生了信任感，对访谈关系感到放心，而这个话题又对了解研究的问题至关重要的话，受访者会在自己认为“安全”的时候、以他/她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再次回到这个话题。
第二节 应该避免的回应方式
上面介绍的是访谈者可以使用的几种比较合适的回应方式以及它们在访谈中所起的作用。在实际访谈中，还可能出现一些不恰当的回应方式，访谈者应该注意避免。在比较常见的不合适的回应方式中，“论说型回应”和“评价型回应”是比较典型的两种方式。
一、论说型回应
“论说型回应”指的是访谈者利用社会科学中一些现成的理论或者访谈者个人的经验对受访者所说的内容做出回应。这种回应方式遵循的是“文化客位”的思路，访谈者从自己的角度对访谈内容进行评说。例如，当前述被访的中学班主任老师谈到自己工作很辛苦，每天都要干到十一二点才睡觉时，访谈者可能对精神分析理论略知一二，认为对方这么做是受到自己内心某种潜意识的驱使，因此而回应说：“您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某种缺陷呢？是不是希望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赞扬而提高自己的自尊呢？”
很显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访谈者都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论说型回应。论说型回应不仅在态度上给受访者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且在知识权力上显示出访谈者的优越感和霸权。这种方式很容易使受访者感到自己在被分析，而不是被理解，因此而产生排斥心理，不想与对方继续合作。比如，在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访谈者使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对受访教师的辛勤劳动进行论说，这位教师十有八九会扭头而去，再也不想听这位所谓的“专家”在这里“瞎扯”。
因此，访谈者如果确实希望了解自己的发现与学术界现有某些“宏大理论”是否相符，而且确实想从受访者那里得到验证的话，可以采用比较间接、委婉的方式进行。比如，上述研究者如果希望对心理分析理论进行验证，可以在访谈结束时问受访的老师：“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工作过分努力，这可能说明这个人有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不知您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或者，“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工作过分努力，这个人多半有心理上的问题。不知您对这如何看？”
虽然在实际访谈中，访谈者可以采取上述间接方式就有关理论向受访者发问，但是我认为，即使访谈者希望在自己的实地研究结果和现存理论之间找到联系，也不必在访谈时直接询问受访者。受访者通常对学术界的理论不太了解，很可能被访谈者的问题弄得晕头转向。此外，研究者如果希望对理论进行验证，不应该直接询问研究对象，而应该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寻找有关的论证依据，通过归纳和演绎等手法建立自己的理论假设。
二、评价型回应
“评价型回应”指的是访谈者对受访者的谈话内容进行价值上的判断，其中隐含有“好”与“不好”的意思。访谈者的评价方式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隐晦，但总的目的都是对受访者所说的内容进行价值判断。比如，当上述被访的教师谈到自己深夜还在工作时，访谈者可能出于自己的价值取向，认为干工作不必如此卖力，因此回应说：“您工作这么卖力又是何苦呢？您这么十可不太好”（而这位教师可能认为自己如此努力工作应该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同样地，也许访谈者觉得对方工作努力是一种“美德”，因此在访谈时不断使用正面评价来强化自己的观点：“您这么做真是太好了！我们都应该向您学习！”（而这位教师也许认为自己如此努力是不得已而为之，别人大可不必像自己这么辛苦）
与论说型回应一样，评价型回应也会给访谈的进行以及访谈的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评价型回应通常反映的是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不仅不一定适合被研究者的具体情况，而且表现出自己对对方的不尊重。过多的评价还表明访谈者个人不够成熟，不能接受事物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以及道德两难性，不能容忍受访者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或感受。此外，从研究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评价型回应还会妨碍受访者自由地表露自己的思想；由于害怕访谈者对自己的想法或行为品头论足，受访者可能会选择隐瞒有关的“真相”。
上面的讨论表明，论说型回应与评价型回应之间存在一些共同之处。论说型回应经常隐含有评价型回应所表达的价值取向，而评价型回应也经常隐含一些论说型回应所依据的外在“理论”或研究者个人的标准，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访谈者而言，如何对这两种回应方式进行区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访谈中尽量避免使用它们。
第三节 回应的时机
在对受访者的谈话作出回应时，访谈者应该考虑到回应的时机是否合适。回应的时机没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只能视访谈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访谈者的回应应该使受访者感到自然、及时，使访谈的进程如行云流水，顺畅地沿着受访者的思路往前流动。访谈者最应该做的是使自己与受访者融为一体，感受到对方的思想状况和情感波动，与对方一起对问题进行探索。因此，对回应时机的掌握除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以外，在具体实施时主要在于研究者个人的感觉和经验。
有时候，受访者就一个问题谈得太多、太泛，访谈者认为对方已经“跑题”了，决定使用回应的方式把对方“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拉”的方式必须十分谨慎、得体，不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而感到难堪。例如，一位工厂女工在谈到自己工作十分辛苦时，提到自己的丈夫不但不帮忙于家务，而且还经常出去喝酒、打牌、深夜不归（滑入了对丈夫不满的冗长细节的描述），此时，如果访谈者希望将对方“拉”到工作问题上来，可以在对方略有停顿时伺机插入：“您的丈夫不帮您，这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通过这种比较委婉的回应方式，访谈者不仅向这位女工表明，自己对她的家庭状况已经有所关注，而且希望她能够从“丈夫不帮忙”这个角度出发对“工作紧张”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如果“丈夫不帮忙”与“工作紧张”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这位女工便会“顺水推舟”，对这个关系进行阐发。而如果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话，这位女工也可以借这个“台阶”给自己“下台”，接着谈工作紧张的问题，而不必为自己刚才的“跑题”行为而感到面子上无光。
除了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将受访者“拉”回轨道以外，访谈者的回应还涉及到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打断特别健谈的受访者。通常，访谈新手由于牢记“不要打断”的原则，不敢随便打断对方。而有的受访者特别健谈，任何一个小问题都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长串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回答。在这种时候，访谈者往往不知所措，不知是否应该(或如何)打断对方。怀特(1982)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实地研究的经验指出，我们不必担心打断这样的受访者。这种人平时就特别爱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被别人打断，因此我们不必担心他们的自尊心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如果我微笑着对一位谈锋甚健的受访者说：“对不起，您说的这些内容非常有意思，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得不再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对方一般都不会表现出不满。
访谈者对回应时机的思考不仅应该考虑到“跑题者”和“健谈者”，还应该照顾到另外一类缺乏如此勇气或口才的“怀疑者”或“胆怯者”（这些人通常处于权力的低位，如被学校认为是“差生”的学生、被家长认为“害羞”的孩子、工厂里的一般工人等）。由于平时很少有机会与访谈者这样和善、耐心的人交谈，这类人可能在谈话时一时放松了警惕，过多地暴露了自己。过后，他们可能对自己的一时“大胆”有所察觉，感到十分后怕，因此在访谈后期表现得畏葸不前。在这种情况下，访谈者应该立刻停止追问，有意把谈话转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去。如果在访谈结束的时候，受访者仍旧显得十分紧张，访谈者应该与其闲聊一会儿，轻松地谈一些与访谈内容无关的话题。这样做可以使受访者感到自己与访谈者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关系”，自己不是暴露了个人隐私以后就被“抛弃”不顾了，对方会对自己所作的承诺（包括保密原则）负责任（有趣的是，如果访谈者直接就受访者所谈的内容与其聊天，可能会使对方更加紧张，因此采取比较迂回的方式往往效果要好一些）。
综上所述，访谈中的回应是一门十分复杂的技(艺)术，并不像表而看起来那么容易掌握。在访谈中，访谈者不仅应该注意如何提问和倾听，而且还要认真考虑自己所作出的回应对受访者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上面的讨论表明，访谈者的任何一个举动都会对访谈的结构、风格和进程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如何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省？如何有意识地使用(或不使用)某类回应方式？如何估量这些回应方式对访谈过程和结果的作用？——这都是质的研究者在访谈时不得不时刻掂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