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与伦理关怀 - 纽曼
节选出处：W. 劳伦斯·纽曼著、郝大海等译《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第5章 文献回顾与伦理关怀
虽然我们如今并非生活在免于俗事与超越历史的时代中，但我们的问题也不是如何处理那些“本身应该为真”的知识，而是人们在了解到他所获得的知识受制于时代与社会位置之后，会如何处理他的求知问题。
——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188页
一、导言
乔治正准备设计一项有关种族关系的研究。当他将研究主题（topics）聚焦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例如，在至少有三分之一学生是其他种族的学校中，那些学习了三年或更长时间的孩子，在看待种族问题时，与在单一种族学校的孩子的看法是否有差异？）时，他马上遇到了两个议题。首先，他必须寻找其他人说过些什么，或者回顾其他学者有关种族研究的文献。实际上，将主题聚焦成研究问题的过程，是与文献回顾交叉进行的，阅读其他人的研究，对聚焦主题是有帮助的。其次，乔治需要考虑，他如何做才能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研究对象。依据他考察的研究问题和采取的资料收集技术的不同，特定的伦理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人类作为实验对象的争议（human subject issues）在调查研究、实验和实地研究中要比在已有文献研究、二手资料分析、内容分析和历史比较研究中更加突出。在那些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例如，违法行为、性行为）的有争议的主题和领域中，该议题要比在那些较少涉及隐私的“安全主题”（safe tepic）中更加明显。根据所提的研究问题的不同，有关种族的主题可能会引起紧张情绪和争议。 前面几章中，我们审视了一个人开始研究之前的背景议题：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研究过程的步骤、各种研究类型、理论的位置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取向。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关注人们在设计一个研究的早期阶段遇到的具体和实际问题。我们将考察文献回顾和对人类受试者（human subject）的保护。在许多有关社会研究的教材中，作者将人类作为实验对象的争议和对研究更高层次的政治关注放在一章中，而将如何进行文献回顾和撰写最终研究报告放在另一章中。本章打破了这一传统，因为研究者在开始设计研究时，需要进行文献回顾，并思考人类作为实验对象的争议。尽管撰写报告和更高层次的政治议题也有间接影响，但它们更趋向于在研究过程的后期出现。我们将在第16章讨论它们。
二、文献回顾
无论你采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哪种方法，对某个问题进行累积性知识的回顾，都是研究过程中基础性的早期阶段。同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中一样，在你开始尝试自行解答一个问题之前，最好先找出别人已经知道了什么。有关浪费时间重新发明轮子的陈腐之言，提醒我们要在开始做一件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之前做好准备。对于研究的使用者（consumer）和开始一项研究的专业研究者来说，这确实是对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文献回顾可以满足的不同目的，并探讨一下什么是文献，哪里可以找到文献，以及文献包括哪些内容。然后，我们将探究一下进行系统性的文献回顾所需的技术。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写文献回顾，以及它在研究报告中的位置。 文献回顾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知识是累积起来的，以及我们从他人的成果中学习并在他人的成果上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研究。科学研究是许许多多相互分享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以共同体的力量来追求知识的集体努力。虽然某些研究可能特别重要，个别研究者可能因此而成名，但是就某项研究来说，只不过是创造知识的整个过程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罢了。今天的研究建立在昨日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者阅读各种研究以便比较、复制或批评各项研究的缺失。 文献回顾的写作随其广度与深度而有所不同。不同类型的回顾有不同的目标，着重于满足文献回顾的四大目标之一（参见方框5—1）。研究者可能要花上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一篇关于某个宽泛问题所有文献的既详尽又专业的摘要回顾。但同一位研究者可能只要花上几个星期，就能完成一篇某个具体领域内相当专门性的文献回顾。开始着手写作文献回顾时，研究者会针对要探讨的主题或知识领域、准备讨论的深度以及要进行哪种类型的文献回顾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做出决定。方框5—2中列出的六种文献回顾类型，都是理想型。一篇特定主题的文献回顾经常同时具有多种特征。
专栏案例：文献回顾的目标
说明对某一知识体系熟悉的程度，并且建立研究者对该研究领域的信用。一篇文献回顾可告诉读者，研究者了解某个领域中的研究，并知道哪些是主要的议题。一篇好的文献回顾能够增加读者对研究者专业能力与背景的信任。
呈现前人研究的路线，以及目前的研究与前人研究有何关系。一篇文献回顾提纲挈领地告诉读者有关某个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知识的发展过程。一篇好的文献回顾会列出研究计划的学术情境，说明其与某个知识体系的相关性。
整合并概括某个领域内已知的事物。一篇文献回顾会汇集各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并进行综合分析。一篇好的文献回顾，要指出前人研究中赞同或反对什么，以及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作者收集到目前已知的内容，指出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
向他人学习并刺激新想法的产生。一篇文献回顾告诉读者其他学者已经发现的事物，这样研究者便可从他人的研究中获益。一篇好的文献回顾指出目前研究的误区，并提出重新研究的建议和假设，指出值得仿效的程序、技术和研究设计，以便研究者能更好地聚焦假设，并获得新的启发。
方框5—2
六种文献回顾类型
自学回顾（self-study review）：增加读者之信心。
背景回顾 (context review): 把某项特定的研究放在较大的范围来看。
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view）：追溯某个议题历年来的发展。
理论回顾（theoretical review）：比较不同理论如何探讨某项议题。
整合性回顾（integrative review）：概述在某个时点上对某个议题的了解。
方法论回顾（methodological review）：指出各项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之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文献回顾，都会遵循第一个目标——展示研究者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并据此建立对研究者的信任。这是老师们要求学生以图书馆资料撰写学期报告的理由之一。研究者很少对外发表只展现对某个领域熟悉度的文献回顾，但撰写文献报告常属于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当这个目标与第四个目标结合之后，便构成了自学回顾。除了给予他人对研究者掌握某个研究领域知识与能力的信心之外，自学回顾也有建立撰写者自信心的好处。 撰写文献回顾最常见的理由在于第二个目标：建立与发展中的知识之间的连接。这属于背景研究，或称背景回顾。它通常出现在一篇报告或论文的开头，目的在于介绍一篇研究报告的其余章节，据此说明某个问题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并且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在整个知识领域内的地位及含义。一篇文献回顾可以强调当前研究如何继续某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路线，也可以指出早期研究所论及的某项问题，或是未能解决的冲突之处。 另外一种类型的文献回顾结合了第二与第三项目标。历史回顾追溯某个概念的发展经过，或者显示某个特殊议题或理论如何经历不同时期的演进变化。研究者只针对某个领域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进行历史回顾。这种文献回顾也用在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有时候当向学生介绍某个领域时，这类回顾相当有用，可以向他们展示我们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状态的，也可以显示在知识进展的过程中，过去某个单一的概念是如何分裂成不同的部分，或是各自独立的概念如何结合成宽泛的思想的。 理论回顾基本上遵循的是第三个目标。这类回顾把以解释某件相同事物为目的的所有理论都陈述出来，然后评价每个理论的解释力。除了证明预测与发现之间的一致性之外，理论回顾也可以比较各理论假设的完整性、逻辑的一致性，以及解释的范围。也有研究者通过理论回顾来整合两个理论，或是将某个理论的触角扩展到新的议题上。有时一篇理论回顾会集两种回顾类型于一身——历史—理论回顾。 整合性回顾陈述某个快速成长知识领域内目前的知识状态，并且汇集这个领域内各种不同的研究报告。研究者以论文的方式发表这类极有价值的文献回顾，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服务。 方法论回顾是一种专门性的整合回顾。在这类回顾中，研究者评估以往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优劣，描述相互冲突的研究结果，并且显示不同的研究设计、样本和测量，如何造成不同的研究结果。例如，某位研究者可能发现，所有仅仅使用男性受试者的实验所产生的结果，都不同于同时使用男女两性受试者的实验结果。 后设分析（meta-analysis）是研究者在综合回顾或更经常地在方法论回顾中使用的一项特殊技术。[1]研究者搜集大量研究项目的细节资料（例如，各项研究的样本数、发表的年份、变量影响的大小），然后对这些信息加以统计分析。 考克斯和戴维森（Cox & Davidson，1995）使用后设分析检验有关替代性教育方案是否能够帮助不良少年的研究发现。这些非传统的教育方案——采用低比率的师生比、无结构的环境，以及个体化的教学——特别被设计出来以帮助问题青年。他们寻找所有提到青年教育替代方案的论文，结果发现了241篇。接着他们阅读每一篇论文，以便判断是否符合下列三项标准：第一，提到分开教学的课程；第二，在一个独立的地点或场所进行教学；第三，包括对方案结果的定量测量工具。在241项研究中，只有87项符合这三个标准。然后研究者检验这些研究是否使用特定的统计量或检验方法，结果他们发现有57项研究使用统计分析。在对这57项研究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之后，这两位作者获知这些方案对于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与自尊稍微有点改善，但是并不会直接减少学生的 不良行为。 尽管大多数后设研究总结的是定量研究，霍德森（Hodson，1998）却进行了一个定性实地研究的后设分析，是关于工作场所的案例研究。他开始时使用以下三种标准检验了专著和文章中数千个案例研究：第一，使用了至少6个月直接的民族志观察；第二，聚焦在单独的组织场景；第三，聚焦在至少一个清晰确定的工人组织［一个流水线、一个排字组合（typing pool）、一个任务小组等］。他确定了83种出版物，但由于一些专著包含多重案例研究，83本书产生了108个不同的案例。 经过 6 个月，一个 4 人小组阅读和编码了 8 个案例研究。在对每个案例研究编码后，他们面临着要决定是保留还是去除某些条目，以及怎样对回答进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构了一个由一些概念和初始回答类别构成的编码工具。4 人研究者小组和 8 个毕业研究实习课成员，阅读了收集到的全部 108 个案例。所有编码人员都通过一个普通的案例研究得到了训练，并且进行了两个星期的问题讨论。一个编码人员编完一本书后，研究小组成员会听取他的汇报，核实编码的精确度并检查编码的细节。三个编码员各自独立阅读和编码一本书，以保证一致性。编码员记录段落，查询行为指标或每一个类别的特别描述，但是他们不依赖民族志学者的综述和评论。他们对项目进行编码，如一个组织是怎样运行好的，工作是否依赖于传统的工艺，职业的自主化程度，伤害的流行情况。研究者接下来将编码转换成定量数据，并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 后设分析并非必须使用统计来对发现进行概括。巴罗苏和鲍威尔-科普（Barroso & Powell-Cope，2000）进行了一项定性研究的后设分析，主题是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问题。首先，他们进行搜寻，从公认的学术期刊中确定了45篇在美国进行研究的文章。他们以定性研究的5个标准作为详细的评判标准（critique form），来评估每一篇文章。两位作者各阅读了一半文章并做出评判，如果一位研究者发现一篇文章无法被接受，就要让另一位研究者再评判一下。他们剔除掉那些两人都不认可的文章，然后确定了1990—1995年之间发表的21篇文章。作者使用同样的比较分析法检验了研究发现（例如，他们对研究主题和概念化的类别进行编码、比较和排序）。他们尝试解释与所有个案中的类别相关的类别。最后，他们多次综合并重复他们的后设研究，直到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能够将合适的研究综合成资料。他们主要的发现表明：需要一个整体的观点以超越有限的医学模型。
####（一）在哪里可以找到研究文献
研究者以这样几种书面形式来呈现自己的研究报告：专著、学术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政府文件和政策报告。他们也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专业学会的会议上，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在大学或学院的图书馆中找到。本节将简要地讨论每一种类型，指出一条如何找到这些文献的简单路线。
1. 期刊
你可以在报纸、大众杂志、广播或电视以及互联网的新闻摘要中，发现社会研究结果，但是这些不是全面、完整的研究报告，完整的研究报告需要进行文献回顾。它们是记者为一般听众挑选出来的浓缩的摘要，它们缺少许多能够让他人进行严谨评估所需要的基本细节。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也使用浓缩的摘要，以向那些新的研究者介绍某个主题，但同样也不适合用于准备文献回顾，因为缺少许多基本的研究细节。
很多人在准备第一篇文献回顾时，很容易被众多类型的期刊搞糊涂。熟练后可以将它们区分为：（1）为普通大众准备的大众市场报纸和杂志；（2）大众化的社会科学杂志；（3）知识分子争论和表述观点的杂志；（4）研究者呈现研究发现或向科学共同体提供其他交流的学术期刊。虽然其他类型期刊中的文章偶尔也谈论发表在别处的研究发现，但只有在最后一种类型的期刊中，才有以完整形式出现的、经过同行评议的（peer-reviewed）经验研究发现。 大量市场出版物 [例如，《麦克林斯》（McCleans）、《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经济学家》（Economist）、《国家》（The Nation）、《美国观众》（American Spectator）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在报摊上出售，它们为大众提供新闻、观点和娱乐。研究者偶尔利用它们作为当前事件的来源，但这些出版物并不能提供可供文献综述使用的有关研究的完整报告。 大众化的社会科学杂志和专业出版物 [例如，《今日社会和心理学》（Society and Psychology Today）] 有时被用来查阅评述（peer review）。它们的目的是为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外行的公众提供关于研究发现的一个简单版本或注解，但并不用来发表原始研究发现。大众化的社会科学杂志至多是其他文献综述来源的一个补充。 识别严肃观点杂志是很困难的 [例如，《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述评》(Commentary)、《异议》（Dissent）和《公众兴趣》（Public Interest）]。大城市的主要书店会出售它们。学术领袖经常会就他们正在进行的经验研究话题在严肃观点杂志上撰写文章（例如，福利改革、监狱发展、选民行为）。在目的、形式和范围上，它们与刊载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学术期刊是不一样的。这些出版物是知识分子讨论当前议题的场所，不是研究者向广大科学共同体呈现自己研究发现的场所。 学术期刊 可用于文献回顾的主要的——如果说不是唯一的话——期刊，是那些刊登经过同行评议的研究报告的学术期刊 [例如，《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ical）、《犯罪学》（Criminology）、《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等，参见方框 5—3]。在学院或大学图书馆以外很难找到这些期刊。如第 1 章所述，学术期刊是大多数研究者传播研究新发现的场所，也是科学界信息交流体系的中心。
方框 5—3 社会科学英文学术期刊
综合社会科学 (GENERAL SOCIAL SCIENCE)
《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评估实务》（美国评估协会）Evaluation Practice（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评估评论》Evaluation Review 《人际关系》Human Relations 《公众视点季刊》(美国公众视点协会)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理性与社会》(Rationality and Society)
《社会科学杂志》（西部社会科学协会）Social Science Journal (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社会科学季刊》（西南部社会科学协会）Social Science Quarterly（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人类学 (ANTHROPOLOGY)
《美国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st（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民族学家》（美国民族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ist（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人类学批判》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民族学》Ethnology 《人类组织》（应用人类学学会）Human Organization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人类季刊》(人类研究协会) Mankind Quarterl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犯罪学/法律社会学 (CRIMINOLOGY/SOCIOLOGY OF LAW)
《当代危机》Contemporary Crisis 《犯罪与违法》（国家犯罪与违法委员会）Crime and Delinquency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犯罪、法律与社会变迁》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犯罪者公正与行为》（美国矫正心理学家协会）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rrectional Psychologists)
《犯罪学》(美国犯罪学学会) Criminology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刑法与犯罪学杂志》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犯罪与违法研究杂志》(国家犯罪与违法委员会)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定量犯罪学杂志》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法律与社会调查》(美国律师协会) Law and Social Inquir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法律与社会评论》（法律与社会协会）Law and Society Review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社会公正：犯罪、冲突与世界秩序杂志》Social Justice: A Journal of Crime, Conflict and World Order 人种/种族关系 (RACE/ETHNIC RELATIONS)
《种族论坛》Ethnic Forum 《种族群体》Ethnic Groups 《种族与人种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西班牙行为科学杂志》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美国种族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黑人研究杂志》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黑人教育评论》Negro Educational Review 《家族谱系：亚特兰大大学种族与文化研究》Phylon: The Atlanta University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种族与阶级》(种族关系研究协会) Race and Class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黑人政治经济学评论》（国家经济协会）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HISTORICAL RESEARCH） 《比较政治学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 《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国际比较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当代国际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跨文化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评论》(布罗代尔·芬与布罗代尔中心) Review (Braudel Fern and Braudel Center) 《社会科学历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 政治科学/政治社会学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SOCIOLOGY)
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中西部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学季刊》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英国政治科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加拿大政治科学杂志》(加拿大政治科学学会，法国也有)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lso in French)
《冲突与革命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政治与军事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政治学杂志》（南部政治科学学会）Journal of Politics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政治学方法论》Political Methodology
《政治科学季刊》（政治科学学会）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西部政治季刊》(西部政治科学学会)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社会学 (SOCIOLOGY)
《北欧社会学》（北欧社会学学会）Acta Sociologica（Scandinav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学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社会学杂志》（澳洲社会学学会）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加拿大社会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学会）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Canadian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 《当代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学会) Current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欧洲社会学评论》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人类与社会》(古典社会学学会) Humanity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 Sociology)
《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学会) Rural Sociology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社会力》Social Forces 《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协会）Social Problems（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社会学注意力》(中北部社会学学会) Sociological Focus (North Centr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学论坛》(东部社会学学会) Sociological Forum (Eastern Sociological Society) 《社会学想像力》(威斯康星社会学学会)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Wisconsi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学探索》(αδκ 社会学荣誉学会) Sociological Inquiry (Alpha Kappa Delta, Sociology Honor Society) 《社会学视角》(太平洋地区社会学学会)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学实务》(社会学行业协会) Sociological Practice (Sociological practice Association) 《社会学实务评论》(美国社会学学会) Sociological Practice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学季刊》（中西部社会学学会）Sociological Quarterly (Midwest Sociological Society) 《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 《社会学视野》（中南部社会学学会）Sociological Spectrum (Mid-Sout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社会学》(英国社会学学会) Sociology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公共福利》(美国公共福利学会) Public Welfare (American Public Welfare Association) 《社会工作实务研究》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北欧社会福利杂志》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社会服务评论》Social Service Review 田野研究（也参见 人类学）FIELD RESEARCH (see also ANTHROPOLOGY) 《现代人种学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定性调查》Qualitative Inquiry 《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 性别问题 (GENDER ISSUES) 《女权主义期刊》Feminist Issues 《女权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 《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 《性别和社会》Gender and Society 《国家女性研究杂志》(国家女性研究协会) NWSA Journal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女性心理学季刊》（美国心理学学会）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性别角色》Sex Roles 《女性和政治》Women and Politics 《女性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定量研究方法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数理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教育社会学/青少年社会学 (SOCIOLOGY OF EDUCATION/YOUTH) 《哈佛教育评论》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教育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学会）Sociology of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城市教育》Urban Education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理学学会）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季刊》(美国社会学学会)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小群体研究》(Small Group Research) 家庭和青少年 (FAMILY AND YOUTH) 《青少年》Adolescence 《家庭过程》Family Process 《青少年研究杂志》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比较家庭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婚姻和家庭杂志》（全国家庭关系委员会）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National Council of Family Relations) 《青少年杂志》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婚姻和家庭评论》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青年与社会》Youth and Society 有些学术期刊是专门化的。它们只刊载对专著的综述，即提供专著的评论和评估，而没有研究报告 [例如，《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或只刊载文献综述的文章 [例如，《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和《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研究者在这里向其他学者叙述某一领域的进展。如果专门性文献综述出版物刊载的文章是最近发表针对某个特定主题的，那它是很有帮助的。许多其他学术期刊是综合性的，既有文献综述，也有专著综述、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 在刊载严肃文献综述的学术期刊和其他期刊之间无法做出简单的区分，与此相同，也无法简单地区分研究报告和其他类型的文章。这需要我们给出某种判断标准，或向有经验的研究者、专业图书馆员请教。尽管如此，区分出版物类型对于进行研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区分出版物类型的最佳方法是阅读许多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在不同的领域，期刊数量是不同的。心理学有超过 400 种期刊，而社会学约有 250 种，政治科学和传播学的刊物比社会学略少些，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工作有大约 100 种，城市研究和妇女研究大约有 50 种，犯罪学大约有 12 种。每种刊物一年大约刊登 12 篇至 100 篇文章。 你也许奇怪是否有人曾读过所有这些文章。一项研究发现：在一组379篇论文所构成的样本中，其中有 $43%$ 在发表后的第一年中，就被别的研究所引用，而 $83%$ 在发表后的6年内会被其他研究所引用。[2]正如第1章所述，学术期刊在声望和接受率上是不同的，一些声望较高的期刊会拒绝 $90%$ 提交给它们的报告。社会科学期刊的退稿率远比其他学术领域的退稿率要高，而且退稿率一直在上升。[3]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从事低质量的研究。 相反，这表明评审过程变得更严谨，标准在提高，有更多的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所以，在声望较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竞争在加剧。 许多——但不是全部——学术期刊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通常它们限于某些年份，而且图书馆要为此付出特别的订阅费用。几个互联网服务商在互联网上提供完整、精确的学术期刊文章的复印件。例如，JSTOR 提供精确的复印件，但只有往年少数几种学术期刊。其他互联网服务商，如 EBSCOHOST，提供数量有限的学术期刊中近期所发表文章的完整的文本格式，但它们与文章的印刷格式并不完全一致。这使我们不能确定特定的页码数，或查阅图表的精确复印件。最好是去图书馆查阅学术文章完整的印刷版本。其中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使你很容易浏览期刊的内容目录。浏览对产生有关研究主题的新想法，以创造性的方式看待一个老套的话题，了解如何将一个想法扩展到新的领域中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只有很少一些学术期刊仅在互联网上呈现研究综述，这些期刊称为电子期刊（ejournals）[例如，《社会学研究在线》（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社会心理学的当代研究》（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世界系统研究杂志》（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渐渐地，互联网形式会取代印刷形式。但当前 99% 的学术期刊是采用印刷形式，其中不足三分之一提供网上完全文本形式，而图书馆要想获得此项在线订阅服务就必须付费。 一旦确定了报道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就需要确定用某个特定类型的文章来呈现研究结果，因为期刊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章。定量研究是很容易确定的，因为它们通常包括方法或数据部分、图表、统计公式和数字表格。定性研究较难确定，许多学生会将它们与理论文章、文献综述文章、观点讨论文章、政策建议、书评和司法案例分析等混淆起来。区分这些文章类型，既需要对研究的不同类型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也需要有大量阅读的经验。 你所在大学的图书馆中会设有学术期刊杂志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和专著混合陈列在书架上。你可以察看图书馆内的指示图，或询问图书管理员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书架。最新一期的期刊，不论看起来是很薄的册子或是很厚的杂志，常被放置在“最新期刊”区。但是它们只是被暂时放置在那里，直到图书馆搜集到该卷所有的期数为止。图书馆通常会将一卷中各期一起装订成册，再把它们放置在长期收藏的书架上。 各领域内的学术刊物常和通俗杂志陈列在同一个区位中。这些都是期刊，或是图书馆馆员的行话中所谓的系列（serials）。因此，你会发现通俗杂志［例如，《时代杂志》(Time)、《大道与小径》(Road and Track)、《四海一家》(Cosmopolitan)、《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陈列在紧挨着天文学、化学、数学、文学、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和教育学等学术性刊物的架上。有些领域的学术期刊多于其他领域。“纯”学术领域的期刊通常比市场营销或社会工作这类“实用”领域的期刊要多。期刊按照名称分类，登记在卡片目录或电脑分类系统之中。图书馆可以为你提供一份他们所订期刊的目录。 学术期刊最少是一年才出版一期，最多会频繁到每周出版一期。大部分是一年出版4～6期。例如，《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是一年出版4期。为了便于找到论文出处，图书馆馆员与学者发展出一套寻找期刊论文的系统。每一本期刊都被编上一个日期、卷数和期数。有了这些信息，论文的搜寻变得更加容易。这些信息——再加上作者、论文题目和页数等细节——被称为论文出处，用在参考文献中。当期刊第一次发行时，即为第一卷第一期，此后依次增加卷数与期数。虽然大多数期刊依照相似的系统分类，但也有不少例外，因此必须留意出处的信息。就大多数期刊而言，一年归为一卷。如果你看到某刊物上写着第52卷，可能意味着这本期刊已经发行52年了。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期刊都是从每年一月开始新的一卷。 大部分期刊的页数是依照卷数而非期数来编订的。通常一卷期刊的页码开始于第1期的第1页，然后依此编排页码到全卷结束。例如，第52卷第4期的第1页可能是第547页。大部分期刊都编有每卷的索引以及各期的目录，列出每期刊登论文的作者姓名、篇名和论文的起始页码。各期中少则有1～2篇论文，多则刊登有50来篇论文。大多数的期刊每期刊载8～18篇论文。每篇论文的长度介于5页到50页之间。每篇论文通常在文章首页刊有摘要或是将摘要集中刊登在每期的开头处。 许多图书馆不保留时间久远的旧期刊版本。为了节省空间与成本，他们只收藏微缩影片。大多数学术领域都有上百种学术期刊，每一种期刊每年的成本在5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只有大型的研究图书馆订购得起全部这些期刊。如果你必须向远距离的图书馆借阅某本期刊或复印某篇论文，你可以通过馆际借阅服务（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来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系统是图书馆出借图书或资料给其他图书馆的方式。很少有图书馆出借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你应该计划在馆内使用这类期刊。一些——并非全部的——学术期刊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 一旦你找到期刊区，可以漫步浏览书架上陈列有哪些期刊。你会发现不少登载研究报告的期刊。每份学术期刊和馆内常规藏书一样，根据期刊名称，都有书码。图书馆通常根据书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编排。遇到期刊改名，若仍将之陈列在原名称的书架上，可能会造成混乱。 学术期刊也因领域与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部分期刊都会刊载报道某个学术领域内的研究论文。因此，大部分数学期刊会登载新近的数学研究或数学证明之类的报告；文学期刊登载对于某些文学作品的书评与文学批评；而社会学期刊则登载社会学研究报告。有些期刊涵盖的领域较广（如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科学），因而刊登整个领域内相关的研究报告。其他的期刊则专注于某个次级领域的研究（例如，家庭、犯罪学、儿童早期教育、比较政治学）。 出处格式 论文的出处是进行搜寻的关键工具。假设你想要阅读有关同性恋联谊会的研究。如果你翻到本教材中参考书目的地方，你会见到下列出处： Yeung, King-To, and Mindy Stombler. (2000). Gay and Greek: The identity paradox of gay fraternities. Social Problems, 47: 134–152. 这个出处告诉你，你能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中找到这篇论文。这个出处并未提供议题或月份的信息，但给出了卷数（47卷）和页数（134～152）。标明文献出处的方式有很多种。在正文中标示文献出处的方式各有特色，在括弧内写下作者的姓氏与出版年份的文内标示法是广受欢迎的方法。完整标示文献出处的方法常出现在论文中自成一个单元的参考文献或参考书目部分。标示文献完整出处的格式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期刊论文、专著和其他类型的著作，各有不同的交代出处的方式。在标示期刊论文出处时，最好请教老师，或者参考期刊或其他说明标示出处格式的规定。几乎所有标示出处的方法，都要求写出作者姓名、论文题目、期刊名称、卷数与页数。除了这些基本要素之外，其间的差异颇大。有些除了作者的姓氏之外还列出了作者的名字，有些则只列出作者名字的缩写。有些标示出所有作者的姓名，有些只列出第一位作者。有些包括有关期数与出版月份的信息，其他则不提供这些资料（参见图5—1）。 标示出处的格式有时会颇为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其实有两份主要的参考工具，《芝加哥论文格式手册》(Chicago Manual of Style)，其内有将近80页的篇幅论及书目与参考文献的格式；《美国心理学学会出版手册》(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Manual)，该手册中有60页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在社会学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所列的两页格式规定，广受学界的遵循。
2. 专著
书籍传播许多类型的信息，启发思想、娱乐读者。书的种类繁多：图画书、教科书、短篇故事书、小说、科幻小说与非科幻小说、宗教书籍、儿童书籍等。本节所关心的是内容属于原创性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集之类的书籍。图书馆采取与处理其他图书相同的方法，将这类书籍上架、编码。通过图书馆的分类系统，你能够找到该书的出处信息（例如，书名、作者、出版社）。
哈根斯（Hargens，1991）提出，社会学研究者引用书籍的次数与论文一样多，他认为社会学的文献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自然科学多依赖论文的引用，而人文学科则多倚重书籍的引用。 区别某本书籍是某个研究的成果报告，还是一般论述著作，不是件易事。你更可能在大学图书馆中找到这类书籍。有些出版者，像大学出版社，专门出版这类书籍。但是，除了阅读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准确辨认一本书属于哪一种类型。 有些类型的社会研究更可能以专著的形式出现。例如，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做的研究比经济学家或心理学家做的研究，更有可能以书本篇幅的报告来发表。然而，有些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则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而有些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则和一本书一样长。在教育学、社会工作、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长篇、复杂的研究结果可能以两三篇论文或是专著的形式发表。涉及详尽的临床或民族志描述的研究，以及复杂的理论或哲学讨论，通常是以专著的形式发表。最后，想要同时与科学界同行和知识大众进行交流的作者，可能会写本书，据此搭起学术的学院派与非小说的通俗作品间的桥梁，就像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1991）一书。 找出原创性的研究论文可能发表在哪些书中，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没有任何一本书罗列出所有这些资料。有三种类型的书籍其内容以论文集或研究报告为主。第一种是基于教学目的所编纂的书籍，称为读本（readers），可能会收录有原创的研究报告。通常，读本将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同一个主题内的论文搜集编纂成册，便于非专业者阅读与了解。 第二种论文集是专为学者设计的，有可能针对某个特定的主题，将所有学术期刊上这类的论文或是理论性的论文，搜集编纂成册。有些论文集会收录那些难以找到的期刊论文。它们可能根据某个主题将相关的文章编辑起来，在目录中列出论文的题目与作者。图书馆将这类论文集和其他书籍一同放置于书架上，有些图书馆的目录系统也包括这类论文集。 第三种是年度出版的研究丛书，收录了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研究报告。这类丛书是学术期刊与论文集两者的混合物：逐年出版、每年出版一卷，但它们不是期刊。这些年刊——像《政治社会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比较社会研究》（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同专著摆在一起。有些年鉴专门刊登文献回顾[例如，《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这些年刊年鉴并没有像学术期刊一般详尽的目录。对某个学术领域的新人来说，找出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多花些时间在图书馆里，或是向熟悉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请教。 专著的出处标示比文章要简短。这包括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年份，以及出版社的名称。
3. 学位论文
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需要完成一份原创性的研究作品，写成博士论文。这本博士论文会被装订起来，收藏在授予该博士学位的大学图书馆中。大约半数的博士论文会出版成书或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因为博士论文属于原创性的研究，是珍贵的信息来源。有些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会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并且将之撰写成硕士论文。但是只有少数硕士论文会从事严肃的研究，因而比未出版的博士论文更难找到。
专门性的索引会列出学生所完成的博士论文及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大学。例如，《全球博士论文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列有博士论文的作者姓名、题目和学校。这本索引依据博士论文的主题加以编辑，并且附上每本博士论文的摘要。如果大学许可，你可以通过馆际借阅服务向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借阅大多数的博士论文。另外一种方式是向类似密歇根大学安雅柏校区（Ann Arbor）的全国博士论文微型胶卷/影印本中心购买美国各大学博士论文的复印件。也许有人提出收藏其他图书馆的博士论文影印本的要求，有些大型的研究图书馆也会收藏它们。
4. 政府文献
美国联邦政府、其他国家的政府、州或省政府、联合国，以及其他像是世界银行之类的国际机构，都赞助过某些研究并且出版研究报告。许多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这些文献，陈列在“政府文献”区。这些报告很少出现在分类目录系统中。必须使用专门的出版品目录与索引，而且通常要有图书馆馆员的协助，才能找到。大部分的大学图书馆只收藏最常被借阅的政府文献与报告。
5. 政策报告与研讨会论文
执行全面的文献回顾的研究者，都会考察这两大文献来源。这两大来源对所有的研究者来说，都不易取得，但是对训练有素的专家来说，则不构成障碍。研究机构和政策中心也出版论文与报告 [例如，布鲁克林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贫困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一些主要的研究图书馆会购买这些报告，并将它们与专著摆放在一起。确定这些机构已经出版了哪些报告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致函这些机构或研究中心，索求已出版的报告目录。 每一年，学术界的专业学会（例如，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心理学）都会举行年度会议。数以百计的研究者聚集一堂，发表、听取或讨论最新研究的口头报告。与会者大都可以取得口头报告的书面资料。身为该学会会员而未参与会议者，会收到该会的议程表，表中会列出各篇论文的题目、作者和作者的工作单位。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作者索取他发表的论文报告的复印件。许多——而不是全部——论文日后都会以期刊论文的方式发表。这些报告可能会被收录在索引或摘要汇编之类的信息当中（于下文中讨论）。
####（二）怎样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
1. 界定和细化主题
研究者在开始一项研究时，必须有计划、明确界定出一个主题与研究的问题，开始着手文献回顾时，也必须从一个定义清楚、焦点明确的研究问题与搜寻计划开始。一个好的文献回顾主题要有一个和研究问题一样明确的焦点。举例来说，“离婚”与“犯罪”太过宽泛。比较适当的文献回顾主题可能是“带有前次婚姻所留下子女的家庭的稳定性”或是“各国经济不平等与犯罪率的关系”。如果你为某项研究进行背景回顾，这篇文献回顾涵盖的范围应该比你要检验的某个特定研究问题稍微广泛一些。研究者常常是在回顾了所有文献之后，才决定最后准备锁定的研究问题。文献回顾会带出比这个研究问题更为宽泛的焦点。
2. 设计搜寻资料的计划
在选出研究焦点问题准备进行回顾之后，下一步就是规划搜集资料的策略。回顾者需要决定从事的是哪一类的文献回顾、回顾文献的广度以及准备回顾的资料类型。达到目标的关键在于谨慎、系统和组织。设定搜集的参数：需要花多少时间、最远搜寻多久以前的文献、最少回顾几本研究报告、准备跑多少个图书馆等。
同时，要决定好如何记录你找到的每一笔参考书目的出处，以及如何记笔记（例如，记在笔记本内，还是记录在卡片上，还是记录在电脑档案中）。最好事先订出一个时间表，因为你可能必须跑好几趟图书馆。你必须建立一个资料夹或电脑档案，尽可能记下所有相关的资料来源，以及临时想到的新资料来源。随着文献回顾的进展，焦点应该越来越明确。
3. 找出研究报告
找寻研究报告要依据报告的类型以及你所搜寻的“路径”。一般说来，为了避免单一搜寻法的限制，通常使用多种搜寻策略。
学术期刊论文：诚如前面所讨论的，大部分社会研究会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这些期刊是学界交流的媒介。在开始搜寻之前，先在你熟悉的领域内找出期刊，浏览其内容。目前有许多种期刊，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发行了几十年了，每一本期刊有多篇论文。因此，论文搜寻的工作量可能会相当庞大。好在，某些专业化的出版物已经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多了。
你可能已经用过《期刊文献读者导览》（Reader'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之类的一般出版物索引目录。很多学术领域内编有学术文献的“摘要”或“索引”[例如，《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社会科学索引》（Social Sciences Index）、《社会学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老年学摘要》（Gerontological Abstracts）]。对与教育相关的主题来说，“教育资源信息中心系统”（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特别管用。目前已有超过100种诸如此类的出版物。通常你可以在图书馆的参考文献区找到这类出版物。许多摘要、索引以及教育资源信息中心的服务都可以通过电脑取得，这加快了文献搜寻的过程（参见附录D）。 索引目录或摘要集是定期出版的刊物（按月或一年出版六期等），方便读者根据作者的姓名或主题进行查询。索引或摘要通常在开头几页中列出收录的期刊名称。索引目录只列出论文的出处，如《社会科学索引》；摘要集则不但列出了论文的出处，而且还附有论文摘要，如《社会学摘要》。摘要并不给出研究的全部发现与细节。研究者使用摘要筛选相关的论文，同时也据此找出更多相关的论文。摘要集里可能会收录发表于专业会议上的论文。一本相关的周刊《本期目录》（Current Contents），收录了许多期刊和论文集的内容目录。该刊也按照论文题目的关键词与作者，编有索引。 上述讨论看起来好像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到图书馆的参考文献区去找本索引目录、做主题查询，便完事了。不过，整个经过远比这个复杂得多。为了能够收齐跨越不同年份的研究，你必须翻阅数期索引目录与摘要集。同时，列在索引目录与摘要集里的主题是相当广泛的。你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可能落在许多主题领域之内。你必须一一将之找出。举例来说，就高中生违法吸毒的这个主题而言，你可能需要察看下列主题：吸毒、药物滥用、物品滥用、药物法、非法药品、高级中学、初级学校。每个主题领域之下，有许多论文都和你要进行的文献回顾无关。而且在文章刊出与被编入索引之间可能会有3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差。除非你去的是一座大型的研究图书馆，否则你可能会找不到最有用的论文。你只有通过馆际借阅服务取得该篇论文，也有可能该篇论文是用你看不懂的外国文字撰写的。 大部分研究取向的图书馆都订购有“科学信息中心”（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出版的《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这是笔珍贵的信息来源，收录超过1400种期刊信息。这本索引和其他索引目录或摘要集并无不同，不过要了解如何使用它，则须下番工夫。《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总共有四册。其中一册是来源索引，提供期刊论文完整的出处信息。其他三册论及来源索引中的论文，将其按照主题、论文作者任职的大学或研究中心或在其他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提到的作者，加 以编排。 你可以用下列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进行搜寻：第一，根据主题（例如，儿童饮酒问题）；第二，根据研究机构［例如，新泽西州立大学路特斯（Rutgers）酗酒研究中心］；第三，根据早期出版的论文［例如，坎道尔（Kandel）1980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中的“青年人的吸毒与酗酒行为”（Drug and Drinking Behavior among Youth）］。第一种搜寻模式帮你找出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的所有作者。第二种搜寻模式帮你找出同一间研究机构中发表论文的所有学者。第三种搜寻方式帮你找出一篇早期期刊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所有文献的出处。最后这类搜寻在研究者想要追溯影响其他研究发展的研究时，极为重要。举例来说，你找到一篇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相关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会列出所有自1980年起在参考文献中包括这篇论文在内的所有期刊论文。如果你所在的图书馆没有《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一项理想的搜寻原则就是检验论文的参考文献部分，以便找出某个主题下相关的论文或书籍。 另一个寻找文献的资源是计算机化的文献检索，其运作原理与索引目录或摘要集并无二致。研究者通过几种方法——作者、论文题目、主题或是关键词——来进行计算机化的文献检索。关键词（keyword）是出现在论文题目中的可能表示主题的词语。大多数计算机检索，常会用到6～8个关键词，并且同时考虑多个同义词。计算机检索法有很多种方式，而且大多是就题目或摘要检索某个关键词。如果你选择的词太少，或是选定的范围很窄，你将会漏掉许多相关的论文。如果你选择很多个关键词，或者是非常广的范围，则会跑出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论文。学习选取适量关键词的最佳途径，只有靠尝试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在我执行的关于大学生如何界定性骚扰的研究中（Neuman，1992），我使用下列几个关键词：性骚扰、性攻击、骚扰、性别平等、性别公平以及性别歧视。我后来发现了几个重要的研究，但其标题与这些关键词没有联系。我也试过大学生与强暴这两个关键词，但是得到了一大堆我光浏览都浏览不完的无关资料。 有许多计算机辅助检索的资料库或资料系统。任何人只要有台计算机及网络连线，凡是网络上有的，他就可以检索世界各地的期刊论文索引集刊、图书馆目录以及其他的信息来源。 所有计算机化的检索方法都按照相同的逻辑编辑而成，但是每一套都有自己的操作方法需要学习。在我的研究中，我检索了过去7年的资料，使用了5个计算机化的学术期刊资料库，包括《社会科学索引》、《科罗拉多地区研究图书馆》（Colorado Area Research Library，CARL）、《社会档案》（Sociofile）、《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索引》以及《心理学文献目录》（PsychLit）。 相同的论文经常同时出现在多个资料库之中，而每一个资料库都会收录一些其他资料库中找不到的新论文。这项事实给我们一个教训：“不要只依赖计算机化的文献检索、摘要服务或某个学科的文献，或是武断地界定年代。”（Bausell，1994：24）举例来说，通过研读已发表论文的参考书目，我找到了几篇早期出版的、没有被任何一个电脑资料库收录的学术论文。 我的研究过程颇为典型。使用关键词检索，我很快地就浏览了超过200篇的文献题目或摘要。从中我筛选出80篇文章、报告和书籍，进行阅读。发现其中有49篇可用，而且这些论文都是已发表的论文。 学术专著 找出某个主题的学术性专著可能会是件颇为困难的事。图书馆分类系统内的主题经常要么是不够完整，要么就是太过广泛，以致没有多大用处。再者，尽管你可以使用馆际借阅服务，对其他图书馆进行搜寻，但是所列出的都只是某一个图书馆的馆藏。图书馆依据书籍的主题加以编排建档。另外，主题分类可能反映不出你感兴趣的主题所在或是某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一旦学会使用图书馆的系统，你会发现，有关某个主题的书籍其书码的主要部分是相同的。此外，图书馆馆员会协助你找寻收藏在其他图书馆的书籍。例如，《国会图书馆全国联合目录》（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Union Catalog）列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内所有的藏书。图书馆馆员能够查询其他图书馆的馆藏书目，或者你也可以使用互联网。并没有一个十拿九稳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找出相关的书籍。最好的建议是使用多套检索方法，包括查阅刊登书评与论文书目的期刊。 学位论文 一份称为《全球博士论文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的刊物登载有大部分的博士论文。类似期刊论文的索引与摘要一样，《全球博士论文摘要》也根据广泛的主题分类、作者和日期，将所有的博士论文加以编排整理。研究者可以在包含某个主题的学科领域中，查询所有的论文题目。不幸的是，当你找到你要的论文与摘要之后，可能会发现取得该本论文需要等上不少时间，而且还需支付其他额外的费用。 政府文献 图书馆内的政府文献区，皆备有分门别类的政府文献目录，供读者查阅。美国联邦政府出版了一份相当有用的索引目录，书名是《政府文献月刊》（Monthly Catalog of Government Documents），常可在电脑中查到。该刊从1885年开始出版。但是若要查询10年以前的文献资料，则应该使用其他的辅助来源进行查询。这份月刊按年编有索引，而月刊本身编有主题、题目、作者索引。另一个有用的资料来源是《国会听证会索引》（Indexes to Congressional Hearings），该书载有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国会召开的所有委员会与会议议题的资料。《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则搜罗有美国国会对于法案项目、投票记录和议案修改的资料。《美国法规汇编》（United States Statutes）则依年份和主题登录有美国联邦各州的法案。美国政府每日出版的刊物，《联邦总览》（Federal Register）刊载联邦机构的各种法令规则与公告，同时也含有月刊与年鉴索引。此外，还有其他涵盖条约、技术公告之类的索引。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有类似的名录。例如，英国政府的《政府出版物索引》（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dex）便汇编整理出一年内的政府出版物；《国会报告》（Parliamentary Papers）则刊载官方的社会与经济研究，范围涵盖过去200年。使用这些专门性的索引时，最好能有图书馆员从旁以其专业知识提供协助。索引编制者所采用的主题分类，未必完全符合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 政策报告与研讨会论文 这是最难找到的文献来源。它们被列在已出版的研究书目当中，有些则列在摘要或索引目录之中。想要找到这些研究著作，可尝试几种方法：写信给研究中心向他们索取出版目录、向专业会议索取会中发表的论文报告目录。一旦你找到一份研究报告的出处，试着写信联络相关的作者或机构。
(三) 记笔记
收集到相关文献综述后，很容易感到有太大的信息量，所以，你需要系统地做好笔记。传统的方式是把笔记写在带标签的卡片上。然后编排这些笔记卡片，根据它们之间的联系或报告、论文的框架，把它们放在一堆。这种方法目前仍在使用。但是，当前大多数人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收集许多文章的影印件或印刷版。
找到某项文献来源之后，一个好的办法是给笔记卡片或电脑档案建立两种文件：一个是来源文件，另一个是内容文件。在来源文件中为每一项来源记下所有文献性信息，即使其中一些你并不使用或以后删除掉。在一个完整的文献性来源中，不要忘记任何细节，如页码数量、第二作者的姓名，如果没有，将来你会后悔的。删除一项你用不到的来源要比日后再确定它们容易得多。
我推荐建立两种来源文件，或者说将主要文件划分成两部分：已有文件和潜在文件。有关来源的已有文件是指你已经找到，而且已经对内容做了笔记。潜在文件是指你已经追踪或读过的可能有启发性作用的新来源。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将你找到的新来源或你读到的文献性信息加到潜在文件中去。在报告快完成时，随着已有文件变成你的参考文献，潜在文件也就消失了。
你的笔记卡片或电脑文档成为内容文件。这个文件包含有关来源的实质性信息，通常是主要发现、方法论的细节、概念定义和有趣的转引。如果你直接从一个来源转引，或希望从一个来源摘取特殊的信息，你就需要记下转引所在的特定页码。在每一个内容文件中，通过关键信息连接文件，如作者和数据。
1. 记录什么
你将会发现从相同类型与大小的纸张或卡片上，会比有的从纸张、有的从卡片等不同来源，更容易整理记录出重点。研究者必须决定要从一篇论文、一本专著或其他的来源中，记录下什么信息。就记录方向而言，错在记得太多总比记得太少要好。一般而言，要记录检验的假设、测量主要概念的方法、主要的研究发现、研究的基本设计、使用的群体或样本，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参见方框5—4）。查阅别的研究报告的参考书目与注释来源，看看哪些可以加进你的文献搜集，也是明智之举。
专栏案例：如何阅读期刊论文
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来阅读期刊上的论文。你阅读的目的是获得基本的知识，还是想要将之应用到某个特定问题上？
详细阅读之前先大略浏览全文。从这篇论文的题目、摘要、结论和标题中，你能够获得什么信息？论文中包括哪些主题、主要发现、方法和主要的结论？
检讨自己的取向。你对这个主题、方法、出版来源等方面的认识有哪些偏见？这可能会影响你对论文的阅读。
整理汇集外在知识。关于这个主题你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各出版来源的可信度如何？
阅读中同时进行评价工作。论文中出现哪些错误之处？研究发现与资料匹配吗？论文与其提出的假设前后一致吗？
以写摘要的方式将关于主题、作者使用的方法和研究发现的资料记录下来。评估研究发现接近事实的程度，列出你对该论文的问题。
资料来源：摘录自 Katzer, Cook & Crouch, 1991: 199~207。 复印下所有相关的论文与报告可以省下记录重点的时间，而且可以确保你得到整份资料。你也可以在复印件上做笔记。对于这种方法，要注意几件事。第一，对进行大量的文献搜集而言，复印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第二，须遵守著作权法。美国的著作权法只允许个人研究用途的影印。第三，不要忘了要复印全文，包括引文的资料。第四，组织整理整份数论文是相当烦琐累人的，尤其是在一篇文章中有多处可能被引用之时。最后，除非你仔细地把重点都画了出来，或是做好完整的重点记录，否则你可能得把整篇文章重新阅读一遍。
2. 有系统地整理笔记
搜集了众多的参考资料与记录了大量的笔记之后，你需要一个将这些资料整理组织起来的框架。其中一种做法是快速浏览完所有的笔记，在脑海里勾勒出这些研究论文彼此之间的关系图像，然后将这些研究论文或特殊的发现分门别类。在敲定最后一个之前，最好先试用几个不同的组织框架。组织整理资料的技术，靠的是熟能生巧。举例来说，把相同主题的笔记放进同一堆中，或是画出图表来比较讨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报告，列出相同与相异的论点。
在组织整理笔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些资料并不合适，必须将这些不相关的笔记割舍。同样的，你也会发现某些断裂，以及某些相关的领域或主题是你尚未查询到的。这使你必须再回到图书馆去找。
组织整理资料的框架有很多种类型。哪一类最好，依据文献回顾的目的而定。背景回顾意味着围绕某个特定的研究主题，将近年来的研究报告组织起来。历史回顾意指根据主题及其出版日期，组织整理相关的研究。整合性回顾意味着围绕某个领域中的共同发现与检验的主要假设，将相关的研究组织起来。方法论回顾意指根据主题组织研究，而在主题之下，再根据研究设计与使用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整体归类。理论回顾意指根据理论与准备探讨的思想家，把相关的研究组织起来。
3. 动手撰写文献回顾
一篇文献回顾的完成，需要有良好的计划与清楚流利的写作，这都需要经过多次的修改才能完成。所有好著作的写作规则（例如，条理分明的组织框架、导言与结论，以及章节之间的起承转合等）都适用于撰写一篇文献回顾。撰写时，记清楚你写作的目的，然后将其清楚有效地表达出来。
要写好一篇文献回顾，必须以批判的角度来阅读论文与其他文献。不要忘了，怀疑是科学的准则，这意味着你不应该因为该文已经被登出来的这项权威而接受这篇论文的所有论点。对你所阅读的文章提出质疑，进而评论它。据此，你第一项需要克服的，就是认为已经出版的作品必然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
带着批判的角度来阅读研究报告，是需要技巧的，而这些技巧又是需要时间与不断练习方能培养出来的。尽管有同行审稿程序以及持续居高不下的退稿率，仍难免错误与松散的逻辑潜入其中。阅读一篇论文时，须用心检验导言与题目和论文的其他部分是否相符。有时标题、摘要或导言会造成误导，无法充分解释研究计划所采用的方法与发现的结果。论文的逻辑结构应该紧密，所有的部分都应该搭配得很好。各部分论述之间应该存在着相当大的相关性。较差的论文不是在逻辑上出现跳跃的情况，就是漏掉某些转承的环节。同样的，并不是每篇论文都会将他们所引用的理论与研究的取向，进行清楚地交代。对于论文阅读，随时都该抱着要读多于一遍的准备，以便找出该文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参见图5—2讨论研读论文时，如何记笔记的问题）。
一篇论文最关键的需要阅读之处在于它的研究方法与结果发现部分。很少有研究是完美的。尽管研究者应当详尽描述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但研究者并没有时时刻刻都这么做。有时图表中所显示的结果和研究者所说的并不一致。举例来说，作者可能对细微的结果太过重视，而漏看了表中的某项重要结果。细心的读者会评估研究的执行方式，仔细阅读所提供的资料。司空见惯的是，作者只提出某项诠释，而忽略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可能解释。研读结论时，也应当留神，不要预设所有的资料都前后一致：最好亲自核对一下那些资料。
####（四）怎样才算是好的文献回顾？
作者必须通过文献回顾的组织框架，告诉读者他撰写这篇论文的目的。文献回顾错误的写作方式是，罗列一系列研究报告及个别研究发现的摘要。这种做法并未传达写作这篇
在参考文献卡片上记录资料的全部信息（来源文件）
| Bearman and Bückner 2001 | 主题：少女怀孕和性行为，誓言/诺言，处女，初次性行为，南部地区浸信会教友，同一性运动 (identity movement) |
| 从1993年起，南部浸信会在年轻人中发起了一场运动，这些年轻人公开承诺在他们结婚之前将一直保持处子之身。有超过250万的年轻人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本研究要考察年轻人的承诺是否影响到性行为的时间，以及做出承诺的年轻人和未做出承诺的年轻人是否有区别。运动的批评者对这些行为表示不满，因为承诺的支持者们常常拒绝性教育，对婚姻持一种过于浪漫化的观点，并坚持传统的性别角色。 | |
| 假设 | |
| 年轻人希望做出一些成年人喜欢做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是禁止年轻人做的。这种禁止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来实现的，社会控制限制了年轻人做出违禁行为的机会。非传统家庭的孩子拥有很大的自由，但却缺乏监管，因此很容易做出违禁行为(性行为)。那些生活在传统家庭中并且与父母很亲近的年轻人，其性行为通常会较晚。而那些在家庭之外、与“同一性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年轻人，会根据运动所教授的标准来改变其行为。 | |
| 方法 | |
| 数据来源于1994年至1995年对美国公立或私立学校7~12年级的年轻人的全国健康调查。141所学校的90000名学生回答了问卷，第二份问卷是由这90000名学生中的20000人来完成的。该问卷问及了承诺、宗教的重要性以及性行为。 | |
| 发现 | |
| 该研究发现在承诺者中，初次性行为的时间明显延后。但是，承诺的影响根据年轻人的年龄不同而不同。此外，承诺只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作用(比如，在那些将承诺部分地视为社会准则的地区)。承诺者通常更具宗教虔诚，身体发育不是很成熟，并且多来自于传统的社会和家庭背景。 | |
方框5—5
好与差的文献回顾的实例
一篇较差的文献回顾实例
性骚扰有许多不同的结果。亚当斯、寇特科和帕济特（Adams，Kottke & Padgitt， 1983）发现有些女学生说她们之所以避免选某些教授的课，或避免和某些教授做研究，是因为修那些课会使她们承受被性骚扰的风险。她们也发现男学生与女学生的反应相当不同。他们的研究调查了1000名男性与女性的大学生与研究生。本森与汤姆森（Benson & Thomson，1982）在《社会问题》一书中的研究列举了许多性骚扰所造成的问题。哲届与威纳（Dziech & Weiner，1990）在其著作《好色的教授》（The Lecherous Professor）一书中，条列出一长串受害人所遭遇的困难。 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主题。亨特与麦克兰（Hunter & McClelland，1991）对一个规模较小的人文艺术学院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得到一组300名学生所构成的样本，让这些学生观看各种各样经过特殊处理的照片，相片上显示着受害人的反应与受害情境。杰屈克与佛列兹（Jaschik & Fretz，1991）放映给中东部一所大学的90位女学生看一部录像带，带中录的是一名助教性骚扰的典型例子。在该行为被贴上性骚扰标签之前，很少有女同学会指称这个行为是性骚扰。当被问到是否认为该行为是性骚扰时，有 $98%$ 的同学说是。韦伯-柏丁与罗西（Weber-Burdin & Rossi，1982）重做了前人的一项性骚扰研究，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麻省大学的学生。他们让59位学生评定40个假设状况。瑞里、卡本特、杜尔和巴特列特（Reilley, Carpenter, Dull & Bartlett，1982）则对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250位女同学与150位男同学进行研究。他们同时也有一个由52位教职员组成的样本。要求两组样本填答一份问卷，问卷内容是评定照片中情境的性骚扰程度。波波维奇等多位学者（Popovich et al.，1986）联合制作了一份有9个条目的性骚扰量表。他们对一所中等规模的大学的209位学生以15到25人为一组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看法相当不一致。
一篇好的文献回顾实例
性骚扰的受害者承受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从自尊心减低、自信心丧失，到拒绝参与社会互动、改变职业目标和自暴自弃（亚当斯、寇特科与帕济特，1983；本森与汤姆森，1982；哲届与威纳，1990）。举例来说，亚当斯、寇特科与帕济特（1983）指出，$13%$ 的女同学说，为了避免承受性骚扰的风险，她们会避免选修某些教授的课，或避免跟那些教授做研究。
关于校园性骚扰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除了调查研究之外，许多研究者使用经过特殊处理的照片与特别设计的假想剧情进行实验［韩特与麦克兰，1991；杰屈克与佛列兹，1991；波波维奇等学者，1987；瑞里、卡本特、杜尔和巴特列特，1982；瓦伦丁-弗伦奇与拉戴克（Valentine-French & Radtke，1989）；韦伯-柏丁与罗西，1982］。受害者口头上的反应与情境因素显然会影响到观察者是否会把某项行为贴上性骚扰的标签。举例来说，杰屈克与佛列兹（1991）发现，在看过这部典型的助教进行性骚扰录像带的女学生中，只有 $3%$ 一开始就指出是性骚扰。相反的，她们称录像带中的行为是带有“性别歧视”、“粗俗无礼”、“不够专业”或是“下贱无耻”。当她们被问到那是不是性骚扰时，则有 $98%$ 同意那是性骚扰的举动。罗斯寇等学者（Roscoe et al., 1987）也指出，在标签性骚扰行为时也遇到相同困难。
####（五）在社会研究中使用因特网
因特网（见方框5—6）对社会研究者的工作方式进行了革新。仅仅七八年前，互联网还很少被使用；但是现在，多数社会研究者都使用因特网来帮助他们查阅文献、与其他研究者交流、寻找其他的信息源。因特网也正以一种爆炸性的速度在扩展和变化。
方框 5—6
因特网
因特网并不是存在于某一地点的单个事物。相反，它是一个系统，或者说是全球电脑相互联结的网络。因特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我不可能描述因特网上的所有东西，而很多大部头的书却试图这样做。此外，即使我能够这样做，那至少也得花6个月的时间。而因特网却在不断变化，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改变着人们交流和共享信息的方式。
因特网提供了一种电脑拥有者之间或者电脑拥有者与组织（例如，大学、政府机构、商业组织）的电脑信息之间的快捷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价格低廉（通常是免费的）而且是世界范围的。虽然因特网需要特定的硬件和软件，但它却能以电子形式传输文本材料、各种书籍、图片、音乐、视频以及其他信息。
要想登陆因特网，人们需要在与因特网相连接的电脑上注册一个账户。多数大学的主机都是联网的，很多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电脑也是联网的，拥有调制解调器的个人可以从私人公司那里购买互联网链接，这些公司提供电话线上网或电缆电视线上网。除了要有一台电脑之外，人们只需很少的有关如何使用电脑的知识。
因特网对于社会研究而言的确是件喜事，但它也被证明并非像人们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是种灵丹妙药。虽然因特网提供了新的发现信息的重要方式，但它也仅仅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它能够迅速地获得某些特定的信息。例如，通过我家中的电脑，我可以进入联邦监狱管理局，在三分钟之内找到某个表，该表显示在1970年 $16.3%$ 的犯人是由于毒品犯罪而被监禁的，而在1997年（这是目前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该比例为 $60.3%$。我们最好将因特网视为传统图书馆研究的补充方式而非代替手段。以下就是使用因特网进行社会研究的优缺点。
1. 优点
（1）因特网简单、快捷、价格低廉。因特网可以广泛地获得，而且在很多地区都可以使用。这种近乎免费的资源可以使人们从几乎任何地方获取原始资料，包括当地公共图书馆、家庭、实验室或教室，或者任何一台与因特网系统相联结的电脑。同时，因特网也不会关闭，它能一天运行24小时，一周运行7天。只要稍加训练，多数人都能很快地进行研究，并在电脑屏幕上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几年前是需要他们长途跋涉到更大的研究图书馆才能获得的。与人工搜寻相比，在因特网上搜寻数量极大的信息会更加简单快捷，而且因特网极大地扩展了原始资料的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多的信息（比如，美国统计摘要）可以在因特网上找到。而且，一旦信息被找到，研究者可以在电脑中保存它或在本地站点将信息打印出来。
(2) 因特网具有“链接”，这种链接提供了一种发现和连接更多信息来源的方式。很多站点、主页以及其他的因特网资源网页都有“热点链接”，只要简单地点击一下链接指示符（指示符通常是一个按钮或突出的词或短语），就可以从相关网址或资料来源收集信息。因特网将人们与更多的信息联结起来，并提供了一种获取交互参考材料的即时性方式。因特网可以很容易地将某种原始资料嵌入到网络上与之相关的资料之中。
(3) 因特网加速了全球信息的流动并产生了一种“民主化”效应。它提供了一种远距离和跨国境的快速信息传递（比如，文本、新闻、数据和图像）。人们无须为了一份报告而等上一周，也无须为了一份外文出版物而长途跋涉并等上一个月，因特网上的信息通常在几秒内就能获得，无须任何花费。事实上，由于因特网对于何人可以在网上发文章或者文章内容如何并没有限制，因此很多以前在出版或发行他们的文章方面存在困难的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切。由于因特网的开放性，强化了普遍主义的原则。
（4）因特网是一个范围极广的信息源提供者，有些信息在形式上是十分有趣并活力十足的。与传统学术刊物和资料的白纸黑字的文本相比，因特网上的信息更易传递和获取。互联网以多种形式来传递信息，包括明亮的色彩、图形、“活动”的图像、音频（例如，音乐、语音）、图片甚至视频。作者和其他的信息创造者可以在他们的表述中展现出极大的创造性。
2. 缺点
（1）因特网上的信息没有质量控制。与标准的学术出版物不同，因特网上很少有严格的检查过程，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些信息可能质量较差，没有文献资料的证明，可能存在极强的偏见，也可能完全就是虚构的，或者纯粹就是欺骗性的。因特网上的很多东西都是“垃圾”。一旦人们找到了资料，真正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垃圾”与有用的信息区分开来。人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些网页，因为有人可能将街上散发的广告传单贴到了网页上；这些网页有可能纯粹是胡说八道，但也可能具有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另一个并非严重的问题就是，网站上那些浮华之物比如明亮的色彩、音乐或移动的图像可能会使那些网络生手分心。这些浮华之物与重要内容相比，更容易吸引那些初次使用者，他们可能会将这些浮华之物与有用的信息相混淆。与缓慢仔细地阅读和研究文本资料相比，因特网上的阅读方式更加快捷，对各种信息的关注时间都是很短的（见方框5—7）。
网站：小心网上冲浪
因特网的快速普及和不断增长的对因特网信息的依赖使人们受益匪浅。由于因特网的无规则性，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网站，发表任何言论。在2000年，有超过6千万的美国居民上网查找有关健康的信息。在这些使用因特网的人当中，超过 $70%$ 的人承认他们在网上找到的健康信息会影响到其治疗决策。一个有关因特网上健康信息的研究发现（Berland，2001），大部分的健康信息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研究者使用了10个英语搜索引擎和4个西班牙语搜索引擎来查找4个研究项：乳腺癌、幼儿哮喘、抑郁症、肥胖。他们发现，在健康网页上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相关背景资料提供了有用的相关信息。 34 位医学家共同评估了 25 个健康网站的质量。他们发现仅有不到一半的网站提供了合乎主题的完全正确的信息。研究者发现，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在同一网站中某一部分信息是与相同主题的另一部分信息相矛盾的。他们还发现，在是否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来源信息方面，各网站也存在巨大差异。平均起来，仅有 65% 的网站提供了正确的作者资料和原始资料的时间。 (2) 很多极好的资料和某些对社会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研究论文和数据）在因特网上是找不到的（例如，社会档案、GSS 数据文件以及最新的期刊文章）。大量的信息只有通过特殊的订阅服务才能获得，而这是比较昂贵的。与通行的想法不同，因特网上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免费的，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通常，免费信息是有限的，只有那些付费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事实上，由于某些图书馆将资金用于购买用来上网的电脑，并减少了书籍和文献复印本的购买，因此因特网的影响在整体上会减少某些用户所能获得的信息。 (3) 在因特网上寻找资料是比较困难而且耗时的。要找到特定的原始资料并不是那么容易。不同的搜索引擎会提供不同的搜索结果。最好是使用多种搜索引擎（例如，Yahoo、Excite 以及 Alta Vista），因为它们的运行方式是不同的。多数搜索引擎都是在对网页的简要描述中搜寻特定的词。这些描述不可能揭示资料的全部内容，正如一个题目不能完全说明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一样。此外，搜索引擎通常会找到上万条的资料，这些资料太多了不可能一一查看。有的信息之所以会出现在搜索结果的顶端，可能是因为这些信息是最近才上传到因特网上的，也可能是因为在它们的简要描述中有多处与搜索词相吻合。最好或最相关的资料通常在搜索结果的前 150 项之内。同时，人们还必须费劲地绕开大量的商业广告才能找到真正的信息。 （4）因特网的资料可能很“不稳定”，而且也很难用文献证明。当人们在因特网上进行研究并寻找包含有用信息的网页之后，记住这些网页所在的特定网址是十分重要的（网址通常以 http://开头)。该网址是与存在于电脑中的某个电子文件相联结的。如果电脑文件被移走了，那么两个月以后电脑文件就不存在以前那个网址了。网页与图书馆中的期刊文章是不同的，图书馆中的期刊文章存放在书架或缩影胶片上，这些信息可以保存很多年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看，而网页则会很快被删除掉。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很容易地检查某个网页的参考资料，核实文献中的引用材料，或者我们也不可能回溯到最原始的材料，通过阅读它们获得感想，或是在这些原始材料上建立新的理论。同时，因特网上的信息很容易被复制、修改、甚至歪曲，从而产生新的复本。例如，某人可以通过修改某个文本或图像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网页，并将这些错误信息广泛传播，这就产生了版权保护问题和原始资料的著作权问题。 要想了解因特网，了解它的术语以及怎样区分有价值的网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实践。现实中，并没有在因特网上搜寻最好网站的方法，所谓最好的网站就是拥有有用信息和可信信息的网站。与那些不明来源或不明地址的个人主页所提供的材料相比，或者与某个商业组织和某个政治社会问题支持群体的发起者所提供的材料相比，由大学、研究机构或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材料会更加可信。除了容易被移动或者被删除之外，很多网页或资料来源不能提供易于引用的完整信息。一份较好的资料能够提供完全的或更完整的有关作者、日期、地点等信息（参见方框5—8）。
三、社会研究中的伦理
现在，让我们从回顾文献转向第二个主要问题，该问题是我们在设计研究之前需要解决的。研究都具有伦理道德维度，正如你在第4章中所见到的，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表述。所有的方法，甚至是严格实证主义的，都意识到了研究中的伦理维度。我们很难正确评价研究者在研究开始时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但是如果等到研究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再来评价就太晚了。研究者需要让自己做好准备，并且在设计研究时就考虑到伦理问题，以使合理的伦理实践被纳入到研究设计之中。
研究者面对许多伦理上的两难问题，必须决定该如何抉择。伦理守则与其他的研究者可以为你提供一些指导，但是是否合乎伦理地行动最终取决于研究者个人。在道德与专业上，研究者有信守伦理的义务，尤其是在研究对象对伦理问题毫不知情，甚至毫不关心之时，更应该如此。事实上，许多研究对象对保护他们的隐私与其他权利，可能尚不如研究者那般关切。[4]伦理议题源自于对进行研究的适当方法的考虑、两难和冲突。伦理界定了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或者说什么是“合乎道德”的研究程序。但是绝对的伦理规范并不多。大部分的议题涉及如何在相互竞争的价值之间求得妥协，而且抉择取舍依据个别情况而定。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家都同意的原则。这些原则实行起来，可能有所冲突。许多伦理议题牵涉到两种价值——追求科学知识与被研究者或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权利问题——之间的平衡。必须在诸如增进我们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改进决策质量或帮助参与研究者等这类的潜在利益，与诸如失去尊严、自尊、隐私或民主自由之类的潜在损失之间，做权衡取舍。
方框 5—8
一些有用的网上用语
与其他领域一样，在因特网中也产生了一套特定的语言或术语。人们刚接触到这些术语时有可能会被它吓到。我们将这些术语放到这样一种视角来考察，想想你所知道和使用过的电话用语 [比如拨号音、忙音、电话号码、区号、导向帮助（directory assistance）、接触音等]，这些术语在电话技术首次出现时也吓住了很多人。术语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与单独地去理解每个术语相比，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更加容易。 链接断开（Broken Link）是一个具有错误 URL 的超链接，或者该链接所指向的网址已经不存在了。它阻止了用户在因特网上各网站之间的相互链接。 下载（Download）是一个动词，表示将一个电脑文件从某个远程电脑或者某个源电脑（通常是服务器）上转移到本地电脑上。 电子邮件（E-mail）是一种在技术上与因特网相分离的系统。它使得人们可以快速地收发信息、文件以及电子视图。它要求收件者拥有一个电子地址和电子存储空间。 文件传输协议（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是一种在大型电脑和其他电脑（本地电脑）之间快速上传或下载文件（数字数据或文本）的系统。要获取大型电脑上的文件可能会受到限制，但这些文件也可能是对公众开放的（我们称之为匿名 FTP） 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为网页确定格式、字体形式、颜色、图形进行指引的系统，但是我们在网页上却看不见它。 超文本文件传输协议（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是一种 URL（见下文）的格式认证系统。 超链接（Hyperlink）是网页上的一个明显区域（通常是个可视的按钮或者是突出的文字），通过点击它可以使用户在因特网上快速转到另一个网页上。 超文本（Hypertext）是一种以嵌入性超链接方式写成的文本或其他材料，一旦激活它，就能让使用者跳转到另一个地址上（比如，脚注、另一个章节、一个不同的文件、一个网页等）。 局域网（LAN，local area network）是一个本地化的网络（见网络）。 链接是与其他的网页或互联网资源相联系的快速方式。 清单服务器（LISTSERV）是一种电子信息分发系统。通过电子邮件，用户可以签名接收有关某一主题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可以是时事通讯，也可以是订阅者们所共享的电子邮件信息。 元搜索引擎（Meta Search Engine）是一种包含多个独立搜索引擎的搜索软件，它能够进行更加有力更广泛的搜索（比如，Dogpile、Meta crawler、Debriefing 以及 Hotbot）。 调制解调器（Modem）是一种从电话线或类似的电线上传输电子信息的设备（既可以独立于电脑之外，也可以置于电脑之中），它具有不同的信息传输速度。 网络（Network）是一种电子交流系统。它允许资料（比如软件）共享，允许端口或联结之间与电脑的快速交流。网络可以局限在一个房间、一幢建筑、一个大的校园或者很多地址（例如，一个大公司的所有办公室）。这种交流由一个或多个服务器来协调。 网卡（Network Card）是一种内置于电脑中的设备，它使得电脑能在因特网上快速交流，它通常作为调制解调器的替代品。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是一种特殊软件，该软件在网页浏览器上进行工作，寻找那些包含关键词的网页，最后它会列出一个可能的网页列表或者包含URL的网站列表。（比如，Yahoo、Excite、Lycos） 服务器（Server）是一种快速而且强有力的电脑，它允许外来用户的进入，而且各网页也存在于服务器上。服务器是一个网络的中心。 虚拟终端协议（Telnet）是一种允许对大型电脑进行远程登陆的系统，这些大型电脑与互联网或者电话线相连接。它允许拥有电脑的人在某地对一个远地点的电脑进行操作。 上传（Upload）是一个动词，表示从本地电脑向远距离电脑（通常是服务器）传输电脑文件。 URL（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是一个因特网站点的地址（通常以http://开头）。 Web 是万维网或 WWW 的快速表达方式（见 WWW）。 网站浏览器（Web Browser）是 www 的一种“航行”工具；一种能解释 URL 的特定软件（例如，Netscape 和 Explorer）。 网页（Webpage）是 WWW 的主要单位、站点或节点。网页就是以一个或多个充满信息的窗口展现在用户面前的电脑文件。 万维网（WWW，world wide web）是一种以超文本为基础的分发系统，允许在网页上共享信息，它位于全球的各种服务器上。 伦理研究的标准要比社会上许多其他领域 [例如，收款公司（collection agencies）、公安部门、广告商] 的标准更加严格。专业的社会研究需要研究者同时具有关于研究技术的正确知识（例如，抽样），以及对于研究所牵扯到的伦理层面问题的敏感度。这并不容易。诚如雷诺兹（Reynolds，1979：7）的观察：“社会科学家现在所面对的各种两难问题，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那些关注道德、法律和政治哲学上一般问题的学者的关注。”
(一) 个体研究者
伦理的问题从研究者这里开始，也在他这里结束。研究者的个人道德准则是抗拒非道德行为的最有利武器。在研究执行之前、研究执行的过程之中，以及研究完成之后，研究者有机会、也应该去反省研究行为，考量自己的良知。讲伦理的研究依靠的是个别研究者的诚实正直与价值观。“如果认真考虑了价值观问题，那么就不是只说不做，而必须将其作为社会学者行为的指导原则。研究者的价值观决定了谁将会是调查的对象、做这个研究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是为谁效劳。”（Sagahn，1973：63）
####（二）为什么要合乎伦理？
如果大部分进行社会研究的人都是出于对他人的真心关切，那么研究者怎么会做出不负伦理责任的行为呢？除了少数心术不正的人之外，大部分不合乎伦理的行为是由于研究者所承受的压力，使他在伦理上投机取巧。研究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包括：建立职业生涯、出版论文、推展知识、取得声望、荣耀家人或朋友、保住工作等。合乎伦理的研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花费较多的金钱，更加复杂，也更加可能还没完成就被终止了。此外，书面的伦理标准都是一些模糊的原则，因此为违反伦理的行为开辟了许多空间，而且被逮到的机会也非常小。
从事合乎伦理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机会获得奖励。违反伦理的研究者如果被抓到，可能会面对公开的羞辱，生涯被毁，以及可能的法律制裁等后果，但是合乎伦理的研究者并不会赢得任何赞扬。伦理行为来自于研究者在接受专业训练的过程中对伦理原则的内化而产生的敏感度，来自于专业角色，以及与其他研究者的私人接触。此外，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也强化了强调诚实与公开的伦理行为。那些以专业角色为取向的、追求科学精神并经常与其他研究者定期交流的研究者，其行为比较可能合乎伦理。
1. 不当科学行为
研究共同体以及赞助研究的政府机关都反对违反伦理的行为，也称为不当科学行为（scientific misconduct），这包括作假与抄袭。不当科学行为发生在研究者伪造、歪曲资料或搜集资料的方法，或是抄袭别人的作品时；也包括对科学共同体对执行研究或撰写研究报告方面，所共同接受的做法的重大偏离。研究机构与大学订有政策与程序来检测这些不当行为，将这些事件告知科学共同体与赞助机构，并且处罚（例如，减薪或解聘）涉及这些事件的研究者。[5]
研究欺骗（research fraud）发生在研究者伪造或自创并非真正收集到的资料，或谎报研究执行方式的时候。虽然很少出现这类事件，但是仍要严肃对待。最著名的造假案例是 剽窃（plagiarism）也是一种造假行为，发生在研究者窃取其他人的概念或书面资料，或是使用时未注明出处。剽窃的一个特殊类型是窃取另一位研究者、助手或学生的作品，然后当作自己的著作发表。这些都是严重违反伦理标准的行为。[6]第16章中将进一步探讨剽窃问题。
2. 违反伦理但是合法
有一些行为可能违反伦理，但是并没有触犯法律（unethical but legal）。合法行为与谨守伦理的行为之间的差别可以用剽窃个案来说明。美国社会学学会曾经报道，一位东新墨西哥大学（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的院长1988年所写的一本连一个注释都没有的著作，包含一位杜福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1978年的论文中许多部分的内容。这种做法没有不合法：它并没有违反著作权是因为该社会学家的论文并没有美国政府所认定的著作权。然而，依据专业行为的标准来看，这个行为显然是违反伦理的。[7]（参见图5—3法律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 法律 | 伦理 | |
| 是 | 否 | |
| 是 | 合乎道德并守法 | 守法却不道德 |
| 否 | 违法但是合乎道德 | 不道德并违法 |
(三) 权力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或员工与助手之间涉及权力与信任的关系。实验者、调查主持人或研究调查者相对于研究对象或研究助手来说，拥有某种权力，这个权力是由证照文凭、专业才能、训练和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所合法授予的。某些伦理议题涉及的就是这些权力和信任关系的滥用。
研究者执行研究的权威受到专业共同体与社会的认可，因此附带的责任是他必须指导、保护和关照被研究者的利益。例如，一位外科医生被发现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形下，对33位妇女进行一项妇科实验治疗。这些妇女信任这位医生，但是他却滥用了这些妇女、专业共同体和社会所给予他的信任。[8]寻求伦理指导的研究者并不孤单。他可以向多处寻求支援：专业同行、伦理咨询委员会、机构审查委员会或是大学或机构中的受试者委员会、专业协会的伦理规章，以及讨论研究伦理的论著等。
####（四）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伦理议题
你曾经做过某个研究的受试者吗？如果做过，你是被如何对待的呢？科学共同体对被研究者可能遭到研究负面效应的关注，远多于对其他任何伦理议题的重视，这个现象最早开始于生物医学研究。遵守伦理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在增进知识与不干扰他人生活这两项价值之间求取平衡。给予研究对象不受干扰的绝对权利可能会使经验研究根本无法进行，但是如果给予研究者追根究底的绝对权利，则可能会损害到研究对象的基本人权。因此而产生的道德问题就是：在什么时候研究者有理由冒着让被研究者承受身体上的伤害或是使他们感到尴尬无比、甚或受到惊吓的危险，来进行研究呢？
法律与伦理规章明确订出某些禁止事项：绝对不可对研究对象做出不必要的或无法挽救的伤害；尽可能确保研究对象的自愿同意；对于为了研究目的而搜集的个人资料，绝对不可以做出不必要的羞辱、辱骂或是释放对研究对象不利的信息。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标准，需要进一步的阐述（例如，就某个特定情况而言，所谓的不必要指什么？）。
1. 保护人类受试者的历史源起
对研究对象所受待遇的关注，发生在许多以科学的名义做出危害基本人权的事件被披露之后。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与其他人所进行的“医学实验”。这些实验中；执行了许多可怕的酷刑。举例来说，把人放入冰冻的水中看需要经过多长时间人才会死亡，故意使人饥饿至死，以及从儿童身上截取四肢移植到其他人的身上。[9]这类违反人权的行径并不只发生在德国，也不只发生在过去。一个违反伦理研究的例子是塔斯感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也被称为坏血事件（Bad Blood）。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新闻报道才使这个丑闻曝光。美国公共健康部从前赞助过一个研究，在该研究中，亚拉巴马州罹患梅毒的贫穷、未受过教育的黑人，因研究者急于研究出现于该症后期的严重生理失能而未加以治疗，致使他们死于梅毒。这个研究开始于1929年，当时可用于治疗梅毒的盘尼西林还没发现，但是那个研究却一直持续到已经发现了治疗方法之后。尽管他们对受试者的处理违反伦理，但是研究者仍然能够持续出版他们的研究结果达40年之久。该研究于1970年结束，但是直到1997年，美国总统才承认这是项不道德行为，并对研究的受害者正式道歉。[10]
不幸的是，坏血丑闻还不是个特例。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军事和政治目的，阶段性地放弃了研究的伦理原则。1995年，报道揭示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批准对毫不知情的人注射放射性物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警告了柯达及其他胶卷制造商，因其为防止胶卷模糊而进行的原子实验中产生了核放射微尘，但却没有告知附近居民其对健康的危害。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将LSD（一种迷幻药）给一些毫不知情的人，导致他们严重的精神失常。今天，这些被广泛地认为违反了两条基本的伦理原则：避免生理上的伤害和告知同意原则。[11]
2. 身体伤害、心理虐待及触法危险
社会研究会伤害到研究对象的方式可能有下列几种：身体伤害、心理伤害、法律伤害，以及对个人生涯或收入所造成的伤害。身体伤害很少发生，即使是受到较多干预的生理医学研究；但总是有 $3%$ 到 $5%$ 的研究让受试者受到某种伤害。某些类型的伤害比较常出现在某种类型的研究之中（例如，较常出现于实验研究中的伤害必不同于常出现在实地研究中的伤害）。研究者必须熟知所有可能出现的伤害类型，竭尽所能地将这些伤害减至最低。[12]身体伤害 最直截了当的伦理原则是研究者不应该造成任何身体伤害。合乎伦理的研究者会在研究开始之前，预先设想可能涉及的风险，包括基本的安全事项（建筑物的安全、桌椅和仪器）。如果研究的内容涉及压力，在预计研究对象或助手会遭遇的受伤或遭受攻击的危险时，他就得排除高危险性的受试者（例如，心脏有问题者、精神衰竭者或患有疾病者）。研究者对因参与研究而造成的伤害，负有道德与法律上的责任，如果他不再能够保证受试者的人身安全，就该立即终止该研究（参见方框5—9中的津巴多研究）。
三个充满道德争议的个案
史丹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Milgram，1963；1965；1974）通过检验服从权威的压力强度，试图找出纳粹统治下的大屠杀的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在受试者签过“告知同意表”后，在事先串通好的随机选择下，受试者被分配去当“老师”，而实验者的一个同谋则扮演“学生”。老师测验学生对文字的记忆力。如果学生记错，老师就增加电击的强度，对学生施加处罚。学生被安排在另一个房间，老师只能听到学生的声音，但看不到学生。电击的仪器以明显伏特数值的增加标明出来。学生一旦犯错，老师就打开电源开关。学生也发出叫声，好像正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场的研究者则向老师说诸如“你必须继续”之类的话语。米尔格拉姆报告说：“我们观察到受试者冒汗颤抖、说话结巴、紧咬下唇、紧张到指甲都戳到肉里去了，这些都是该实验的特点，而不是异常反应。”（米尔格拉姆，1963：375）被实验的危险程度吓到的受试者的百分比，远超过预期。于是引起了对于使用欺骗手段以及对受试者经历到的极端情绪压力的伦理关注。 劳德·汉弗莱斯的《茶室交易研究》(tearoom trade study, 1975)（一份关于男同性恋者在公共休息室中邂逅的研究）一书中，在汉弗莱斯假扮“守望皇后”（护卫与把风者）时，观察了大约100位男性的性行为。受试者被人跟踪到自己的汽车附近，他们的车牌被秘密地记录下来，他们的姓名与住址也被汉弗莱斯以假冒市场研究员的方式从警察的登记册中取得。一年后，汉弗莱斯在伪装下利用一个关于健康调查的虚构故事，到受试者的家中对他们进行面访。汉弗莱斯小心谨慎地将受试者的名单储藏在保险箱中，并将受试者的辨识名牌给销毁。他明显地发展了对于经常涉足茶室活动的同性恋者的知识，扭转了早先对他们的错误想法。对于这个研究曾经也引起争议：受试者从未同意被研究，采用欺骗的手法，受试者的名单有可能会被用来要挟受试者，并导致婚姻破裂或是提出犯罪诉讼。 在津巴多囚犯实验（Zimbardo Prison Experiment）中（津巴多，1972；1973；津巴多等，1973，1974），男生被分到两个角色扮演的组别：狱卒与囚犯。实验之前，自愿的男生接受人格测验，只有那些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同学被选出来，正式参与实验。自愿者签了两个星期的约，扮演囚犯的同学被告知说，他们将会受到监视，他们公民权利有部分暂时停用，但是绝不会对他们施加暴力。在斯坦福大学一栋大楼的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中，囚犯受到去个人化的待遇（穿上标准的制服，以号码来称呼），而狱卒则被军事化（穿上制服，佩带电棍，戴反光太阳眼镜）。狱卒被告知要维持某种合理的秩序，按8个小时轮班，而囚犯每天24小时都被关在监牢里。出乎意料的是，自愿者太过投入他们的角色。囚犯变得被动失常，而狱卒变得越来越具攻击性、专横、缺乏人性。到了第六天，津巴多基于伦理原因，宣告实验结束。其中承受的造成永久的心理伤害、甚至身体伤害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心理虐待、压力或失去自尊 社会研究中很少有会对受试者造成身体伤害的风险，但是社会研究者可能把人们置入充满压力、尴尬、焦虑或令人不快的情境当中。通过把受试者安排在会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不适或感觉有压力的真实情境中，研究者得以了解人们如何回应真实生活中产生高焦虑的情境。使受试者产生不适感是否违反伦理呢？著名的米尔格拉姆服从研究（Milgram obedience study）的伦理问题，仍然在争议之中（参见方框5—9）。有些人认为，事先做好预防措施，然后从中获取知识的价值，远比受试者承受的压力与潜在的心理伤害重要。而其他人则相信，要受试者承受极度的压力与永久伤害的风险，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社会研究者曾经制造高度的焦虑或不适感 出示毛骨悚然的照片给受试者看；刻意骗男同学说他们具有强烈的女性人格特征；骗学生说他们没及格；制造令人极度恐惧的情境（例如，被锁在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内）；要求受试者去伤害别人；使人陷入一种否定自己信念的社会压力情境：指使受试者说谎、欺骗或偷窃。[13]研究助人行为的研究者经常使受试者陷入一种紧急状况，以观察他们是否会提供协助。举例来说，皮利亚文（Piliavin，1969）及其合作者就安排某人假装突然昏倒在地上的情境，来研究地下铁内的助人行为。在这个实地实验中，搭地下铁的乘客都不知道这是个实验，也没有机会表示是否自愿参与。 敏锐的研究者也会察觉对受试者的自尊可能会造成伤害。例如，沃尔斯特（Walster， 1965）想要观察女性对自我价值感觉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她们的浪漫爱情。在她的研究中，先给女大学生做人格测验，然后告诉她们假的结果。某些女生得知她们缺乏想象力与创造力，然后有位假装也是受试者的英俊男研究生开始与这些女生交谈。这位研究生表现出好像对某位女生非常有意思，并且要求和她约会吃晚饭。研究者想要测量的是女生受到男生吸引的浪漫感受。在这个实验之后，告诉受试者这是场恶作剧；事实上并没有约会，那个男生也并不是真的对她有意思。虽然这些受试者最后都听取实验的执行报告，但是她们的自尊心与心理都受到了伤害。[14]
只有经验丰富、会对引起焦虑或不适的情境事先做好预防措施的研究者，才可考虑从事会导致强烈压力或焦虑的实验。在研究计划阶段，他们应该先向曾经做过类似研究的学者与心理健康专家请教，过滤高危险性的总体（例如，有情绪问题或心脏衰弱的人），并且要安排发生危险状况时对研究采取紧急干预或终止的措施。研究者总是应该在研究之前就取得受试者的告知同意（下面将会讨论），而且在研究结束之后立即向他们做实验的执行报告。
研究者绝对不应该制造不必要的压力，如超出限度地追求预期效果的压力、没有直接、合理研究目的的压力、超过产生可欲效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压力或对研究目的没有直接和正当作用的压力。对于最低限度压力的了解来自于经验，最好是从比较小的压力开始，宁愿冒没有发现效果的风险，也比制造过多的压力要好。如果压力的程度会产生长时间的作用，研究者应该持续追踪，并且为受试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产生压力和焦虑感的研究也会有一种危险，即实验者对他人感受出现麻木不仁或产生一种操纵他人的心态。研究者在执行了对受试者造成心理伤害的实验之后，应该要表达歉意和悔意。把受试者置于产生焦虑的情境下的实验可能也会使讲伦理的研究者感到不安。
法律伤害 研究者有责任保护受试者不至增加被逮捕的风险。如果参与研究会提高被逮捕的风险，受试者就不会信任研究者，也不会愿意参与未来的研究。研究者或许可以在进行某类研究之前取得不受到执法机关干预的保证。例如，美国司法部就对研究犯罪行为的研究者提供书面的弃权书。
潜在法律伤害是汉弗莱斯（Humphreys）研究（参见方框5—9）所遭受的一项批评。在新泽西州反对所得税实验中，参与实验的人收到收入补贴，但是对于他们是否收到了福利给付支票，则没有提供明确的查核办法。一位地区检察官索要这些参与者的资料，以便确认“诈领福利给付”。换句话说，研究对象因为参与这个实验遭到触法的风险。最后这个争议得到解决，但是它说明研究者应该对潜在的法律问题有所警觉。 研究者在搜集资料时若发现了非法活动，也会引发相关的伦理议题。研究者必须把保护研究者—受试者关系以及对未来研究者效益的价值，与对无辜第三者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做个衡量取舍。研究者要对他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例如，范马恩（Van Maanen, 1982: 114～115）在其对警察的实地研究中，报道说看到警察殴打民众，也亲眼目睹非法行动，以及不按规定的程序作业，但是他写道：“在这些棘手的纠纷发生当时及其之后，……我谨守警察的行事作风：不透露一点风声。”
实地研究者经常面对困难的伦理抉择。例如，当泰勒（Taylor，1987）研究一家精神病院时，发现院中人员对收容者加以辱骂并施以虐待。他有两种选择：放弃研究并请求调查，或者保持沉默，继续做完几个月的研究，出版所有的发现，然后推动终止虐待的行为。在权衡各种状况之后，他选择后者，现在他是一位积极争取精神院病患权利的倡导者。 类似的伦理难题可以从纽约一家餐厅失火的个案中看出来，这个案例因涉及机密问题而变得更加复杂。有位社会学研究生进行餐厅侍者的参与观察研究。在研究期间，田野地点——一家餐厅——失火了，于是怀疑有人纵火。地方执法当局要求察看田野笔记，还想询问研究者餐厅里的一切活动。这时研究者就面对一个难题：他应该要配合调查而破坏研究伦理所承诺的信赖、保密和诚信，还是应该要坚守保密的原则保护研究对象，而去面对藐视法院与妨害司法的处分，这包括罚款与坐牢。他想要做出合乎伦理的行为，并且又不必入狱服刑。经过好几年的法律缠斗，最后解决的方式是研究者做出有限的合作，同时获得法官裁决保住田野笔记的保密性。但是，这个议题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得以解决，研究者付出了可观的金钱与个人成本。[15]
观察非法行为可能是某些研究的目的。暗中进行观察并且记下非法行为，然后向执法机关提供信息的研究者违反了对研究对象应该遵守的伦理标准，并且危害到未来的研究。然而，对于非法行为知情不报的研究者等于间接纵容犯罪行为，可能会因此而吃上从犯的官司。研究者是该做个寻求知识的专业者，还是做个自主的卧底线民呢？
对研究对象的其他伤害 研究对象可能会面对其他类型的伤害。例如，某次的调查访问要求受访者回想不愉快的事件，可能因而造成他们的焦虑与不安。讲伦理的研究者对任何不利于研究对象的事，会异常敏锐，思考能够采取的预防措施，权衡潜在利弊得失。另一种对研究对象的伤害是对他们职业或收入造成负面影响。例如，研究者进行一项受雇者的调查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督导员的表现欠佳，结果使督导员失去了工作。或者某位研究者研究福利给付的支领者。结果，这些支领福利给付的人丧失了他们的健康保险，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据此，研究者该负什么责任呢？讲伦理的研究者会思考研究对被研究者的生活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对于上面这类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研究者必须个别评估每个个案，衡量潜在利弊得失，并且对其决定负起责任。
3. 欺骗
有任何人对你说过半真半假或是完全不真实的话，好使你去做某些事吗？你对这种情况的感觉如何？社会研究者遵守自愿同意（voluntary consent）的伦理原则：绝对不要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也不要欺骗人，除非有正当的研究理由需要这样做。参与社会研究的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是明确表示同意参与的那些人。不参与的权利，在研究者使用欺骗、伪装研究或使用隐藏性的研究方法时，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16]
社会研究者有时在实地研究与实验研究中用到欺骗或是对研究对象说谎。一位研究者可能基于方法论上的正当理由而误传他的行为或真实意图：如果研究对象知道真正目的，他们可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使想要了解他们真正会做出什么行为变成不可能的事；或者如果研究者告知实情，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有机会进入研究地点。如果研究者可以不用欺骗就完成同样的事，那么欺骗就不可能是更好的手法。实验研究者常会欺骗受试者，以免他们了解真正的假设而降低了反应效果。欺骗只有在基于某个特定的方法论目的下，才可以被接受。即使如此，也应该以最低限度为之。用到欺骗的研究者应该取得告知同意，绝对不可错估风险，并且在事成之后总是要对受试者进行实验执行报告。他可以描述涉及的基本程序，只隐瞒所检验的假设的具体信息。
在某些实地研究情况中，可能需要用到暗中观察，方才能取得进入与接近的途径。如果不需要用到暗中观察，研究者就绝对不应该使用它。如果研究者并不确知是否需要隐藏身份，那么最好采用逐步揭露研究目的的策略。宁可犯下的错误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异端教派、极端的政治小派系、非法的或越轨的行为或大型公共场所中的行为的研究，如果研究者暴露他的真实目的，可能就无法进行研究。研究者以暗中观察的方式来研究邪教组织、UFO组织，以及公共休息室中的同性恋行为。但是隐藏身份的研究仍然是备受争议的，某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所有隐藏身份的研究都是不合乎伦理的。[17]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伦理信条就谴责这种研究做法“不可采用并惹人厌恶”。即使那些接受隐藏身份研究在某些状况下算是合乎伦理的人，也都认为只有在完全无法进行公开观察时，才能使用隐藏身份。此外，如果可能的话，研究者应该在观察之后立即告知研究对象，并给予他们一个表达顾虑的机会。 欺骗与隐藏身份研究都有可能增加不信任与怀疑，也会贬低大众对社会研究的敬重。实地研究中使用不真实的身份就好比在非民主社团中做卧底密探或线民的工作一样。欺骗也会增加常被研究人群的不信任感。某个案例显示，欺骗手法的经常使用降低了助人行为。1973年某位学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被枪杀时，路过校园的其他学生都不现身相助。后来才发现许多路过的同学不出手相救的原因是，他们误以为这个枪击事件是某个实验的一部分。[18]
4. 告知同意
社会研究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是：绝不强迫任何人参与研究；参与必须是自愿的。仅取得研究对象的同意还不够；还需要让他们了解他们将被要求去参与的是什么活动，这样他们才能做出告知后的决定。受试者可以从阅读和签署给予告知同意的陈述中——这是一份书面的同意参与协议书，在受试者了解了研究程序之后表示愿意参与的书面文件——获知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涉入的是什么活动。
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要求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都做到告知同意。然而，研究者还是应该得到书面同意，除非他们有由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决定的可以不这么做的很好理由（例如，隐藏身份的实地研究、使用二手资料等）（参见下文有关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讨论）。 告知同意陈述书提供特定的信息（参见方框5—10）。[19]关于涉及的程序或问题的种类与使用资料的一般性陈述，对取得告知同意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辛格（Singer，1978）执行的一份研究中，其中一组随机抽取的调查被访者收到了一份详细的告知同意陈述书，而另一组则无。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差异。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拒绝签署这类陈述书的人更可能会猜测或以“不答”来回答问题。
方框5—10
告知同意
陈述所包括的项目：
关于研究的目的与程序的简要描述，包括期望的研究执行期限。
说明参与研究可能涉及的风险与不适。
对记录的匿名保密与绝不外泄做出保证。
关于研究者的身份，以及何处可以取得关于受试者权利或是关于该研究问题的信息。
关于参与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随时可以中止，而且不必受罚的陈述。
可能使用替代程序的陈述。
关于支付给受试者的任何好处或报酬，以及受试者人数的陈述。
提供研究发现摘要报告的陈述。
在辛格及其同事（1995）对文献的分析中发现，在研究者问到高敏感的主题时，谨慎地对保密性做出保证会改善受试者的反应。在其他状况下，广泛的保证保密性却不会影响到受试者会如何回答，或者是否会回答。
原原本本告知研究者的身份有助于保护受试者不至受到研究欺诈，同时也保护到合法的研究者。告知同意会减少受试者被伪装成研究者的骗子欺骗或虐待的机会；也降低假冒研究者身份去推销某些产品或为个人利益获取信息的机会。
签署告知同意陈述书对大部分调查研究、实地研究以及二手资料研究都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对实验研究则经常是强制性的。而在文献研究和大部分电话访问研究中，也不可能做到。一般规则是：对受试者造成潜在伤害的风险越大时，越有必要获得书面的告知同意陈述。总而言之，需要取得告知同意的原因很多，而不需要取得的理由则少之又少。
5. 特殊总体与新的不平等关系
特殊群体与强迫 某些受试者总体或群体没有能力给予真正的自愿告知同意。他们可能缺乏必要的能力或是可能间接受到强迫。学生、监狱犯人、受雇者、军事人员、无家可归者、领取福利津贴者、小孩或是精神迟滞者，都可能同意参与研究，然而他们可能没有充分的能力来做决定，或者他们可能是因为要想得到某些好处——例如，比较好的成绩、提早假释、获得升迁或是额外的服务——就同意参与研究。
研究如果涉及“无行为能力”者（例如，小孩、精神迟滞者）是不合乎伦理的，除非满足两个条件：法律监护人授予书面同意，研究者遵守所有的不伤害受试者的伦理原则。例如，研究者想要对中学生进行抽烟与毒品/酒精使用的调查。如果这项调查是在校内举行，学校方主管必须给予许可，而且对任何法律上未成年的受试者的研究，都需要获得家长的同意书。其实最好也取得每一位学生本身的同意。
强迫他人参与研究是不合乎伦理的，这包括给予他们用其他方法无法取得的特殊利益。例如，指挥官命令士兵去参与研究，教授规定学生要做过受试者才能通过这门课，或是雇主期待受雇者完成一项调查作为持续雇用的条件等，这些都是不合乎伦理的做法。即使是研究者以外的其他人士（例如，雇主）强迫别人（例如，受雇者）参与研究也是不合乎伦理的作为。
是否涉及强迫参与有可能会是个复杂的议题，研究者必须对每个个案分别加以评价。例如，一位被判有罪的犯人被给予两种选择：坐牢或参与一个实验性的复原项目。这位被判有罪的犯人可能不相信这个项目的收益，但是研究者可能相信它可以帮助这名犯人。这是个强迫的案例，但是研究者必须判断该研究对受试者以及对社会的收益，是否比在伦理上禁止强迫更重要。
教师有时候会要求修社会科学课程的学生作为受试者参与研究。这是一种特殊的强迫案例。用于支持这种要求的论点有三个：从其他途径找受试者可能非常困难并且可能费用惊人；以学生为受试者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将对未来的学生和社会都有利；学生将会因直接体验真实的研究情境，而对研究有更多的了解。在这三种论点中，只有第三种可以算是支持有限强迫的理由。有限强迫只有当它具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学生有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研究的权利，以及在遵守其他伦理原则的情况下，才可以接受。[20]制造新的不平等关系 另一种伤害发生在拒绝一群受试者参与可使其享受某些服务或某种好处的某个研究计划之时。例如，研究者有可以治愈罹患某种可怕疾病——比如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一种新处方。为了确定这个新处方的效果，某些受试者得到这个新药，而其他人则拿到安慰剂。这个设计可以证明这种药剂是否有效，但是控制组中服用安慰剂的受试者则可能会面临死亡。当然，在对新药是否有效有更多了解之前，那些服用新药的人可能也会死亡。对于那些被随机分配到控制组的受试者，不给他们服用潜在可能治愈病痛的新药是合乎伦理的行为吗？想要检验新药以便获知其是否有效的清楚明确的答案，是否一定要使用一个服用安慰剂的控制组？ 研究者有三种方式可以降低不同的受试者之间所经历的新不平等关系。第一，对于没有服用“新的、改良的”处方的受试者，继续给予他们到目前为止所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治疗方式。换句话说，并没有中断控制组所得到的帮助，而是为他们提供在新疗法通过检验前可行的最好方法。即使以相对的观点来看，控制组的受试者是处于暂时落后的位置，但这层补救措施确保了他们并没有受到绝对不利的处理。第二，研究者可以使用交叉设计（crossover design），这是指将第一次实验过程中的控制组，在第二次时变成实验组，原来的实验组变成控制组。最后，研究者小心持续地监控研究结果。如果在实验早期时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具有高度的成效，那么就应该把新的疗法提供给控制组的受试者使用。同样的，在具有医学疗效或可能造成身体伤害的高风险实验中，研究者可以使用动物或其他替代品来代替用人来做实验。
6. 隐私、匿名和保密
如果关于你个人生活的隐私性细节在没有告知你的情形下被公之于世，你会有什么感觉？社会研究者为了研究社会行为而触及研究对象的隐私，因此他们必须对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做些预防工作。
隐私 调查研究者以一种能够窥视个人隐私细节的方式，深入探索信仰、背景和行为时，他们就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实验研究者有时候使用双面镜或隐藏式麦克风对受试者进行“监视”。即使受试者获知他们将被研究，他们仍然不了解实验者要察看什么。实地研究者可能观察非常私人层面的行为或窃听人们的对话。在实地实验与民族志学的实地研究中，隐私可能在完全没有预先通知就遭到侵害。当汉弗莱斯（1975）在公共休息室——同性恋接触之地——扮成一位“守望皇后”时，他在未告知研究对象的情况下，观察到非常隐私的行为。当皮利亚文及其同事（1969）叫人在地铁车站跌倒来研究助人行为时，那些在地铁车站搭车的人的隐私权就被侵害了。人们经常在公共场所（例如，在候车室、走在街上、在教室等）中遭人研究，但是某些公共场所要比其他地方更为隐私（试想使用潜望镜来观察那些自以为是在厕所里独自一人的人）。[21]窃听对话和在准私人领域观察人们引发了伦理的问题。讲伦理的研究者只会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及正当的研究目的下，触犯他人隐私。此外，他会保护研究对象的信息免于曝光。
在一些情况下，隐私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一个触犯隐私的案子曾造成一条联邦法律的通过。在1954年维奇塔陪审团研究（Wichita Jury study）中，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研究者记录了陪审团的讨论，以考察陪审团商议的团体过程。虽然研究发现很重要，而且也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仍然引起了国会的调查，并且在1956年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一概禁止干扰任何大小陪审团的运作，即使有陪审团成员同意也不允许。[22]
匿名 研究者以完成搜集资料之后不暴露研究对象的身份的方式，来保护隐私权。这有两种形式：匿名与保密，它们都要求把个人身份及其答案分开处理。
匿名（anonymity）是指研究对象维持匿名或不留姓名的状态。例如，实地研究者提供关于某个特定个人的社会图景，但是赋予他一个假名与假住址，并修改他的某些特征。研究对象的身份被保护，他是谁不为人知或是匿名。调查与实验研究者为了保护匿名者，会尽可能地很快就丢弃研究对象的姓名或地址，只用密码代号来指称研究对象。如果使用邮寄调查的研究者在问卷上使用密码以察觉哪些被访者没有回复，那么被访者的匿名就无法获得充分的保护。在专题小组研究（panel study）中，相同的个人会受到长期追踪，就不可能做到匿名了。同样的，历史研究者会在历史或文献研究中使用特定的人名。如果原始资料来自公共来源，他们可能会这样做；如果来源不是大众都可以取得的，研究者就必须取得文件所有人授权使用特定姓名的书面同意。 要保护研究对象的匿名性不是件易事。在《大众社会中的小镇》(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中一个虚构城市——“春田市”（Springdale）——的研究里（Vidich & Bensman, 1968），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认出这个城镇与其中的特定人物。城镇居民对研究者对他们的描绘感到不满，因此发动游行来嘲弄这些研究者。就像在印第安纳州牧曦区（Muncie）的著名的中镇研究里，人们时常可以认出社区研究中所研究的小镇那样。然而，如果研究者用虚构的信息来保护个人的身份，那么在所研究的事物与报道给他人的事物之间的差距，便会引发哪些是研究发现、哪些是造假的问题。研究者在小样本中可能会不自觉地破坏了他对匿名的承诺。举例来说，你进行一项对100位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上有许多问题，包括：年龄、性别、宗教和居住地。这组样本中包含一位22岁、出生在安大略州斯特拉特福德市（Stratford）的犹太男生。根据这笔信息，你可以找出这位特定个人是谁，以及他是如何回答那些非常个人性的问题，即使他的名字没有直接被记录在问卷之上。 保密 即使匿名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也要保密。匿名防止任何人获知特定个人的身份。保密则是指信息中可能附有姓名，但是研究者对这笔资料保密或者不让公众知道。信息不会以一种连接特定个人与其答案的方式显示出来，而仅以整体的形式公开呈现（例如，百分比、平均数等）。 研究者可能维持匿名但不保密，或者保密但不匿名，尽管这两者通常会一起出现。没有保密的匿名意味着所有关于特定个人的细节都会曝光，但是个人的姓名不被呈现。保密而未匿名则是指不公开信息，但是研究者私下将个人姓名及其答案关联起来。 为保护受试者的身份不至曝光，已经形成相当详尽的程序：获取匿名答案，使用握有登录名单解码锁钥匙的第三方名单监护人，或使用随机答题技术。过去的错误做法显示有必要采取这些做法。例如，迪纳与克兰德尔（Diener & Crandal，1978：70）报道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院与联邦调查局索取参与著名的金赛性学研究（Kinsey sex study）的人员记录。金赛性学研究机构拒绝接受政府的要求，并且威胁说宁可销毁所有的记录也不向政府提供任何资料，最后政府机关终于让步。研究者的道德责任与伦理信条驱使他们宁可选择摧毁记录也不愿意将之交给政府官员。诚如倪尔金（Nelkin，1982b：705）评论说：“研究者对他们受试者权利的保护，在与政治或政策目的发生抵触时，特别容易受到破坏。”
保密可以保护受试者不受身体伤害。例如，我遇见一位研究非民主社会中秘密警察内部行动的研究者。如果他把提供信息者的名字泄露出来，他们可能得面对不是某种死刑就是入狱的厄运。为了保护受试者，他的所有笔记都是用密码写的，并且将所有记录以极机密的方式收藏起来。虽然他居住在美国，但是他的生命受到外国政府的威胁，而且发现有人试图到他办公室行窃。在其他情况下，其他的原则可能比保密更具有优先性。举例来说，研究者进行精神病院的病人研究时，发现病人正准备要杀害一位助理护士，这时研究者就必须在保密的好处与对助理护士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之间，做个权衡。
社会研究者为使研究合乎伦理经常付出高昂的个人成本。虽然李克·史卡斯（Rik Scarce）——一位华盛顿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班的学生——从未有过违反任何法律或是被判刑的记录，谨守美国社会学学会规定的伦理原则，但是他却因藐视法院而被关进史波肯（Spokane）监狱长达16周之久。他之所以会入狱是因为他不想违反社会研究的资料保密原则，而拒绝在陪审团前作证。史卡斯一直研究的是激进的动物解放团体，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他访问了一位受试者，这位受试者被人们怀疑曾领导某个团体从事动物器材的破坏行动，以致造成15万美元的损失。两位法官不接受应该对社会研究资料保密的做法。[23]
当研究者研究“被控制的”群体（例如，学生、犯人、受雇者、病人、士兵）时，常引出一个关于匿名与保密的特殊考虑。守门人或居于权威地位的人可能会限制取得资料的途径，除非让他们得到受试者的资料。[24]例如，某位研究者研究中学生的吸毒和性行为。校方同意如果研究者能够答应两个条件，则愿意与之合作：学生需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方能参与研究，以及校方要取得所有使用毒品以及有性行为的学生名单，以便通过咨询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并告知学生父母。讲伦理的研究者通常宁愿拒绝进行研究，也不会答应第二个条件。
7. 参与者的信息是私有财产
如果你出于研究目的而免费给出了有关自己的信息，你是否就失去了对这些信息的所有权利呢？这些信息会被用来与你作对吗？那些参与研究的被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研究者将带走有关他们的信息并会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这些信息可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包括那些与被研究者的兴趣相悖的行动。
当人们的信息被大型组织收集、购买、分析、交流的时候，信息工业便应运而生。关于购买习惯、个人口味、消费方式、信用等级、投票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正在被很多私人组织或公共组织所使用。信息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与物质财产不同，信息在交换以后仍然具有价值，这与“智力”财产（版权、软件、专利权）是相同的。
多数人并没有将有关自身的信息视为自己的财产；他们总是免费提供这些信息。在补偿很少或几乎没有补偿的情况下，他们向研究者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信息。然而隐私权问题和收集更多信息的问题使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个人信息视为私有财产。如果个人信息成为了私有财产，那么个人对信息的保有、出卖以及放弃的权利就会变得十分明晰。当信息用于与被研究者为敌时，或者用于那些当被访者知道后肯定会反对的方式时，伦理问题显得最为突出。
该议题也与由私人公司所收集的信息有关。例如，我曾填写过很多表格，这些表格提供了有关我的经济状况、健康史、婚姻状况、生活习惯等信息。别人使用并交流这些信息；它可以被用于准许或拒绝对我的贷款，准许或拒绝对我的健康保险，准许或拒绝我对某个公寓的租用，准许或拒绝我获得某份工作，也可以被用于准许或拒绝对我的提薪和特殊的折扣。我无法控制这些信息，无法控制对它们的使用。它们会对我产生直接影响，却可能是他人的私有财产。例如，某项研究调查不吸烟群体中人们的习惯以及心理结构。如果一个受雇于烟草企业的市场研究公司获得了这些信息，他们就可以设计出一种商业活动从而促使这些不吸烟者吸烟。如果这些不吸烟者被告知了信息的用途，那么他们可能会拒绝参加调查。通过给被访者一份研究结果复件，并在是否同意调查的声明中注明主办者以及信息将在何处使用，如此一来研究者就可以增加研究的公平度。
有关研究参与者的资料由谁控制的议题是与社会科学方法相联系的，该方法在第4章已经突出强调了。在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和理解已经成为一个专家化的领域。这些专家控制了从普通人那里所获得的信息，并用这些信息来创造神奇的药物、方便的物品、个人或企业的财富或者噩梦般的武器。实证主义意味着，专家对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与研究参与者和普通公众相分离的。实证主义有两种可选择的方法，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表明，被研究者应该参与到研究的过程之中和对资料、结果的使用当中。[25]
8. 研究参与者的强制性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已经出台了保护研究参与者及其权利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约束是建立在由美国卫生部和保护研究风险公共事业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the Protection from Research Risks）所制定的各种法令规章基础之上的。虽然这仅仅是一个联邦机构，但大多数研究者和其他政府机构却将它视为一种准则。现行的美国政府法令是由《公共卫生服务政策》（Public Health Service Policies）发展而来的。该政策于1966年开始实施，并于1971年得到了扩充。《国家研究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1974）建立了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中的人类受试者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in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该委员会明显扩展了各项法律法规。同时上述法案还要求大多数研究需要征得被研究者的同意。于是，保护伦理准则的重任就落到了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肩上。卫生部和公共事业部于1981年制定该法令，直到现在它还在起作用。 有关不当科学行为和保护资料保密性的法令在 1989 年就已经得到了完善。 联邦法令遵循了某种生物医学模型，并保护被研究者使其不会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其他法令则要求在所有的研究机构、大学、学院都要建立机构监督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以此来对所有人类被研究者的使用进行监督。机构监督委员会由研究者和社区成员组成。类似的委员会也对研究中动物的使用进行监督。该委员会还监督、控制、检查所有研究过程对人类被研究者的影响，以及他们所采用的伦理指导方针。当某项研究初次被提出时，委员会就会在初始阶段对研究过程进行检查。机构监督委员会通常不会对下列研究进行监督，诸如教育测试、“普通教育实践”、大多数对公共行为的调查研究和观察，以及对那些无法确认个体身份的既存资料的研究。[26]
####（五）伦理与科学共同体
外科医生、律师、咨询师和其他专业人员都有一套伦理信条（code of ethics），以及行业评审委员会或从业许可制度。这些信条载明专业的标准，并在遇到实际问题时提供指导原则。[27]社会研究者不是为了报酬而提供服务，他们没有受过多少伦理训练，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从业证明。他们把伦理议题带进研究之中，因为这是在道德上对社会负有的责任，也是为了防止社会研究被指责为麻木的或被认为会虐待受试者。 专业社会科学协会有其伦理信条。这些信条叙述适当的与不适当的行为，代表专业学者对伦理问题的共识。所有研究者并不可能对所有的伦理议题都持相同的看法，它们对于伦理规则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研究者应该将遵守伦理标准作为其成为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资格要求的一部分。 研究的伦理信条可以追溯到纽伦堡准则（Nuremberg code），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同盟国对纳粹的战争罪行所采用的原则。这些信条是针对集中营实验的残酷行为所产生的回应，列出了伦理原则以及人类受试者所享有的权利： ——自愿同意的原则。 ——避免不必要的身体与心理伤害。 ——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死亡或残废伤害的实验。 ——如果继续执行可能造成伤害、残废或死亡时，就该停止研究。 ——实验应该由相当有资历的人以最高水准的技术来执行，并且执行的过程要极为谨慎的原则。 ——研究结果是为了社会进步，而且用其他方法无法做到的原则。 纽伦堡准则中的原则解决的是人类受试者的问题，起初集中于医学实验，但是后来成为社会研究伦理信条的基础。类似的人权信条，例如，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也都对社会研究者有所启示。[28]方框5—11列述了合乎伦理的社会研究的一些 基本原则。 方框 5—11 ____
讲求伦理的社会研究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伦理的责任依赖于个体研究者。 不可为了私利而剥削受试者或学生。 极力推荐、指定研究者采用某种形式的告知同意书。 尊重所有关于隐私权、保密，以及匿名的保证。 不可强迫或羞辱受试者。 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使用欺骗，而且用后必须进行报告，告知受试者整个情况。 使用适合主题的研究方法。 勘测并去除对研究受试者所造成的不利结果。 预估研究可能造成的后果，或是公布研究结果可能会产生的效果。 知道谁是提供研究经费的赞助者。 从事比较研究时，寻求与地主国合作。 发布研究设计的细节以及结果。 根据资料诠释研究结果。 使用方法论上的高标准，并且力求精确。 不从事不可告人的研究。
专业社会科学协会（例如，美国心理学学会、美国人类学学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以及美国社会学学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采用伦理信条。附录A列出了美国民意研究协会与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伦理信条。
专业社会科学协会都有审查伦理信条的委员会，并且会对可能的违反情形召开公听会，但是它们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能力。对稍微违规的情形所施加的处罚很少会超过一封信。如果没有违反法律，那么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是对严重违反伦理的事件给予详尽的负面报道。这种报道可能导致研究者失去工作、被学术期刊拒绝刊登其研究发现，以及得不到研究经费——换句话说，就是被逐出专业研究者共同体的大门之外。
伦理信条不局限于规范研究者的思维模式和提供指导原则；这些信条还会协助大学与其他机构防止合乎伦理的研究遭到外界政治利益团体的滥用。例如，一位研究者在1994年访谈了24位工作人员，在完成观察之后，他记载了在密瓦奇公共防卫室（Milwaukee Public Defenders Office）中的工作人员不但工作量严重超负荷，而且无法有效地为穷人提供法律保护。获知这些研究发现后，公司的高层官员就和大学进行联系，想要进一步了解在他们单位中是哪些人和研究者谈过话，这意味着公司可能会对那些工作人员采取报复措
####（六）伦理与研究赞助者
1. 监督者 (Whistle-Blowing)
你可能找到一份替赞助者做研究的工作，这位赞助者可能是一位与研究者签约、让其作研究的雇主、某个政府机构或某家私人公司。在赞助者出钱支付研究之时，尤其是在应用研究中，就会出现特殊的伦理问题。研究者可能会被要求在伦理上或专业研究标准上做些妥协，才能得到一份合约或继续雇用。研究者需要订立伦理界线，超过这个界线他们就拒绝赞助者的要求。面对来自赞助者的不正当要求，研究者有三种选择：对该组织或更大的群体表示忠诚、抽身离开这个状况或是表达反对立场。[30]这表示他们不是向赞助者屈服或辞职不干，就是成为一位专门吹哨纠正别人违规行为的监督者。研究者必须选择他自己的行动路线，但是最好在与赞助者建立关系的初期就考虑到伦理议题，并且尽早表达出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做个专门吹哨纠正别人违规的人可能会是件相当辛苦与危险的工作，这牵涉到三种当事人：目睹不符合伦理行为的研究者、外界机构或媒体，以及雇用组织中的监管者。研究者必须确认某种行为很严重地违反了伦理规范，而且这种行为是组织认可的。在用尽内部途径仍无法解决问题后，就要转而向外求援。局外人可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可能不感兴趣，也许可以帮忙，也可能使不上力。局外人通常有自己的优先顺序（使这个组织表现出很坏的形象、煽动这个问题）——它们与研究者的主要目的（结束违反伦理的行为）并不相同。监管者或管理者可能会设法诋毁或惩罚任何揭露问题与行为不忠于组织的人。诚如法兰契特-史拉德（Frechette-Schrader，1994：78）所言：“纠正别人的违规行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不忠于组织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忠于比效忠雇主更高的原则。”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也可能会花上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情感压力。遵守道德规矩、纠正别人违规行为的人必须要有做出牺牲的准备——失去工作或升迁的机会，减薪或是遭到不想要的调职，被工作场所的朋友排斥或者负担诉讼费用。这些仍然不能保证做正确的事来改变不道德的行为，或防止研究者遭到报复。 受人资助进行研究的应用社会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他们的专业角色。他们可能想要维持某种不受雇主干扰的独立性，坚持做个致力于专业的共同体成员。许多人发现抵御赞助者施压的一种方式，是参与专业组织（例如，评估研究学会），维持与赞助者之外的研究者的经常接触，以及采用最新最好的研究方法。最不可能在接受赞助的情境下仍坚持伦理标准的研究者，是那些孤立的、缺乏专业安全感的人。不论情境如何，不合乎伦理的行为绝不可以被那种“就算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论点给合理化。
2. 得到特定发现
如果赞助者直接或间接告诉你，应该要得到什么样的结论时，你该怎么做？如果要以必须得到某种结果作为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的话，讲伦理的研究者是会拒绝参与研究的。所有研究的进行都不应该对可能得到的研究发现进行任何限制。例如，某个调查机构获得一份为购物中心联合会进行研究的合约。这个协会正与一个想要在购物中心举行示威的政治团体有法院诉讼。调查组织中有位访问员反对问卷上许多他认为是无效的、偏向购物中心联合会的题目。在他联络某家报社、暴露这些有偏颇的题目后，他就被解雇了。然而，许多年之后，在一个“纠正别人违规”的讼案中，这位访问员收到超过六万美元的奖金来补偿积欠薪资、精神痛苦，并声讨该调查组织对他造成的损失。[31]另一个施压以求得特定研究发现的例子，发生在教育测验的领域。用标准化测验来测量美国学童的成就一直受到批评。举例来说，在美国大约有 $90%$ 的学区中的学童在这类测验中的分数都在“平均以上”，这被称为沃伯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取自沃伯冈湖这个神秘城市的故事。根据电视节目主持人盖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说法，这个湖区的“所有儿童都在平均以上”。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研究发现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把目前学生的成绩，与好几年前参加测验的学生的成绩标准进行比较。研究者面对来自于教师、学校校长、督学，以及学校董事会的强大压力，这些人想要获得一个可以使他们对学童父母与选民报告说他们的学区是在“平均以上”的研究结果。[32]
3. 研究方式的限制
赞助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例如，限制经费）界定哪些可以研究或是限制使用的研究技术来限制研究吗？赞助者可以合法设定使用研究技术的条件（例如，做调查还是做实验）并限制研究经费的额度。然而，研究者必须遵守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该提出一份真实的评估，指出在某种经费水准下可以完成哪些事。
关于限制的议题在委托研究（contract research）中最为常见，即某家公司或政府机构要求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通常委托研究会面对质量与花费之间的取舍。一家知名私人社会研究公司——阿布特协会——的主席阿布特（Abt，1979）就认为，要以研究实际需要的经费来获取一项委托研究案是件难事。一旦研究开始进行，研究者对于计划可能需要重新设计，因而费用可能就会增加。契约上规定的程序，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中途改变的，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他被契约绑住，被迫采用不那么理想的研究程序或方法。研究者因此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是完成契约、做一个质量低劣的研究，还是不执行契约、失去金钱与未来的工作机会。 如果研究者无法坚持普遍接受的研究标准，就应该拒绝继续进行研究。如果赞助者想要用有偏差的样本或具诱导性的题目，讲伦理的研究者也会拒绝合作。如果合法的研究证明赞助者幼稚的想法或计划是个很差的行为过程，研究者可以预期合约将会终止，或是遇到违反专业研究标准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赞助者、研究者、科学共同体，以及整个社会都会蒙受违反正规研究做法所带来的伤害。研究者必须决定他要做个“枪手”，提供赞助者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即使违反伦理也不管；还是要做个专家，承担起秉持较高道德原则来教育、指导甚至反对赞助者的义务。[33]
研究者可能会问：如果赞助者对应用研究发现或真相不感兴趣的话，为什么他们要进行社会研究呢？答案是，这类赞助者只把社会研究当成一种工具，用来使其决策或行为合理化，而这是其他方法无法做到的。他们滥用研究者身为专家的地位，只为实现他们自己短浅的目的。他们是在欺诈、并试图利用社会研究诚实与正直的名声来“敛财”。当发生这种事时，讲伦理的研究者有道德责任去揭发和阻止这种行为。
4. 不准发表研究发现
如果你进行研究，但是研究发现显示赞助者看起来是个坏蛋，或者赞助者不希望公开研究结果时，那该如何呢？这对应用研究者而言并非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例如，社会学家为威斯康星州彩票委员会进行一份关于州政府赞助赌博的影响研究。在报告完成之后、公开之前，委员会要求研究者把叙述赌博负面社会影响的许多章节给抽掉，并且删除她提出成立社会服务机构，以帮助那些赌博成瘾、无法自拔的赌客的建议。这时研究者就陷入相当困难的处境。应该先考虑哪种伦理价值呢：为出钱做研究的赞助者遮掩隐藏呢，还是为所有想了解真相的人揭露事实并独自承担苦果呢？[34]有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在调查美国主教对官方的天主教政策的不满时，被他的上级命令不准对外泄露研究发现并销毁问卷。然而，在他完成24年的神职任期退休后，就把他的研究结果公开出来。[35]为了合乎伦理，研究者耗费了极大的个人与经济损失。
政府机关会对抵触官方政策或使高层官员难堪的科学信息进行压制，也会对受雇于政府机构、对外公开内部信息的社会研究者采取报复行动。例如，一位受雇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研究1991年对伊拉克发动波斯湾战争造成死亡的社会研究者报道说，政府官员基于政治理由不准对外公布研究发现。这位政府机关很想解雇的研究者报告说，美国政府主要的社会统计部门不是拖延公开就是低估高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可以公开信息之前，必须先经过政治派任的官方首长的通过。她指控说，政治派任的首长对保护行政单位外交政策的兴趣，远超过对大众公开相关科学发现的兴致。另外一个例子显示，美国国防部命令销毁那些显示美国军队中有 $10%$ 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研究，以及那些不支持将同性恋赶出军队的研究。[36]在接受赞助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在研究开始之前先商议公布研究发现的条件，并且签署关于这个条件的契约。尽管那些较少有伦理顾忌的竞标研究者不会考虑这一点，但是在还没有得到这种保证时就进行研究，可能极为不明智。或者，研究者也可以接受赞助者的批评与敌视，并且在赞助者的反对下公布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第一种选择，因为第二种可能会把未来的赞助者都给吓跑。
社会研究者有时候也会进行自我检查或延后公布研究发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提供信息者的身份，维持他们的工作或保护他们个人或家庭成员的安全。[37]这是一种干扰较少的审查，因为它不是外在力量强加的。这是由某个与研究关系密切、对可能结果了如指掌的研究者才会做到的。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负有最终责任。通常他们可以利用许多不同的资源，但是同时也面对许多相互竞争的压力（参见方框5—12）。
方框 5—12
评估研究中错误的一般类型
问“错误”的研究问题（比如，在最适于询问系统性问题的时候，却去询问累积性的“是或不是”的问题，或者询问的问题排除了最主要的因素）。
在关于某个研究方案的决定已经做出以后，却要进行评估性研究，将该研究仅仅作为拖延或为已经做出的决定寻找正当理由的一种方法。
使用一种不适合方案评估工作的研究设计或数据收集技术。
对研究设计或数据收集过程进行干预，以便产生研究者所需要的结果。
当评估结果明显显示某个方案是无效的时候，却继续进行该研究。而当评估结果明显显示某方案具有有效性的时候，却要终止该方案。
抑制或消除积极的结果，以此来消除或毁掉某个方案，也可能抑制或消除消极的结果，以此来继续或扩展某个方案。
资料来源：摘自 Stevens and Dial (1994)，他们也提供了错误的实例。
5. 隐瞒真正的赞助者
对赞助者的身份保密，是合乎伦理的行为吗？例如，一家堕胎诊所想要赞助一个关于宗教团体反堕胎态度的研究。研究者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向受试者公开赞助者身份，违反赞助者的保密要求而透露研究结果，以及受试者合作意愿降低的可能性等。如果公开结果，很明显就会违反透露真实赞助者的伦理规章。对于向受试者透露真正的赞助者这个伦理议题，并没有形成多大的共识。普雷瑟和同事们（Presser et al., 1992）发现，被访者的答案可能会受到调查赞助者是谁的影响。如果被访者相信调查是由对这个议题采取强硬立场的报社进行的，他就比较不会抵触这家报纸对这个议题的公开立场。如果被访者相信调查赞助者是中立的学术组织，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伦理原则要求向受试者透露研究的赞助者，除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论原因证明可以不这么做。
四、结论
本章是社会研究的一般性基础与具体研究设计之间的一个转折。本章讨论了两项与准备设计一项研究有关的议题：文献综述和伦理关怀。这涉及一项具体研究在一个更大的科学共同体的背景中的位置，也将一项研究与一种更高层次的关怀相联系。
在第 1 章我们讨论了科学对社会的杰出贡献，以及社会研究怎样成为有关社会世界知识的来源。社会研究的视角和技术能成为了解世界的有力工具。然而，伴随着这种能力而来的是责任，包括对自己、对研究对象、对研究共同体、对更大的社会的责任。这些责任之间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
最终，你个人必须决定以合乎伦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坚持并护卫你采取的社会科学取向所遵循的原则，并且要求他人表现合乎伦理的行为。由社会研究产生的知识所具有的真实性，以及它的使用或滥用都取决于你这样的研究者个人，你需要就自己的行动以及社会研究应该如何与社会相一致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反思。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检验定性和定量研究中出现的基本设计取向和议题。
关键术语
| abstract | 摘要 | keyword | 关键词 |
| anonymity | 匿名 | meta-analysis | 后设分析 |
| citation | 引述 | methodological review | 方法论回顾 |
| code of ethics | 伦理信条 | Nuremberg code | 纽伦堡准则 |
| confidentiality | 保密 | principle of voluntary consent | 自愿同意原则 |
| context review | 背景回顾 | research fraud | 研究欺骗 |
| contract research | 委托研究 | scientific misconduct | 不当科学行为 |
| cross-over design | 交叉设计 | search engine | 搜索引擎 |
| download | 下载 | self-study review | 自学回顾 |
| historical review | 历史回顾 | theoretical review | 理论回顾 |
| informed consent | 告知同意 |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 | |
|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 统一资源定位器 | ||
| 机构审查委员会 | upload | 上传 | |
| integrative review | 整合性回顾 | web browser | 网络浏览器 |
复习题
- 进行文献回顾的四大目标是什么？
- 哪一种研究出处最容易找到，哪一种最不容易找到？
- 如何找到一篇博士论文？
- 如何区别一篇好的与不好的文献回顾？
- 利用网络进行社会研究的优缺点是什么？
- 防止研究中出现违反伦理行为的基本措施是什么？
- 欺骗与强迫参与研究的做法是如何与自愿同意原则相抵触的？
- 解释米尔格拉姆、汉弗莱斯、津巴多等的例子中所涉及的伦理议题。
- 什么是告知同意？它如何保护研究的受试者？
- 匿名与保密的差异是什么？
注释
[1] 参见 Hunt (1997) 和 Hunter et al. (1982)。 [5] Broad & Wade (1982), Diener & Crandall (1978: 154~158), 以及 Weinstein (1979) 都讨论过研究造假的问题。也参见 Hearnshaw (1979) 与 Wade (1976) 对 Cyril Burt 的讨论。Kusserow (1989) 以及全国卫生局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lth) 1989 年 9 月 1 日的周报《向导》(Guide) 简要陈述了几起最近发生的不当科学行为议题。 [6] 参见《在所务委员会发现他抄袭之后，知名哈佛心理学家辞职》，载《高等教育编年记事》(Chronicleo/HigherEducation)，1988年12月7日。 [7] 参见 Blum（1989）与 D'Antonio（1989）对这个抄袭案例的评论。 [8] 参见（医生被控从事“不道德”的检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8年12月7日。关于权力与信任一般性的讨论，参见 Reynolds (1979: 32)。 [9] Lifton (1986) 对纳粹医疗实验进行了说明。 [10] 参见 Jones（1981）和 Mitchell（1997）对坏血案的讨论。 [11] Diener & Crandall (1978: 128) 对这些例子做过讨论。 [12] 参见 Warwick（1982）对研究参与者的伤害类型的讨论。参见 Reynolds（1979：62～68）《论生物医疗研究的伤害率》。Kelman（1982）从不同研究类型讨论不同类型的伤害。 [13] 学院顾问报告说，对约会的焦虑与自尊低落，是大专女生主要的问题（Diener & Crandall, 1978: 21~22）。也参见 Kidder & Judd (1986: 481~484)。 [14] 参见 Dooley（1984：330）以及 Kidder & Judd（1986：477～484）。 [15] 参见 Hallowell（1985）以及《对田野笔记保密的威胁》，《ASA 注释》（ASA Footnotes）第 2 卷，1984 年 10 月，6 页。 [16] 更多有关不接受研究的权利的论述，参见 Barnes (1979)，Boruch (1982)，Moore (1973)，以 及 Sagarin (1973)。 [17] 关于隐藏身份的研究在 Denzin & Erikson (1982), Homan (1980), 以及 Sieber (1982) 的著作中有所讨论。也参见 Miller & Tewksbury (2000), 特别是第 1 和 4.3 节。 [18] 参见 Diener & Crandall (1978: 87) 以及 Warwick (1982: 112)。 [19] 告知同意要求与规定在 Maloney（1984）的著作中有详尽的讨论。也参见 Capron（1982）以及 Diener & Crandall（1978：64～66）。 [20] 参见 Diener & Crandall (1978: 173~177) 以及 Kidder & Judd (1986: 469)。 [21] 参见 Boruch (1982), Caplan (1982), Katz (1972) 以及 Vaughan (1967) 对隐私的讨论。 [22] 更多有关维奇塔陪审团研究的讨论，参见 Dooley（1984：338～339），Gray（1982），Robertson（1982），Tropp（1982：391），以及 Vaughan（1967）。 [23] 参见 Monaghan (1993a; 1993b; 1993c)。 [24] 更多有关守门人的讨论，参见 Broadhead & Rist (1976)。 [25] 参见 Gustavsen (1986)。 [26] 有关 IRB 的讨论参见 Maloney (1984) 和 Chadwick et al. (1984: 20)。 [27] 参见 Abbott (1988), Brint (1994) 和 Freidson (1986, 1994) 对专业人士的论述。 [28] 参见 Beecher (1970: 227~228) 与 Reynolds (1979: 28~31, 428~441)。 [29] 参见《UW 保护博士论文资料来源》，《首都时报》（Capital Times），1994 年 12 月 19 日，4 页。 [30] 参见 Hirschman（1970）《论忠诚、退出、或抗议》。也参见 Rubin（1983：24～40）《论应用研究中的伦理议题》。 [31] 额外的讨论，参见 Schmeling & Miller (1988)。 [32] 参见 Fiske (1989), Koretz (1988), 以及 Weiss & Gruber (1987) 对教育统计所做的讨论。 [33] 参见 Staggenborg（1988）论“枪手”研究。 [34] 参见《政府试图使作者改变彩票报告》，《首都时报》，1989年7月28日，21页。 [35] 参见 Chambers (1986)。 [36] 参见 Dale W. Nelson《分析家：战争死亡人数误算》，《威斯康星州评论》1992年4月14日，3a页，以及《前任长官指出五角大厦弃置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现》，《首都时报》，1993年4月1日。 [37] 参见 Adler & Alder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