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研究的逻辑与步骤 - 纽曼
节选出处：W. 劳伦斯·纽曼著、郝大海等译《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第13章 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研究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自然的活动状况。田野工作者为了获得这些人如何生活、交谈和行为，以及何事能令他们振奋、何事又令他们沮丧的第一手资料，进入他人的世界探险……实地研究也被研究者作为了解他们所观察的活动对于活动参与者而言，具有什么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
- 埃默森（Robert Emerson），《当代实地研究》（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1页
一、导言
本章以及接下来的两章将呈现一个主要的转变，即由过去几章定量研究类型转为定性研究类型。回顾第6章，定性和定量类型差异很大，第4章中曾指出非实证社会科学支持定性研究类型。本章介绍实地（田野）研究，有时也被称为民族志、参与观察的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类型中，研究者在事情发生时以自身的文化背景直接观察和参与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场景。第14章将考察历史比较研究，它同时具有宏观和微观视角。借助它，研究者能考察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文化。第15章将讨论定性资料的分析。
许多学生对实地研究很感兴趣，因为它涉及接触异类人群，不必处理冷冰冰的数学与复杂的统计，也没有抽象的演绎假设。相反的，它有的是在自然环境下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
实地研究对那些喜欢观察人群、偏好以一种松散自在的方式作研究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对于你不熟悉的社会世界——裸体海滩、流浪汉、专业赌徒、街头帮派、警卫队、急诊室、艺术家的领地等——实地研究可能会提供非常精彩的描述。
实地研究中，个别的研究者直接与被研究者交谈或对他们进行观察。经过数个月或数年的互动，研究者对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这包括了他们的生活史、爱好兴趣，以及习惯、希望、恐惧和梦想。结识新朋友、发展新的友谊、发现新的社会世界，都可能充满了乐趣。当然，也会相当消耗时间和情感，有时还得冒着生命的风险。
####（一）适合实地研究的议题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实地研究法呢？实地研究法一般适用于研究涉及体会、理解或描述某个互动中的人群的那些情况。实地研究最适合处理以下问题：社会世界中的人们是如何办到Y这件事的呢？或是，X这个社会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当其他方法（像调查研究、实验）不适用时，例如，研究街头帮派，就是实地研究的适当时机。道格拉斯（Douglas，1976：xii）曾说，社会研究者真正想要知道的大部分事情，只有通过研究者直接投身田野，才能研究得到。 实地研究者研究某个场所或环境下的人群，这一方法也曾经被用来研究整个社区。初级的实地研究者应该从一个相对比较小的（30人左右或者更少）、而且其成员都是在相对固定的背景下（例如，一个街坊、教堂、酒吧、美发沙龙或棒球场）互动的团体开始，着手研究。实地研究也常被用来研究不确定的、不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社会经验，不过这个时候深入的访问与观察，是了解该经验的唯一方法——例如，被人偷袭打晕者或是自杀者配偶的感觉经验。[1]
为了取得术语使用上的一致性，我们把田野环境下的研究对象都称为成员（members）。他们是田野环境下的局内人或当地人，不是属于某个团体就是属于某个亚文化或社会情境，而这些团体、亚文化，以及社会情境，正是实地研究者这个“局外人”想要进入并了解的。 实地研究者已经探索过相当广阔的社会场景、亚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参见图13—1）。[2]我的学生已完成了一些短期的、小规模的实地研究，包括美容院、日间托儿所、面包店、赌场、保龄球场、教堂、咖啡馆、自助洗衣店、报警办公室、私人疗养所、文身店和减肥中心等。
####（二）实地研究简史
1. 早期起源
实地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赴远方岛屿的旅行者报告。[3]13世纪初，欧洲的探险家与传教士描述记载他们所遇到的异文化与异域人物。其他人通过阅读这些描述来了解外国文化。之后，到了19世纪，当欧洲的贸易与帝国迅速向外扩张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知识渊博的旅行者，游记报告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图13-1 实地研究场所/主题的例子学术性的实地研究始于19世纪晚期的人类学。早期人类学家只读过探险家、政府官员和传教士的报告，却并没有直接与他要研究的人接触过。这些报告的焦点集中于外国人，而且是充满了种族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旅行者很少会说当地的语言，必须要依赖翻译人员。直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人类学家才开始赴远方大陆旅行以了解其他的文化。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ski，1844—1942）是第一位与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并且记载整个资料搜集过程的研究者。20世纪20年代，他把深入田野工作当成一个新方法介绍出来，主张在直接观察、当地人的陈述，以及观察者的推论之间做出区分。他认为社会研究者应该直接与当地人互动并且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解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社会过程。 研究者也使用实地研究法来研究他们自己的社会。19世纪90年代布思与韦布(Charles Booth & Beatrice Webb)对伦敦穷人所做的观察，同时开启了调查研究与人类学以外的实地研究的先河。布思与韦布直接观察自然状态下的人，使用归纳的资料搜集方法。参与观察很可能在1890年就已经在德国出现。戈赫（Paul Gohre）以学徒身份在一家工厂中做工，并且在那儿生活了三个月，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做非常详尽的笔记，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研究工厂生活。他出版的著作深深地影响到大学校园内的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2. 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
美国社会学的实地研究开始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实地研究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到30年代，该学派使用以个案研究或生活史为基础的各种方法，包括直接观察、非正式访问，以及对文献或官方记录的阅读。这个期间重要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1916年，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草拟了一份研究计划，进行芝加哥市的社会调查。受他出身于记者这个背景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研究者应该走出图书馆，到街头、酒吧以及豪华饭店的大厅中进行直接观察、找人攀谈、去“弄脏他们的手”（get their hands dirty）。早期的研究，例如，《游民》（The Hobo）（Anderson，1923）、《轮鞋少年》（The Jack Roller）（Shaw，1930）和《帮派分子》（The Gang）（Thrasher，1927）树立了早期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较少分析、侧重对街头生活进行描述研究的风格。 新闻记者与人类学研究的模型在第一阶段结合了起来。新闻记者的方法使研究者能够挖掘到幕后的事物、利用报告人、找寻冲突，并且使“真相”曝光。利用人类学模型的研究者自己长期加入某个小团体，并报道该团体成员对世界的看法。 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结束，其间芝加哥学派把参与观察发展成为一项独特的技术，扩大应用人类学模型来探究研究者自己所属的社会内的团体与情境。于是出现了三个原则： (1) 研究处于自然状况或情况下的人群。 (2) 通过直接与人群互动的方式来研究他们。 (3) 获得对社会世界的了解，并且对成员的观点提出理论的陈述。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方法在研究者涉入田野的基础上，已经从完整的描述走向理论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地研究面临着调查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这段时期，实地研究在所有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已然下降。然而，在70年代与80年代，几项转变使实地研究再度活跃起来。第一，实地研究从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那里，借来了不少概念与技术。第二，研究者重新检验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与哲学假设（参见第4章）。最后，实地研究者对他们使用的技术与方法变得更加敏感，他们撰写出一些关于方法论的论著，更系统地把实地研究变成了一门研究技术。 时至今日，实地研究已经有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实地研究者直接观察在自然情境中的成员并与之互动，以求能够进入他们看事物的视角。他们采用行动主义者或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生活。他们并不将人们视为社会力量施加作用的媒介，也不认为社会意义是“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观察的事物。相反的，他们认为人们通过互动来创造与界定社会意义。人类经验接受主观现实感应的过滤，这个主观的现实感应左右着人们看待事物与采取行动的方式。因此，他们放弃实证主义对“客观事实”的强调，取而代之的是把焦点集中于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以及对社会意义的建构进行磋商的社会过程。 实地研究者认为研究不但是对社会世界的描述，而且也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被建构的社会场景的一部分，研究者出现在田野中这件事本身，就不可能只是个中立的搜集资料过程。
3. 民族志与常人方法论
实地研究在当代的两个扩展——民族志（ethnography）与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都是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之上。二者都不断地在界定如何执行实地研究。但它们都还不是实地研究的核心，所以这里只对这两者做个简要的讨论。 民族志源自于文化人类学。[4]Ethno 意指人类或民族，而 graphy 意指描述某事物。因此，民族志意指描述某个文化，以及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诚如弗兰克（Franke，1983：61）所说：“文化，即我们描述的对象，存在于当地人的思想当中。”民族志假设人们在做推论，也就是说，超越能看见、被说出的事物，得出其中的意义或含义。人们通过某个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行为（例如，演讲、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文化（人们想些什么、沉思些什么、相信些什么）。行为的展示不会提供意义；相反，意义是推论的或是推测出来的。从所见所闻进入到实际的含义是民族志的核心。举例来说，当某位学生收到“啤酒聚会”（kegger）的邀请，该生会根据他的文化知识推论，这是个非正式的家会，有其他同年龄的学生参加，而且有啤酒供应。文化知识包括了象征符号、唱歌、言语、事实、行为方式和物品（例如，电话、报纸）。我们通过看电视、听从父母的教诲、观察他人等来学习文化。 文化知识包括了显性的知识（explicit knowledge）——我们知道和谈论的，以及隐性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我们很少意识到的。举例来说，显性知识包括社会活动（例如，啤酒聚会）。大部分人能很容易描述出某个活动中发生了什么事。隐性的知识包括与他人应当保持适当的站立距离之类的未曾明说的文化规范。人们一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使用这种规范。当这类规范被违反时他们会感到不舒服，但又说不出使他们不舒服的原因。民族志学者描述成员所使用的显性与隐性的知识。他们的详细描述与仔细分析，将那些被分别描述的事物重新放在一起。 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说，民族志的主要部分是翔实描述（thick description），[5]即对特定事件丰富、详细的描述（与摘要、标准化、通则化或变量相反）。对一个三分钟事件的翔实描述可能要好几页纸。它抓住对所发生事件的感觉以及事件中的那些紧张与刺激，从而给予多种解释的机会。它将事件置于情境之中，所以阅读一份民族志报告的读者可以推论出其文化意义。 常人方法论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独特的研究取向，有自己的一套专门术语。[6]它综合了理论、哲学和方法。有些学者不认为它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梅汉与伍德(Mehan & Wood, 1975: 3, 5)说： 常人方法论不是一项研究发现，也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个理论，也不是个世界观。我把常人方法论看作一种生活形式……常人方法论是试图展现存在于社会学层级之上的现实的一种尝试……它不同于社会学，就如社会学不同于心理学一般。 常人方法论有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对常识知识的研究。常人方法论者通过观察常识的创造，以及人们在自然情况下、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中使用常识的方式，来研究常识。常人方法论是一种激进或极端的实地研究形式，建立在现象学的哲学基础上，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取向之上。它涉及专门化的、非常详细的微观情境分析（例如，简短对话的记录或社会互动的录像带）。与芝加哥学派的实地研究比较，它更关注方法问题，认为研究发现不但来自于所研究的社会生活，而且也得益于所使用的方法。 常人方法论假设社会意义是脆弱可变的，而不是固定、平稳或确定不变的。意义在持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创造与再创。因此，常人方法论者分析语言，包括谈话中的停顿与讲演的情境。他们认为，人们通过默认的社会文化规范来“达成”对常识的理解，并且认为社会互动是个现实建构的过程。人们使用文化知识与来自于社会场景的线索来诠释事件的意义。常人方法论者考察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下如何使用默认的规则，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例如，知道某人是不是在说笑）。 常人方法论者非常详细地检验日常的社会互动，以确认建构社会现实与常识的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使用这些规则的，以及新规则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例如，他们主张，标准化的测验问卷或调查访问测量的是个人发现隐藏的线索和运用常识的能力，而不是客观的事实。 常人方法论者有时使用破坏规则（breaching）的实验，来展现日常生活中人们默认的、赖以创造现实感觉的简单规则（也参见下文关于社会故障的讨论）。研究者刻意地违反某项默认的社会规范，这项破坏规则的行动通常会招惹非常强大的社会反应，由此可确认默认规则确实存在，展现社会现实的脆弱，并说明这类默认规则的存在是使日常生活得以顺畅运作的根本。举例来说，常人方法论的创始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派学生到商店去，把顾客“误认”为店员。刚开始，顾客被弄得糊里糊涂，结结巴巴地解释着。但是如果学生坚持错误的理解，那些被弄得不知所措的顾客不是不太情愿地接受新的情境定义、手忙脚乱地扮演起店员的角色，就是“气炸了”、“失去冷静”。这个破坏规则的例子显示了社会现实的运作是如何依赖于隐性的知识（例如，店员与顾客的区别）。电影制片使用类似的情况来制造喜剧效果，来自不同文化、不曾共享相同一套默认规则的人们，或是对没有明说什么是正当行为、毫不知情的人们，都被看作是幽默的。[7]
二、实地研究的逻辑
####（一）什么是实地研究？
很难为实地研究定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与其说实地研究是一套固定的应用技术，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取向。[8]实地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取得资料。如沙兹曼与斯特劳斯（Schatzman & Strauss，1973：14）所说：“田野方法就像一把活动伞，伞下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可以被用于获得想要的知识，并用于对这个信息进行思索的过程。”实地研究者是一位“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者”（methodological pragmatist）（Schatzman & Strauss，1973：7），一位足智多谋、才华洋溢的人，具有能够在田野中靠自己的能力进行独立思考的才智。 实地研究立基于自然主义（naturalism），而自然主义也被用来研究其他的现象（例如，海洋、动物和植物）。自然主义涉及的是观察在自然情境下，而不是在圈套设计下或人造的或研究者制造的情境下的日常事件。研究发生在田野之中，在办公室、实验室或教室这类的安全情境之外的事件。赖斯（Reiss，1992）曾说过，对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来说，研究者对自然情境下的事件进行直接观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社会学脱离了自然主义，将威胁到社会学所具有的这个地位。 实地研究者考察自然情境下的社会意义，捕捉多元的观点。他们先进入成员的意义体系，然后再回到局外人的或研究的视角。例如，曼南（Van Maanen，1982：139）指出：“田野工作意味着全心投入，也意味着置身事外，要求忠实也要求背离，要求公开也要求保密，以及最可能是爱与恨的纠葛。”研究者转变观点立场，同时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情境：“研究者一方面秉承着将他们培育成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则与他们研究的那个团体建立关系，他们正承受着另一个文化的社会化。”(Burgess，1982a：1)
现在，让我们看看实地研究者在做些什么（见方框13—1）。虽然小组比较有效率，但是通常情况下，实地研究是由一位研究者独自执行的。一位研究者直接投入，成为自己研究的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的个人特征与他的研究是无法分割的。韦克斯（Wax，1979：509）说： 非正式的与定量的方法，通常不太留意研究者的个人特征。电子资料处理不会花工夫去了解研究主持者的年龄、性别或种族。但在田野工作中，这些个人身份的基本方面就显得十分突出，将对实地研究的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方框13—1
实地研究者做些什么？
实地研究者要做的工作如下：
除了要留意不寻常的状况之外，观察发生在自然状况下的日常事件与每天的活动。
直接与被研究的人接触，亲身经历田野环境下每日生活的过程。
在保持分析性观点、局外人的距离的同时，获得局内人的观点。
随环境的需要，灵活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技术与人际技巧。
产生的资料形式多为长篇的书面笔记、图表、地图或图片，以提供尽可能详尽的描述。
整体性地（例如，整个单元、而不是片段）观察事件，并重视社会场景的个别差异。
理解田野环境下的成员并对他们发展出情感认同，不单单记录冷冰冰的客观事实。
不仅注意到文化外显的（为社会所认识到的、意识到的、说出来的）层面，也注意到文化默认的（较少被认识到的、内含的、不说出来的）层面。
观察持续进行的社会过程，而不去打扰、打断甚或对其施加局外人的影响。
面对高度的人情压力、不确定性、道德上的进退维谷和暧昧不明的状况。
研究者直接涉身田野之中常会带来情感上的冲击。实地研究者可能会感到非常有趣和兴奋，但是它也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生活、人身安全或是精神状况。比起其他类型的社会研究，实地研究更可能会结交新的朋友，重新塑造家庭生活、研究者的自我认同或个人的价值观。
从事田野工作的代价非常的高，这并不是指金钱方面（田野工作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相比是花费较低的），而是指身体与心理上的消耗。同时过两种生活常令人筋疲力尽。(Bogdan & Taylor, 1975: vi)
田野研究需要时间，正如法恩（Fine，1996：244）在自己对四个餐馆厨房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 我试图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去……我试图延长自己的观察时间……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每一个餐馆的厨房进行观察，然后访问了所有的全职厨师，对总共30人进行了深度访问，每次访问都持续1～3个小时。
####（二）实地研究计划的执行步骤
自然主义与直接涉入意味着实地研究比定量研究更有弹性、更少结构化。这使得良好的组织与适当的准备对研究者来说变得异常重要。这也意味着研究的步骤并不全然是事先能够决定的，但是可以作为大略的指南或路线图（参见图13—2）。
注：每个步骤各需要多少时间，并不确定。大略估算，江克（Junker，1960：12）指出，一旦进入田野，研究者应该预计花大约1～6周的时间进行观察、1～3周的时间记录资料、1～3周分析资料，以及1～6周撰写报告结果。另见登茨（Denzin，1989：176）提出来的实地研究的八大步骤。 图13-2 实地研究的步骤
1. 灵活性
实地研究者很少遵循固定的路线。事实上，弹性是实地研究的一项关键优势，使研究者可以改变方向、随时跟进。好的实地研究者懂得辨识机会、掌握机会，“靠耳朵打天下”，快速地调整自己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情境。道格拉斯（Douglas，1976：14～16）认为，实地研究的技术与其他类型的调查研究，如调查性的新闻杂志与侦探的工作大同小异。 实地研究者不是从应用某套方法或检验某个明确的假设开始。相反的，他们是根据自己对提供信息的用途来选择要用的技术。开始时，研究者期待对资料不做太多的控制，焦点也不要太过集中。但是一旦研究者社会化到该情境中之后，他们就定出焦点、对资料进行控制。
2. 开始时做好组织工作
人性与个人因素在任何研究计划中都会起一定作用，但在实地研究中它们最为关键。实地研究常开始于机会巧遇或个人兴趣。实地研究者可以从个人经验出发，像是从事某个工作或是有某种嗜好或是碰巧做了个病人或行动分子。[9]实地研究者运用细心观察与倾听、短期强记和定期记录等技巧。在进入田野之前，没经验的研究者练习观察平常情境的细节，并将之记录下来。对细节的留意与短暂的强记会随着勤做练习而熟能生巧。同样的，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或个人记事对写田野笔记来说，也是项很好的练习。
和所有的社会研究一样，勤于阅读学术论文期刊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概念、潜在的陷阱、资料搜集的方法，以及解决冲突的技术。此外，实地研究者会发现研读日记、小说、新闻报道和自传，都有助于熟悉状况与做好进入田野的心理准备。
实地研究者从一般性的主题开始，没有特定的假设。研究者不会让自己受到最初错误概念的禁锢。他们需要广泛接触各种信息，但是随时准备发现新的想法。做实地研究要找对研究的问题，是要花些时间的。
研究者首先要抛弃他自己先入为主的概念，做到去除焦点。去除焦点（defocusing）有两种做法。[10]第一是撒下一张大网，以便看到更广范围的情境、人物和背景——在决定该囊括些什么或该排除些什么之前，先对整个田野背景有一番了解。第二种去除焦点的做法是指不要把焦点完全集中在研究者的角色上。诚如道格拉斯（Douglas，1976：122）所说，把个人经验扩展到囊括严格的专业角色之外的那些经验，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者应该走出他们舒适的社会窠臼，在不违反身为研究者的基本承诺下，尽可能多地到田野中去体验。 着手实地研究的另一层准备是对自己的了解。实地研究者需要对自己有所了解，并且对自己的个人经验要有所反省。他可以预期在田野中会出现焦虑、怀疑自己的能力、遭遇挫折和不确定性。尤其在开始的时候，研究者可能觉得他们搜集的都是错的资料，而且可能会遇到情感上的波动、孤独和迷茫。他们常感受到自己好像是个双重的边缘人：在田野环境下是个局外人，同时，距离自己的朋友、家庭和其他研究者也很远。[11]研究者的情绪性格、个人阅历和文化经验的相关性，都使得研究者对自己的个人承诺与内心冲突的了解，变得十分重要（参见下文讨论压力的章节，还请参见方框13—2）。
方框 13—2
一个西部乡间酒吧中的实地研究
伊莱瑟夫（Eliasoph，1980）对一个加利福尼亚社区中的几个群体进行了实地研究，以了解美国人是如何躲避政治表达的。其中一个是社交俱乐部。伊莱瑟夫形容自己是一个“城里来的、穿梭两岸间的（bicoastal）、戴眼镜的犹太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书呆子、空想家和辩论家等一大串名号的博士候选人”（p.270）。社交俱乐部里的一切对她来说十分陌生。这个名为“野牛”（Buffalos）的社交俱乐部，集中在一个名为“Silverado 俱乐部”的酒吧中，以乡村和西部音乐为其关注的中心。她是这样描述的： Silverado 建在一个大型的、有车辙的（rutted）停车场上，那儿曾经是一块沼泽地，现在则是一个货车站，离 Amargo 镇的核战舰港口有 1.5 英里。盐水 cat-tail 偶尔冲刷出来的小水沟蜿蜒在林阴路和加油站间。停车场上满是大型四轮驱动汽车，使我的迷你本田车看起来像个玩具……在没有窗户的 Silverado 里，最初的漆黑被拴在露天舞台后面的一大面“同盟者”（Confederate）旗帜所冲淡，氖气啤酒标志和啤酒镜的标准收藏（the standard collection of neon beer signs and beer mirrors），男人们带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衣裤，女人们有着一头卷发，穿着有一层层荷叶花边和粗斜纹棉布的裙子或牛仔裤，扎着背面用亮片绣着他们名字的腰带。（1998：92） 伊莱瑟夫介绍自己说是一个学生。在她做研究的两年中，忍受着烟雾弥漫的房间，价钱昂贵的啤酒和瓶装水，参加了一次婚礼，上了许多节舞蹈课，并参与了数不清的谈话，听到了性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许多辱骂性的笑话。她倾听并提问题和作观察，然后在洗手间里记笔记。当她与俱乐部成员共同度过几个小时后回到家时，她面对的是一群学院人（university crowd），他们对于她所研究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些人以风趣机智的谈话为中心，力图避免让人感到厌烦。而俱乐部的成员则用更多的非语言交流，较少的语言交流，而感到厌烦或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这项研究迫使伊莱瑟夫去重新审视自己那些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观点和喜好。 田野工作对研究者的自我认同与对事物的看法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田野经验可能会改变研究者的人格。有些研究者采取了新的价值、兴趣和道德承诺，或是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12]海亚诺（Hayano）根据他从事赌博研究的经验评论道：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坐在赌桌旁比坐在学院会议中或是我教课的班上，来得舒适。我社会生活的重心大部分集中在玩扑克牌，而且常常，特别在大赢之后，为了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牌局上，我深深感受到想要放弃大学教职的欲望。(1982：148)。
三、选择地点与获准进入
虽然实地研究计划的进行并不依据固定的步骤，不过在研究初期，仍存在一些为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事项，包括选择田野地点、获准进入该田野地点、进入田野，以及与田野中的成员建立友好关系。
####（一）选择地点
1. 到哪儿去观察
实地研究者谈到在某个地点或田野地点（field site）进行研究，但这个术语可能会造成误导。这里的地点是指事件或活动发生的情境，即一个社会界定的、界线变动不定的地理空间。社会团体进行的互动，可能跨越数个实际的地理区域。例如，大学的橄榄球队可能在球场、更衣室里、宿舍里、集训营内或在外面的某个地方，与人互动。因此，这支球队的田野地点包括上述这五个地方。 田野地点与研究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但选择一个田野地点并不等于把焦点锁定在某个个案来进行研究。一个个案是指一个社会关系或活动，它可能会扩展到某个田野界线之外，联结到其他的社会情境。研究者选择某个地点，然后确定该田野地点中需要考察的几个个案，例如，橄榄球选手与权威人物的关联是如何形成的。 选择田野地点是个重要的决策，在选择田野地点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记笔记。选择实地研究地点有三个相关因素需注意：资料的丰富性、不熟悉的程度与合适性。[13]有些地点可能比其他地点更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料。如果田野地点中存在社会关系网络、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随时有不同事件发生，就会提供比较丰富和有趣的资料。刚开始从事实地研究的研究者应该选择自己不太熟悉的田野地点。在一个新的地点，研究者比较容易看出文化事件与社会关系。波格丹与泰勒（Bogdan & Taylor，1975：28）说：“我们建议研究者选择田野中的主体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的情境，他们对这个情境没有特别专业或专门的知识。”选出可能的田野地点之后，研究者必须考虑某些实际的问题：像是研究者的时间与能力、田野地点中的人物是否有重大的冲突、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与感情，以及进入这个地点每个部分的途径。 研究者的先赋特征（a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可能会对研究者对地点的进入造成限制。例如，非洲裔美国研究者不可能有希望去研究三K党（Ku Klux Klan）或新纳粹（neo-Nazis）党徒，虽然有些研究者已经成功地突破先赋特征所设下的限制。[14]有时“局内人”与“局外人”所组成的团队可以一块合作。例如，局外人道格拉斯与一位局内人成员弗拉纳根（Flanagan）组成一个研究团队，一起研究裸体海滩；一个白人与一个黑人合作研究黑人住宅计划。[15]
实际进入某个地点可能是一个问题。地点是个连续体（continuum），一端是开放与公共的场所（例如，公共的餐厅、机场的候机室），而另一端则是封闭与私人的场所（例如，私人企业、俱乐部、某人家中的活动）。研究者可能会发现某个田野地点不欢迎他们或不允许他们进入，或是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碍限制了他们进入的资格。机构（例如，学校、医院、监狱）的法令规章也对进入的资格设下限制。此外，机构的评审委员会可能以伦理道德为由限制实地研究的进行。
2. 涉入程度
田野角色可以以连续体的形式加以排列，主要根据研究者与成员间分离或涉入的程度而定。在某个极端，田野角色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在另一个极端，田野角色则是一个亲身涉入的局内人。江克（Junker）、甘斯（Gans）和阿德勒（Adler）各自发展出一个体系来描述田野角色的范围。 江克 [Junker, 1960; 此外也可参见登茨 (Denzin), 1989; 戈尔德 (Gold), 1969; 罗伊 (Roy), 1970] 描述了四种角色，范围涉及完全的观察者 (complete observer) (例如，研究者藏身于单面镜之后，或是以一个“不易被看穿的角色”出现，如偷听的守门人)、进行观察的参与者 (observer as participant) (例如，从一开始大家都知道研究者的存在，但他与田野对象的接触相当有限)、进行参与的观察者 (participant as observer) (例如，研究者的身份是公开的，但他是成员的亲密朋友) 和完全的参与者 (complete participant) (例如，研究者的举止与会员无异，分享局内人才知道的秘密信息)。这个范围与甘斯 (Gans, 1982) 的类似，他将中间两类合并成：作为研究者的参与者 (researcher participant)。他强调在每个层次上研究涉入和分离的程度。 阿德勒与阿德勒（Adler & Adler，1987）建议了三种角色。边际成员意味着研究者保持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或者由于研究者的观念或是由于对成员行为的不适应造成了限制。积极的成员，是指研究者承担起成员的角色并且经历与成员相同的感觉，像成员那样参与活动。研究者维持着高水平的信任，同时还能定期地退出田野。完全的成员，研究者皈依田野并且“本土化”。作为一个完全的忠实的成员，研究者经历和其他人一样的情绪，而且必须离开田野才能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的涉入程度取决于与成员的交流、田野场景的特性、研究者个人的感受，及其扮演的田野角色。许多研究者随着在田野中时间的延续，也从连续体局外人的那端过渡到局内人的这端。每种涉入的层次都有利有弊。不同的实地研究者提倡不同层次的涉入。例如，阿德勒和阿德勒的完全成员的角色被某些人批评说涉入过度，而失去了研究者的观点。其他人则认为阿德勒斯的方法才是能够真正了解成员社会生活的唯一方法。 连续体局外人那端的角色减少了花在寻求成员接受上面的时间，也使得过度友好的关系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有时还可以帮助成员接受更多的东西。这类角色有助于研究者置身事外、保持自我认同，但研究者会感觉到自己的边缘位置。虽然其中涉及“成为当地人”的风险较低，但研究者也因此减少了获悉局内人经验的可能性，而且解释错误也比较多。 要真正能够了解事情经过对被研究者的社会意义，实地研究者必须要参与这个场景，就像其他的成员一样。霍利（Holy，1984：29～30）观察到： 研究者并不是为了观察被研究者而参与他们的生活，相反，通过与被研究者住在一起，研究者充分参与他们的生活，同时进行观察。……在主动参与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她（she）逐渐与被研究者共享相同的意义……就这个层面而言，研究意 味着社会化，慢慢接受了被研究者的文化。 相对的，在连续体中局内人这端的角色促进情感认同的发展与成员经验的分享，研究者能够达到充分经历成员隐蔽的社会世界的那个目标。但是很可能出现与成员间距离的消失、过多的同情和过分涉入的问题。这时研究者的报告可能会遭受质疑，资料搜集可能会变得困难，对研究者个人可能造成强烈的影响，而且可能很难维持分析时所必需的距离感。[16]
3. 守门人
守门人（gatekeeper）是指拥有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威来掌控他人能否进入田野地点的人。[17]他可能是站在某个角落的凶汉、医院的行政人员或某个企业的老板。非正式的公共场所（例如，人行道、公共等候室）很少会有守门人；正式组织则必须取得权威人士的同意。 实地研究者期望与守门人协商、争取进入田野从事研究的机会。守门人可能无法体会对概念距离或伦理平衡的需求。研究者必须划出不能妥协的底线，以维护研究的真实完整。如果一开始有许多限制，那么过了一阵子之后研究者通常会再进行协商，而且随着双方培养出互信之后，守门人很可能会忘掉他们最初的要求。和守门人打交道需要伦理上、策略上的灵活机敏。研究者不期望守门人会听他们述说研究关注的问题，也不期望守门人会关心研究的发现，除非这些发现成为别人批评他们的证据。 与守门人打交道是研究者进入新的层次或新的领域时，一再出现的问题。此外，守门人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方向： 甚至大多数最友善、最合作的守门人或赞助者，都会对研究的执行与发展造成影响。就某种程度来说，民族志作者会被卷入已有的朋友—敌人圈子、既有的势力范围，以及与此相应的界限。(Hammersley & Atkison, 1983: 73)
在有些田野地点，守门人的同意可能会造成某个污点（stigma），而阻碍了成员的合作。举例来说，如果监狱中的犯人知道典狱长批准研究者进入监狱做实地研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不合作的行为。诚如韦斯特（West，1980：35）对少年犯所做的评论：“我相信，这些试图接近（少年犯）的途径，几乎总是妨碍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在某些个案里甚至阻止了友好关系的建立。”
####（二）进入的策略
进入田野地点多少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或行动计划：协商进入、发展与成员的关系，以及决定给田野成员或守门人透露多少研究内容。
1. 计划
进入或获准进入田野地点的过程，通常取决于常识判断与社交能力。田野地点通常有不同的层级或领域，不论进入的是哪个层级或领域，都会面临有待解决的问题。进入就好像剥洋葱一样，剥开一层又有一层，而不像打开一扇大门。而且，进入的协定与承诺不见得总能得到保证。研究者需要有退出的计划，或日后回来重新协商的准备。由于研究的特定焦点可能在研究过程后期才浮现出来，或到了研究后期有所改变，所以研究者最好尽可能避免在某些特定层面上，被守门人阻拦住。
可以把进入田野与获准进入想象成一个逐渐进入的梯阶（access ladder，参见图 13—3）。研究者都是从最底层的梯阶开始，因为这层的进入权最容易取得，而位于这层阶梯的研究者只是搜集公开信息的局外人。下一级梯阶需要更高层级的进入许可。 
图13-3 逐渐进入的阶梯一旦开始进入田野地点进行观察之后，研究者变成被动的观察者，不再询问成员说了些什么。利用在田野里的时间，研究者观察可能较为敏感的特定活动，并且针对其所见所闻寻求成员的澄清解惑，但要达到这个层级较为困难。最后，研究者可能试图去型塑（shape）某个互动过程，以便从中获得特定的信息，或是设法查看敏感度较高的资料。这是阶梯中最高的一个层级，很少有研究者能够达到这一层，要走到这一层必须获得最高程度的信任。[18]
2. 交流
社会关系是协商出来的，而且形成于田野过程之中。[19]田野成员与每一位新成员进行协商，直到发展出稳定的关系，新成员才能够进入田野地点、培养信任、得到资料，并减少敌对反应。研究者预期会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协商，并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他们正在田野中做什么（参见下文有关社会研究规范化的讨论）。
接触越轨者群体与精英通常需要特别的交流，才能获得进入的资格。为了接触越轨亚文化，实地研究者会动用私人的交情，接触处理越轨者的社会福利或执法机构、刊登广告征求自愿者、提供某项服务以获取接近他们的途径（例如，咨询），或是前往有越轨者游荡的地区，然后加入某个越轨者群体。例如，哈普（Harper，1982）加入身无分文的滑板团，与了解街头生活的流浪汉为友，以取得接触这些人的途径。巴特（Bart，1987）显示，身为女性主义活跃分子的出身背景与非专业的举止，是使她能够进入一个非法女性主义堕胎诊所的基本条件。[20]
实地研究者使用与他人的关系或网络，通过一个被调查者联系另一个被调查者。通常已形成的社会关系会延续许多年。接近精英或专业人士常要靠运气或私人关系。[21]霍夫曼（Hoffman，1980）动用她家人的关系，并且通过要求进行访问的私人推荐信的方式，取得接触董事会有钱人士的机会。奥斯特兰德（Ostrander，1984）得以进入上流阶层女士的网络，全靠他大学同事安排巧遇一位赫赫有名的上流阶层女士。丹齐格（Danziger，1979）因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而得以接触到医生的活动。约翰逊（Johnson，1975）之所以能够进入一间社会工作机构，是因为他提到该机构中的某某人是他太太的朋友。
3. 研究的透露
研究者必须决定要透露多少关于他自己与研究计划的事。透露一个人的生活、爱好、兴趣和背景，可以建立信任与亲密的关系，但是研究者也将因此而丧失隐私权，此外他们还需要保证研究焦点绝不脱离田野中发生的事件。
研究者也要决定要透露多少关于研究计划的内容。透露是个连续体，一端是完全隐秘的研究，田野中没人知道有人正在进行某项研究；而另一端，所有人都知道研究计划的具体内容。透露的程度与时机全靠研究者的判断与当时情境下的特殊情况。研究者越是感到安全，他便越可能有所透露。
除非有很好的理由，例如，守门人的在场会以非法的理由对实地研究造成相当严重的限制或禁止（例如，隐藏赃物、贪污），否则研究者应该将研究计划透露给守门人，或其他人士知晓。即使在上述不利情况下，研究者也可以透露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但他可以表现出顺从、无害，并且对无威胁性的问题感兴趣（参见下文“可接受的不胜任”）。
####（三）进入现场
在选定田野地点和获准进入之后，研究者必须学习内部规则、与成员发展友好的关系、选择一个田野角色来扮演、并且维持社会关系。在面对上述议题之前，研究者应该问：我要如何呈现自己？对我而言，做个“测量工具”（measurement instrument）意味着什么？我如何运用（assume）“陌生的态度”（attitude of strangeness）?
1. 呈现自我
人们或明或暗地把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通过体貌特征、言谈举止，我们向他人展示我们是谁，我们是哪一类的人，或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自我呈现传递出一个象征信息。它可能表示“我是个严谨勤奋的学生”，“我是个热诚关怀别人的人”，“我是个冷静的家伙”，或“我是个反叛者和党派动物”。同时呈现许多个自我是有可能的，自我的呈现有可能因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实地研究者对于如何在田野中呈现自己，保持高度的自觉。举例来说，下田野时该穿些什么？最好的做法是尊重自己的同时也尊重被研究者。不要过分讲究穿着，以致冒犯到他人或过分显眼，但是也不必老是模仿被研究者的穿着。一位研究街头游民的教授不必要穿得和游民一模一样，也不必表现出和游民一样的言行举止。非正式的穿着与举止就够了。同样的，当研究企业行政主管或高层政府官员时，需要穿着比较正式的服装，表现出比较专业的举止。[22]研究者必须知道，自我呈现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田野关系。很难表现出一个完全不符实的自我，或与真正的自己相差极大的自我。
保持自己本来面目、告知自己是犹太妇女的个人背景，使得迈尔霍夫（Myerhoff，1989）得以进入犹太老人之家，并与院中的老人们发展出友好的关系。同时，她对自己身为犹太人的了解与认识，也因田野互动而有所改变。斯塔克（Stack，1989）开始时是个局外人，一名研究低收入黑人工业社区的白人妇女。最后，她被她所研究的妇女接受，发展了类似于亲人的关系，为她取的小名“白色加罗琳”（White Caroline）就是接纳与亲密的表示。她常做些小的恩惠的行为，诸如：驾车载人到医院、社会福利中心，或是载他们去购物，探望生病的小孩等。她有这番成就是通过她与其他人互动的方式办到的——她的开朗及她乐意与他人分享她的感情。虽然安德森（Anderson，1989）是黑人酒吧中的一名黑人，但他发现社会阶级是个障碍。场景是芝加哥南端贫穷的黑人社区中的一家街角酒吧和酒类零售店。安德森发展出赢得他人信任的社会关系，并且颇受“照顾”。这发生在当他结交上“赫尔曼”（Herman）这个朋友之后，那是个机智聪颖、很好相处的人，是在这个地盘上交友广阔的万事通。安德森成功“扮演一个低调、无足轻重的角色……不去破坏这类场景下对社会秩序共同的定义”（安德森，1989：19）。
2. 作为测量工具的研究者
研究者是测量田野资料的工具。这句话有两层含义。第一，要求研究者机警敏锐地观察田野上所发生的事件，训练有素地进行资料记录。第二，这会对个人产生影响。田野工作涉及社会关系与个人情感。实地研究者对于要把什么视为资料有相当大的弹性，并且允许他们自己的主观见解与情感涉足其间，或称为“经验资料”（experiential data）。[23]个人的主观经验是田野资料的一部分，这些经验不但本身价值非凡，而且对诠释田野事件也极为重要。实地研究者并不试图追求客观、也不排除个人反应，而是把他们对田野事件的感觉当成资料。举例来说，卡普（Karp，1973；1980）在其研究色情书店时私下所感受到的紧张，属关键部分的资料。在田野中他个人所感受到的不自在，透露了存在于这个背景下的某些动态张力。“如果避开不将我们的反应写下，我们就无法检验它。如果不让我们的主观感受悠游其间，就无法完全融入田野。”(Kleinman & Copp, 1993: 19)
实地研究能够提升研究者对自身感觉的认知。举例来说，研究者可能不会完全意识到自己对裸体的感觉，直到他们置身于某个支持裸体主义的团体之中；研究者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对私人财物的感觉，直到他处于一个人人都在借东西的背景之下。研究者自身所感受到的惊讶、愤慨或疑问，之后都可能成为反省与洞察的机会。[24]
3. 陌生的态度 (an attitude of strangeness)
人们很难察觉自己很熟悉的事物。我们所居住的日常世界充满了数以万计的细节。如果我们总是注意每一件事，我们将会因为负荷过多的信息而深受其苦。通过忽略周遭大部分事物，以及依赖习惯性思考，我们才能应付过去。不幸的是，我们无法从熟知中辨别差异，总是假设他人感受的现实与和我们的并无二致，故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自然的、正常的。
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实地研究并不容易，因为人们容易被他们熟悉的事物所蒙蔽。事实上，“对自己文化的深切了解，不仅使人们产生洞识，而且也制造盲点”（McCracken, 1988: 12）。通过研究其他文化，关于什么是重要的、怎样做事情，研究者会遇到截然不同的假设。这种文化冲撞或称文化震撼，有两项好处：一方面使研究者比较容易认清文化要素；另一方面有助于发现自我。研究者利用陌生的态度（attitude of strangeness）来获得这两种好处。陌生的态度意指质疑与留意一般细节，或通过陌生人的眼睛来察看一般事物。陌生感帮助研究者克服观察一般事物细节所必须面对的烦琐无聊，有助于研究者使用新的角度审视一般事物，使他看到成员平常不易察觉的层面。 人们很少能够意识到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例如，当某人送给我们一份礼物时，我们会道谢，并对这份礼物赞美一番。相反的，送礼习俗在许多文化下，还包括抱怨礼物不合适。陌生的态度有助于使默认的文化清楚可辨，例如，送礼者期望听到“谢谢”与“这份礼物真好”，否则就会感到泄气。实地研究者同时采取陌生人与局内人的观点。陌生人把事件当成特定的社会过程看待，而局内人则把事件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戴维斯（Davis，1973）把这两个角色称为火星人（Martian）与皈依者（convert）。火星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陌生新奇的，质疑所有的假设；而皈依者则接受每一件事，一心想要成为信徒。研究者同时要有这两种观点，以及转换这两种观点的能力。[25]
陌生感也会鼓励研究者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社会世界。完全沉浸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能够破除思想与行为上的旧习惯。面对不熟悉的状况时，不论遇到的是不同的文化之故，还是从陌生人的眼光来审视熟悉的事物，研究者都会发现这时进行反省与自省不但变得较为容易，而且进行得也较深入。
(四) 建立关系
实地研究者通过与田野成员和睦相处来建立友好的关系。他们培养友好的关系、共享相同的语言、与田野成员一起欢笑、一起流泪。这是获得对成员的了解，进而超越了解达到情感认同（empathy），即从另一个人的观点来观察与体会事物所要迈出的一步。 建立友好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社会世界并不全都是和谐的、充满了热情与友善的人们。环境中可能包括了恐惧、紧张和冲突。可能有不开心、不值得信任或不诚实的成员。他们可能做一些打扰研究者或让研究者觉得恶心的事。有经验的研究者准备好面对一系列的事件或关系。然而，他们会发现不可能介入田野中的每个角落和对每一位成员都发展出亲近的关系。对于那些无法形成合作、同情和共事的场景，需要不同的技巧。[26]同时，研究者也有可能就此接受了他们所见所闻的表面意义，但并没有因此而受骗上当。诚如沙兹曼与斯特劳斯（Schatzman & Strauss, 1973: 69）所说：“研究者‘什么都信’，同时也‘什么都不信’。”
1. 魅力与信任
实地研究者需要用社交技巧与个人魅力来建立友好关系。信任、友善和受欢迎，不但能够促进交流，而且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其他局内人的感受。没有任何奇门怪招可以达到这项效果。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兴趣、诚实和分享感受是不错的策略，但这也不是十分简单的，这要根据特定场景和成员而定。
许多因素会影响到信任与友好关系：研究者如何呈现自己，研究者选择扮演的田野角色，以及田野中所发生的具有鼓励、限制甚至无法取得信任的事件。信任不是一次就能获得的、永久有效的东西。它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是长时间经过许多社会细节逐渐建立起来的（例如，个人经验的分享、讲故事、姿势、暗示、面部表情）。它不断地被重新创造，而且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失去它比建立它似乎更为容易。
建立信任很重要，但是有了信任并不保证所有的信息都会透露给你。信任可能局限于特定的领域。举例来说，在有关金钱事务上建立起信任，并不表示会透露给你有关亲密约会行为的信息。可能在不同的调查领域上，都需要重新创造信任感，而且还需要经常不断地肯定与确认。
2. 冷脸迎人者
有些成员可能不是那么大方、乐于合作。冷脸迎人者是指那些表现出不合作态度或是明显不乐意参与的成员。实地研究者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合作，而温暖关切的关系可能只有在长期抵制之后才能出现。
3. 了解
友好的关系帮助研究者了解成员，但是了解（understanding）是发展深度关系的先决条件，而不是目的。了解是在研究者克服了对新的、不寻常的语言与社会意义体系的初始困惑后慢慢发展起来的。一旦研究者对成员的观点有所了解之后，下一步便是学习从成员的视角进行思考与采取行动。这就是情感认同，或称为采纳他人的观点。情感认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情、同意或赞同，它意味着能够和他人一般地感觉事物。[27]
友好的关系有助于建立了解与最终的情感认同，而情感认同的发展会加深友好的关系。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中的一段话，指出了友好关系与情感认同式了解的关联： “首先”，他说，“如果你能够学到一招半式的简单把戏，史考特，你会和所有人都处得很好。你绝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从他的观点来思考世事。”
“先生？”
“直到你进入他的立场、成为他本人。”(Lee, 1960: 34)
四、现场中的关系
你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许多社会角色：女儿或儿子、学生、顾客、运动迷等，并且与他人维系社会关系。对于有些角色，你可以进行选择，而另一些角色则是早已为你构造好了的（structured）。几乎没有人能选择扮演儿子或女儿的角色。有些角色是正式的（例如，银行出纳员、警官），其他的角色则是非正式的（例如，调情者、资深市民和哥们儿）。你可以转换角色，扮演多重角色、用某种特别的方式来扮演某个角色。实地研究者在田野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此外，他们学习内部规则，并维持与成员的关系。
(一) 现场中的角色
1. 是已经存在的还是创造出来的角色
有时候，研究者采用某个现成的角色。一些现成的角色提供了进入田野地点内所有区域的途径，提供了观察及与所有成员互动的能力，提供了四处活动的自由，提供了平衡研究者与成员各自需求的方法。其他时候，研究者创造一个新的角色或修正某个现成的角色。举例来说，法恩（Fine，1987）研究青春期之前的男孩时，构造了一个“成年朋友”（adult friend）的角色，并且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几乎不带一点成人权威。通过这个角色，他能够观察到青少年文化与行为中的许多部分，而那正是在正常情形下观察不到的。选择扮演某个田野角色要花些时间，而且研究者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扮演数个不同的田野角色。
2. 角色选择上的限制
研究者能够选择的田野角色受到先赋因素与体型外貌的影响。研究者可以改变一部分的外貌，例如，衣着服装与发型，但无法改变先赋特征，例如，年龄、种族、性别和吸引力。尽管如此，这些因素在取得进入田野的路径时，很是重要，而且还会对研究者能够扮演的角色设下限制。格尼（Gurney，1985）报告说，身为女性，在男性主宰的环境下，需要额外的协商与“激烈的争取”。尽管如此，她的性别给予她不少洞识，并且创造了男性观察者所无法创造出来的情况。 因为许多角色对于不同性别来说情况不同（sex-typed），所以性别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环境被认为是危险黑暗的、由男性控制的（例如，警察、消防队员的工作），那么女性研究者常会遇上较多的困难。她们可能会遭遇回避，或被限制在性别刻板印象的框架之中（例如，“可爱的小孩”、“吉祥物”、“喧哗者”）。男性研究者在男性控制的、常规性与行政工作的田野场所（例如，法院、大型办公处所）常遇到更多的问题。在女性主宰的田野场所中，男性研究者可能也不被接受。在两性都有涉及的场所，男性与女性研究者都有可能进入并获得接受。[28]
3. 其他的考虑
就接触田野地点的各个层面而言，几乎任何一个角色都有其限制。例如，酒吧中服务生（bartender）的角色限制了他对顾客间亲密的行为，或是对聚集在其他角落的顾客观察的机会。实地研究者在选择角色时相当谨慎，不过他也知道所有的角色都有得有失。 大部分的社会场景包括派系、非正式团体、层级和敌对双方。某个角色会使研究者获得某个派系的接受或排斥，使他被作为权威人士而受到礼遇或是被视为任听指挥的下属，被某些成员当成朋友或当成敌人。研究者知道，通过扮演某个角色，他可能结交到有助于研究进行的朋友，也可能树立了限制研究进行的敌人。 研究越轨和违法行为的实地研究者要具有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意识。这包括免受伤害和攻击的身体上的安全，以及免受诉讼和逮捕的法律上的安全。正如第5章中讨论的那样，法律并没有为实地研究者和田野数据的保密性提供明确的、清晰的保护。当场景充满暴力和违法行为时，对实地研究者而言个人安全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布儒瓦（Bourgeois，1996），以及威廉斯和邓拉普（Williams & Dunlap，1992）在其对市中心危险而精明的商人的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建议（参见方框13—3）。
在不安全的情境中保证安全
第一印象很重要，选取一种个人风格，并在该情境中举止得当。
了解“市井生活”（street life）并与之一致，不要在穿着或举止上过于像一个外来者。
介绍你自己，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来这儿。
搜寻物理环境中有明显标志的危险情况（例如，似乎要塌陷的楼梯，似乎要坍塌的屋顶）。
保持警觉，并做好准备，以在面对可能的危险状况（偏执狂、性侵犯、抢劫、偷窃、枪击、警察袭击以及逮捕）时能够迅速反应。
找一个“保护人”[意思是，情境中的一个权势人物，同他在一起能够让其他人对自己产生强烈的信任感，同时他会提供语言/行动（verbal/physical）上的保护]。
建立一种自信的思想状态，不要看起来像个受害者。过分胆小的行为会招致攻击。
具备一种“第六感”，用谨慎的态度和常识来判断变化的状况。储备一些钱以备万一。
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由那些你信任并感觉相处较好的、接纳你的人组成。
如果感觉不适，最好离开该情境，下次再来。性侵犯或强奸的威胁，往往是女性研究者会担心的一个实际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资料来源：摘自 Bourgeois（1996），威廉斯和邓拉普（Williams and Dunlap，1992）。
####（二）弄清内部规则
当研究者在田野地点中弄清内部规则时，他们也学习到如何处理压力、如何使社会研究平常化，以及如何做个“可以接受的不胜任者”（acceptable incompetent）。
1. 压力
田野工作可以令人感到收获丰富、振奋雀跃和充实满足，但它也可能会是相当困难的：
田野工作当然是属于那种独树一帜、不一致程度较高的活动。它经常是不方便的，至少有时会造成身体上的不舒适，常令人感到尴尬，甚至就某种程度来说，总是让人觉得很紧张。(Shaffir et al., 1980: 3)
新的研究者会遭遇尴尬窘境，体验到不适，并会被田野中的繁杂细节所吞噬。举例来说，备受尊崇的实地研究者韦克斯（Rosalie Wax，1971）在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为日裔美国人变动军营位置的报告中说，她忍受着华氏120度的高温、污秽肮脏的生活环境、痢疾和蚊子所带来的不适。她感到孤立无助，哭过好几次，而且下意识地不断进食以致重了30磅。进入田野后的数个月中，她觉得自己是完完全全的失败者，她不被成员信任，还和营地的行政人员打了起来。 维持某个“边缘性的”地位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特别是当研究的背景充满了极端情绪（intense feelings）时（例如，政治竞选活动、宗教皈依），要做个不涉人的局外人是相当困难的。田野工作的寂寞和孤立无援与建立友善和互通情感的愿望结合在一起，造成研究者过度的投入。研究者可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抛弃专业研究者的角色，而成为被研究团体的完全成员。或者，研究者可能觉得在成员消除戒备之心时，获知其隐私细节令他觉得充满了罪恶感，因而促使他过度倒向成员的一边。[29]
实地研究中经历某种情感压力是无法避免的。与其压抑情感反应，实地研究者不如敏实地研究者不仅观察和调查田野中的成员，同时也被田野成员所观察和调查：“当田野工作者开始研究他人之时，他人也开始了他们对田野工作者的研究。”（Van Maanen, 1982: 110）诚如韦克斯（1979: 363）所说，田野工作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所从事的研究成果，而是田野中每一位成员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作品。 在公开的实地研究中，刚开始时成员通常对研究者的存在感到十分的不自在。他们大多对实地研究没有什么概念，分不清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咨询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差别。他们可能把研究者当作外来的批评人士、间谍，要不就是当成救世主或无所不知的专家。 不隐藏身份的实地研究者必须要把社会研究平常化（normalize social research），即协助成员重新界定社会研究，使他们对社会研究的认识从一无所知和有点害怕，转变到懂得社会研究是平常的和可以预期的。他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帮助成员适应社会研究：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随时间推移一点一点地解释研究计划的内容，表现得没有威胁性，容忍情境中的一些轻微越轨行为（minor deviance）（例如，轻微违反政府规定的行为）等。[31]举例来说，在一次有关社工人员的研究中，当社工人员发现约翰逊（Johnson，1975：99-104）能够接受他们的一些轻微越轨行为（例如，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偷跑去游泳），并且听他说他认为其他社工人员也在做这类事之后，就接纳了约翰逊。 另一个把研究平常化的方法，是用成员听得懂的方式向他们解释什么是社会研究。诚如法恩和格拉斯纳（Fine& Glassner，1979）以及勒马斯特（LeMasters，1975）发现的那样，有时，让成员知道他们会被写进一本书里去，会是相当有效的做法。勒马斯特进行威斯康星州一间街坊酒店的研究时，他成了该酒店五年来的常客，一星期有好几个夜晚他都会待在该酒店里。勒马斯特（1975：7）是这样说明他是如何向成员解释他在做什么的： 开始的时候，我扮演顾客的角色，不过是另一个喜欢喝酒与打撞球的人。最后很难再撑下去，因为我花在酒店的时间开始引发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常客认为我一定是州政府酒类酒品委员会派来的间谍……当我在酒店被问到为什么会来到店里时，我提出了下面这个立场：社会学家必须要对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了解，才能做个好老师。而且我发现绿洲酒店（The Oasis）里的男男女女有助于我了解蓝领劳工对美国社会的感受，以及我对经常接触到的都是白领工作者感到厌烦，而在酒店内所接触的人、事物则令我有新鲜感。以上的陈述句句属实。
3. 可接受的不胜任者
研究者是来田野中学习，而不是去做专家。视田野场景而定，研究者可以是个友善天真的局外人，也可以是个可接受的不胜任者（acceptable incompetent），有兴趣学习田野中的社会生活。一个可接受的不胜任者是指这样的人：他在田野中只是部分胜任（技能或知识），被田野成员接受为一位不具威胁性、需要教育的人物。[32]诚如沙兹曼与斯特劳斯（Schatzman & Strauss, 1973: 25）所说：“在当地人可能会自认为是专家的事情上，研究者应该尽量低调处理自己所具有的专业能力和深奥知识；研究者是个而且应该表现得像个学习者，杜绝任何评价当地人活动的倾向。”
刚开始时，实地研究者可能对田野场景或亚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可以欺凌的傻瓜，也可能因为不熟悉当地的场景而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即使当研究者有了丰富知识时，他们亦应有所保留，希望据此引出成员的看法。当然，研究者也可能在这方面做得过了头，显得贫乏无知，而得不到田野成员的重视。
(三) 维持关系
1. 社会关系
实地研究者随着时间的推进，发展并修正社会关系。刚开始显得冷漠的成员后来可能变得充满热情。他们也可能一开始表现得非常友善，而稍后才表现出担心和疑惧。研究者置身于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计划初期，对田野地点上的一切事物尚未充分了解的时候，研究者不会形成亲密的关系，因为情况可能有所变化。然而，如果他真的交上了亲密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成为盟友，为研究者辩护、帮他争取获准进入。
实地研究者要掌控自己的行为或外貌对成员的影响。举例来说，某位外形颇具吸引力的研究者与异性成员的互动可能会招致冲突、挑逗和嫉妒。研究者对此类田野关系要有所认识，并且学会处理它们。[33]除了培养社会关系之外，实地研究者也要能够中断这些关系，或从这些关系中退出。要想培养与其他人的关系，或是探索田野环境的其他层面，可能需要中断与某个成员的关系。随着友谊关系的结束，社会退出所带来的情感伤痛可能对研究者与成员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者必须在社会感受与研究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2. 小的恩惠
田野中发展出交换关系，交换包括小的纪念品或恩惠，也包括顺从与尊敬。[34]研究者通过在小的方面提供帮助而得到成员的接受。当接近敏感性议题的路径受到限制时，交换是颇为有用的。研究者可以帮些不要求回报的小忙，不至于让成员感到有所亏欠。当研究者与成员享有共同的经验、又再度碰面时，成员会想到那些小恩惠，于是打开方便之门，当作回报。举例来说，法恩（Fine，1987：242）表示当他把提供小的恩惠作为扮演“成年朋友”角色的一部分时（例如，开车带小男孩去看电影），他真的学到许多东西。法恩（1996：x）还报告说，在研究餐馆厨房期间，他洗土豆、挑豆子，做了许多小的杂务。
3. 田野中的冲突
打架、冲突和意见不合都有可能在田野中出现，研究者也可能研究立场对立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受到要支持哪一方的压力，并且接受成员对他是否可以信赖的考验。在这种场合里，研究者通常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小心翼翼地处理双方的关系。这是因为研究者一旦与某一方结合，他必会失去接近另一方的路径。[35]另外，研究者将会只以某一方的观点来看待局势。尽管如此，仍有人指出（例如，Van Maanen，1982：115），保持中立是一种假象。随着研究者与成员牵扯在一起，卷入关系与承诺编织的网络中时，中立几乎就变成不可能的事。
4. 表现出感兴趣
实地研究者要在田野中保持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有经验的研究者会通过他的言谈与举止（例如，面部表情、去喝杯咖啡、办个小聚会），表现出对田野事件的兴趣与关切，即使他并不是真的那么感兴趣。这是因为如果实地研究者表现出厌烦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就会破坏他辛苦建立起来的田野关系。暂时戴上一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的面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骗术，也是表示礼貌的一种。[36]当然，选择性的不关注（亦即不瞪着看或是看似没有注意到）也是某种表示礼貌的行为。如果某人犯了一项社交性错误（不经意地用错一个字、放了个屁），礼貌的做法是当作没注意到。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田野中也用得到。它让机警的研究者有机会不经意地听到或看到当事人并不想公开的事件。
5. 社会故障
社会故障（social breakdown）发生在两种文化传统或社会假设无法弥合的情况之下。故障凸显社会意义，因为故障时，平日所隐藏的期望与假设变得清楚明白。这个情况下常出现误解或不知所措，因为可以适用多个潜在的规则。举例来说，我走进一家餐厅，坐好，等服务生来提供服务。等了20分钟后，还没有见到服务生来服务，我就有气了。我环顾四周，看不到有任何一个服务生。我看到顾客从另一扇门进来，手里拿着自己的食物，方才了解到是我弄错了。我潜在的期待是这是家有提供服务生到桌边点菜服务的餐厅；事实上，这是家要求顾客到柜台自行点菜、拿取食物的餐厅。一旦我了解适用于这个情境的规则，我就可以解决这个故障。 故障会造成尴尬是因为弄错文化意义会使人看起来愚蠢、无知或没有教养。举例来说，你接到一张8点赴会的邀请函。你穿上你惯常的服装，旧牛仔裤加上皱毛衣，在一个8点开始的宴会你迟到了：8点半才到达。门是开的，所以你就走了进去。结果你大吃一惊，发现每个人都穿着正式地坐在餐桌前，而晚餐早在30分钟前就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人瞪着你，你觉得无地自容。你的文化期望（这是个非正式的学生聚会，会中有吵人的音乐声、有人跳舞、喝啤酒，以及穿非正式的服装）并不符合这个情况（这是个正式的晚宴、来这里的人都准备用餐、进行高雅的谈话、表现出专业的形象）。这项故障使所有的人都知道或都假设的、未曾明说的社会规则变得十分明确。 故障可能是未预期的，也可能是为了检验行动假设刻意制造出来的。就像常人方法论者的破坏实验，研究者可能以违反社会规则的方式来证明默认规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研究者观察没有事先计划的故障，或是制造故障、观察人们的反应，以便明确地指出其中隐含的社会期望。
五、观察与搜集资料
本部分讨论如何得到高质量的田野资料。田野资料是研究者的经验和记忆，以及田野笔记所记下可用系统化分析的信息。
####（一）观察与倾听
1. 观察
研究者在田野中所做的绝大多数的事是全神贯注，仔细地看与听。他们使用所有的感官，集中精神去看、去听、去闻、去尝或去摸。研究者成了吸收所有资料来源的工具。
实地研究者小心翼翼地察看实地环境，以了解掌握氛围环境。他们会问：地板、墙壁和天花板是什么颜色？房间有多大？窗户和门在哪里？家具是如何摆放的？状况好不好（例如，全新的还是破旧的，干净的还是肮脏的）？用的是什么样式的电灯？有什么声音或味道？
为什么要留意这些细节呢？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商店与餐厅都会特别规划灯光、颜色和播放流行音乐，以制造某种气氛。你或许知道，二手车的销售员都会在车内喷洒新车用的香水；大型购物中心中的商店会有意地释放制作糕点的味道。这些微小的、未被察觉的信号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在田野环境中进行观察，常是项烦琐沉闷的工作。西尔弗曼（Silverman，1993：30）曾说：“如果你到电影院去看动作片，诸如汽车追逐、拦路抢劫等，那你不太可能会觉得做个好观察者是件易事。”相对于电影中一闪而过的画面，实地研究的动机出自于对详尽细节的深度好奇。经过谨慎细心的观察、倾听，那些透露出“正发生什么事”的细节，令实地研究者深深着迷。实地研究者相信，社会生活的核心是通过世俗的、琐碎的和日常琐事来进行交流的。这就是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但实地研究者需要学习如何留意观察的信息。 除了实地环境之外，研究者还要观察田野上的人及其行动，注意每个人身上可观察到的外形特征：年龄、性别、种族和身材。人们依据与其互动的对象是18岁、40岁还是70岁，男人还是女人，白人或非白人，矮小瘦弱还是高大魁梧，而进行不同的社会互动。当留意这些特征时，研究者也要被包括在内。例如，陌生的态度凸显了对某个团体种族组成的敏感度。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没有留意某个白人团体的种族组成，是因为研究者也是白人，所以对种族差异缺乏敏感度。同样的，“缺乏对性别的敏感度，是在研究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参与者性别的情况”（Eichler，1988：51）。 研究者记录诸如此类的细节，是因为可能就此而显露出某些重要的事物。所以，宁可犯下把每件事都记录下来的错误，也不愿意漏掉可能有重大意义的细节。举例来说，“一名高大魁梧的19岁白人男子冲进一间明亮的房间，同时另一名年约60岁、矮小臃肿的黑人女子悠闲地在一张软椅上坐下”，远比“有个人进来，另一个人坐下”透露更多的信息。 实地研究者注意外貌体型上的特征，例如，整洁、衣着和发型，因为它们传递了足以影响社会互动的信息。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选择服饰、造型、梳妆、打扮、刮胡子、熨衣服、使用防臭剂和香水。这是他们表现自己的一部分。甚至不化妆、不刮胡子、不用除臭剂的人，也在表现自己，通过他们的外形来传递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信息。没有人是穿着“正常”或是看起来“正常”的。这类陈述等于在说，研究者并没有通过陌生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世界，或是说研究者对社会信号缺乏敏感度。 人们在做什么也是重要的。实地研究者会留意人们坐在哪里、站在哪里、他们走路的速度，以及非语言的交流。人们通过非语言交流来传达社会信息、感情和态度，非语言交流包括了动作、表情，以及人们坐或站的姿势（呆若木鸡地站着，或无精打采地坐着）。人们通过对自己在团体中位置的界定与目光的接触，来传达彼此间的关系。研究者通过观察哪些人站得较近、看起来较放松或使用眼神接触，来解读人们的社会交流。 实地研究者也留意事件发生的情境：谁在现场？谁刚到或刚刚离开？屋子很热很闷吗？这种细节有助于研究者界定意义与了解何以会出现某种状况。研究者如果不在意这些，那就不但会流失一些细节，而且也无法掌握对整个事件经过的完整了解。 在田野研究中，具有不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的本领是很重要的。许多时候，实地研究者直到后来才发觉他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有两点暗示，首先，在所有时间里，敏锐地观察和优良的记录是重要的，即使“看上去什么也没发生”。其次，隔段时间回头看看也是很重要的，要学会正确看待等待的时间。许多实地研究者都提到，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等待”。新的实地研究者则会因他们似乎在“浪费”时间而感到失望，无论这些时间是花在等待他人，或是在等待事件发生上。这些新手需要明白的是，等待的时间是实地工作的必要部分，是有价值的。 实地研究者要知晓场景的节奏，按其他人的日程表行事，观察事件是怎样在他们时间流程中发生的。再有，等待的时间并不总是浪费。等待的时间是反应、观察细节、发展社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以及转变成场景成员熟悉的人所必需的。等待的时间也体现出研究者是忠于职守和严肃的，毅力是实地研究者需要培养的显著特征。研究者也许会对进入场景、完成研究，然后再继续他自己的“真实生活”这个过程不耐烦，但对于田野场景中的人们而言，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研究者应该使自己的愿望服从田野场景的需要。
2. 倾听
实地研究者要细心倾听措辞、口音以及不准确的用语，不但倾听说了什么还包括是怎么说的，以及话中的含义。举例来说，人们常使用像“你是知道的”或“当然”或“等等”（et cetera）之类的用词。实地研究者应当知道这些措辞背后的含义。研究者试图倾听每一件事，但是当许多对话同时进行或隔桌偷听时，要听到所有的内容，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好在重要的事件与主题通常都会反复提起。
3. 暗语
过一段时间，互动的人们就会发展出共同的符号与用语。他们不是创造新的词语，就是为平常的用语界定新的意义。新词源自于特定的事件、假设或关系。知晓与运用这类语言可以显示出属于某个特殊亚文化的身份。实地研究者要学习这类特殊语言，或称为暗语（argot）。[37]
研究者必须从一个前提开始，那就是他们的世界所使用的文字与符号具有的意义可能不同于他们研究对象的世界。他们必须适应新的词语，以及那些不同于他们熟悉的情境下的用语。(Bogdan & Taylor, 1975: 53)
实地研究者要发现暗语是怎样与社会关系或意义保持一致的。暗语提供给研究者许多线索，帮助其了解什么是成员所重视的事物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举例来说，道格拉斯（Douglas，1976：125）在其裸体海滩的研究中发现“苍蝇”（vultching）一词。它是成员对那些围绕在魅力四射的裸体女郎身边的男性的称呼。 卡托维奇与戴蒙德（Katovich & Diamond，1986）在其对度假村销售实务的研究中，他们两人一个以正式雇员、另一个以实习生的身份，进行了6个月的观察与非正式访问。他们以接待中心为分析的舞台，在那儿有一连串针对潜在购买客户的事件会出现，而且常用的暗语也会在那儿讨论。举例来说，当财务经理进门，在销售员与潜在买者间的讨论中“有意无意地暗示”（drops）信息，现场就出现“有意无意地暗示”的实况。这种舞台事件的目的是在刺激购买。常见的玄机是：一家已经买了20户的大公司正好决定它其实只需要15户，所以突然间出现了5间特价户；早先的客户要求融资被拒，所以低价销售他的财产；或是说只有少数特许会员才能享受特价方案。 实地研究者来回游走于田野暗语和局外世界之间。斯普拉德利（Spradley，1970：80）举出一个引自他“都市游牧民族”（urbannomad）研究中的暗语例子：“哪个好汉没待过牢房”。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会被认为是亚文化（即好汉）的真正成员，除非他因醉倒街头而被捕，或是他在县市监狱里住过一夜（即待过牢房）。实地研究者在田野上待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用起暗语可能就驾轻就熟了，但是如果太快就讲起暗语来，不是明智 之举，反而会让田野成员觉得你很蠢。
(二) 记笔记
大部分田野资料是以田野笔记的形式出现的。好的笔记是实地研究的基础（Feeterman，1989）。完整的田野笔记包括：地图、图表、照片、访问记录、录音带、录像带、备忘录、从田野上带回来的物品、田野中记下的重点，以及离开田野后所做的详尽笔记。实地研究者期望能填满许多笔记本与档案柜，或将同样的资料输入电脑。他们花在写笔记上的时间比花在田野上的时间还多。有些研究者3小时的观察就写出40页没有空行的笔记。稍加练习，即使是研究新手在田野每个小时也可写出数页笔记。 写笔记是件无聊、沉闷的工作，它需要自我约束。笔记包括描述从记忆中抽取的大量描述性细节。研究者应该养成每天记日记，或是强迫自己在离开田野后立刻记笔记的习惯。笔记必须要简洁、有组织，因为研究者将会反复回头查阅笔记。笔记一旦写下，就成了珍贵的私人物品，应该妥善收藏、谨慎保密。田野成员有权要求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在笔记中研究者也常使用假名。有敌意的当事双方、敲诈勒索者或执法官员都对田野笔记感兴趣，所以有些研究者用代码撰写田野笔记。 研究者的心理状态、关注程度，以及田野中的情况都会影响记笔记。在记笔记之前，研究者通常会先花上1～3个小时在田野上进行简短的观察。约翰逊（Johnson，1975：187）曾说： 观察记录的数量与质量随以下因素而变化，田野工作者想休息或筋疲力尽的感觉、对特殊事件的反应、与他人的关系、酒精饮料的饮用量，以及间断观察的次数等等。
1. 田野笔记的类型
实地研究者有多种记笔记的方式。[38]这里推荐几种方法（也请参见方框13—4）。完整的田野笔记有几种类型或层次，下面介绍5种不同层次的笔记。通常，最好的做法是把一次观察期间内所记的笔记全都集中在一起，分别用单独的纸张来区分笔记的类型。有些研究者的笔记还包括直接观察后所做的推论，但具有明显区分标志，如括弧或彩色墨水等。笔记的类型不同，数量也有差异。举例来说，6小时的田野观察，可能产生1页的速记笔记、40页的直接观察记录、5页的研究者推论，以及2页包括方法、理论和个人性的笔记。
每一次实地访问的笔记都从新的一页开始并记录下时间与日期。
大略记下重点，配合关键字、词或说过的第一件或最后一件事，只做暂时帮助记忆之用。
两边留下较宽的空白，以便随时添上新的重点，如果事后想起什么，随时回头记下。
为打印笔记做计划，将不同层次的笔记分开，以便将来找起来比较方便。
依序将发生的事件记下，并记下事件持续的时间（例如，等了 15 分钟，坐了一小时的车）。
记下的重点尽可能地具体、完整和详尽。
使用常用分段符号和引号。最好确实记住用到的语句，用双引号标出，用单引号表示改写后的用语。
记下当时并不十分重要的、很琐碎的谈话或例行性的谈话；也许后来这些谈话会变得很重要。
“跟着感觉走”并且快速将之记下，不要担心拼写问题或“想法过于疯狂”。确保没有人会看到你的笔记，用假名、代号。
绝对不要完全用录音带来代替田野笔记。
涵盖图表或情境地图，并且大略叙述在观察期间，你自己与其他人的活动路线。
笔记中记录下研究者自己的话语与行为，另以单独篇幅记下自己的情绪反应与想法。
避免使用评断性的概括性用字，举例来说，尽量避免记下“好恶心的水槽哦”，改记为“水槽充满铁锈，好像好久都没有人清洗过，食物残渣、脏碗筷好像被搁在这里有好几天了”。
定期重新阅读笔记，记录下重读时产生的想法。
要预留多份备份，将之锁好藏好，并将备份分藏于不同地点以防火灾。
速记笔记 在田野中要写出好的笔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公开的观察者，在公共场所里挥笔疾书，也是很怪异的事。更重要的是，低头写笔记时，研究者就无法看到与听到当时的情况。记笔记的注意力本该用来进行田野观察。田野场景的特性决定了是否应该在田野中记笔记。研究者也许能够记录，成员也可能预料到研究者会记录，或者也有可能研究者必须要隐蔽起来记（例如，躲到洗手间里）。
速记笔记（jotted notes）是在田野中记下的。它们往往是诸如字词、短语或图画这类不太显眼的用于提示记忆的东西，通常写在随手可得的东西上（像是餐巾或火柴盒上）。通常研究者会把这些速记笔记并入直接观察笔记中，但不能完全取代它们。 直接观察笔记 (direct observation notes) 田野资料最基本的来源是研究者在离开田野后，立刻写下的笔记，日后他还会有所增添。这些笔记应该按照日期、时间，以及每次进入的地点，整理出先后顺序，它们是研究者将其所见所闻用具体特定的字眼做的详细描述。可能的话（to the extent possible），它们应该是对特殊的字、词或行动所作的精确记录。 研究者的记忆会因勤于练习而有所改善。新的研究者能够很快回想起田野中听到的准确的字词。逐字的陈述应该用双引号，将之与改写的话区别开来。对话的附属项目（非语言交流、小道具、语气、速度、音量、手势）也应加以记录。研究者记录下实际说过的话，不做任何的整理修改；也记下包括不合文法的谈话、俚语和错误的遣词用字（例如，道：记下的是“我回家，莎”，而不是“我要回家了，莎莉。”）。 研究者要在笔记中记下具体详尽的细节，而不是摘要。例如，研究者并不写“我们谈到了运动”，而是写道：“安东尼与萨姆和乔森发生争执。安东尼说幼狮队（Cubs）下一周会赢，因为它高价请来一位新游击手（shortstop）恰佩塔。他说这队比梅茨队（Mets）强，因为梅茨队的内场手很差。他指出上周幼狮队以8比3击败波士顿队来佐证。”研究者记下有谁在场、发生了什么状况、发生在哪里，以及在什么时间、在什么状况下发生。初学者也许没记笔记，因为“没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有经验的研究者知道在“没有事情发生”时，事件也能透露不少信息。举例来说，成员即使在琐碎的对话中，也可能传递情感，分出远近亲疏的体验（organize experience into folk categories）。 研究者的推论笔记 为了做到“设身处地”（climb into their skin）、或“易地而处”（walk in their shoes），实地研究者努力倾听成员说话。[39]这涉及三阶段的过程。研究者只是倾听而不使用任何分析性的类别；研究者将其现在所听到的与他们以前听到的或其他人所说的话加以比较；研究者用自己的解释来推论或揣测这些话语的含义。日常互动中，我们同时进行这三个步骤而且很快就做出我们的推论。实地研究者学习去看去听，而不骤下推论或强行解释。研究者不掺杂任何推论的观察，就构成了直接观察笔记（researcher inference notes）。 研究者自己的推论记录是个独立部分，它对于直接观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从未亲眼看到社会关系、情感或意义。他们看到特定的外在行动，听到说出来的话语，然后再依靠文化背景知识、情境所提供的线索，以及行动或言谈，赋予其社会意义。例如，人无法看到爱与恨；人只是看到与听到特定的行为（脸红、大声说话、粗野的动作、猥亵），然后根据这些动作做出推论（这个人生气了）。 人们经常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来推论社会意义，但他们所做的推论并不都是正确的。例如，我的侄女来看我，并且和我一同到店里去买风筝。柜台的店员（看着我）微笑地问她说，你和你“爸爸”今天是不是要去放风筝。这店员观察我们的互动，然后推论我们是父女关系，而不是叔侄关系。她看到了一名成年男子与一个小女孩听到他们的话语，但是她没有推论出正确的社会意义。 研究者把推论出来的意义与直接观察记录分开，因为行动的意义并不总是不验自明的。有时候，人们试图去欺瞒他人。例如，一对毫无关系的男女在汽车旅馆内登记为史密斯先生、夫人。更常见的是，社会意义是模棱两可的，或是充满多重的可能性。例如，我看到一对白人男女，两人的年纪都快30岁了，同时走出车门而且一同进入餐厅。他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点餐，表情严肃地小声谈话，有时前倾身体去听对方说话。在他们站起来准备离开时，这位女性带着悲伤的表情而且似乎快要哭了出来，那名男性则短暂地将她搂在怀里，之后便一起离开。我看到的是一对要分手的夫妇？两个朋友在议论另一个朋友？还是两人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因为他们两人都发现自己的配偶与对方的配偶有染？还是一对他们的父亲过世不久的姐弟呢？将推论分开记录，使研究者在重新阅读直接观察笔记时，可以想到多个不同的意义。如果研究者不把推论独立记录，他们或许会丧失其他可能的意义。 分析性的笔记 研究者进入田野之后，对该怎样进行研究，要做许多的决定。有些行动是有计划的（例如，进行访问、观察特殊的行动等），而其他行动则是试探性的。实地研究者在分析性笔记（analytic notes）中保留关于研究方法的想法，记录了自己的计划、用到的技巧、伦理考虑和程序上的选择（decisions），以及对技巧策略（tactics）所提出的自我批评。 在实地研究中，理论浮现于资料搜集过程中，在研究者整理田野笔记的过程中得以理清。分析性笔记对于研究者赋予田野事件意义的尝试有持续性的记录。研究者通过提出想法间的关联、构造假设、提出猜测和发展新概念等方式，仔细思考笔记内容。 分析性备忘录（analytic memos）这是理论笔记的一部分，它们有系统地偏离主题、切入理论，在这里研究者深入阐释概念，使概念在研究者仍处于田野中时就得到扩展。通过反复阅读思考这些备忘记录，研究者修正或发展更为复杂的理论。 个人笔记 如前所述，个人的感觉与情绪反应会成为资料的一部分，并会影响（color）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研究者在笔记中保留一个类似个人日记（personal notes）的部分，记录他个人的生活事件及其感觉（“我今天很紧张，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和……打架有关”，“这个阴暗、沉闷的日子令我头疼”）。 个人笔记有三项功能：提供研究者一个发泄的机会、一个处理压力的路径；构成个人反应的资料库；有助于研究者有机会日后重读笔记时，评估他所做的直接观察或推论。例如，如果研究者在观察期间心情很好，也可能影响到研究者的观察所见（参见图13—4）。
2. 地图和图表
实地研究者经常制作地图，并且绘制田野场景的特征图。[40]这满足两个目的：帮助研究者组织田野事件，帮助他人想象田野地点的状况。例如，研究者观察一家有15张凳子的酒吧时，可以画出15个圆圈来代表，并且把每个圆圈编上号码，以简化记录[例如，“藤田进来坐上12号凳子，这时10号凳子上已经有菲比在座了”]。实地研究者发现三种类型的地图是颇有帮助的：空间（spatial）、社交（social）和时间（temporal）地图。第一种有助于解读资料的位置；后两者构成资料分析的初步形式。空间地图依据物体所在的地理空间，定出人、设备以及其他事物的位置，以显示活动发生的场所（图13—5A）。社交地图显示在场的人数与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影响、友谊和劳动分工等（图13—5B）。时间地图显示人员、物品、服务和交流的来去过程（ebb and flow）或时间表（图13—5C）。 
图13-4 田野笔记的类型
3. 作为记忆补充的机器记录
录像带与录音带是实地研究中相当有用的辅助工具。不过，它们绝对无法取代田野笔记或研究者亲自到场研究。它们也不可能在所有田野场所使用，只能在研究者与田野成员发展出友好关系后才能使用。录音机或录像带提供非常接近事实状况、他人可以回顾的永久记录。它们有助于研究者回想发生了什么事件、未发生什么事件或无回答（nonresponses）等这类容易遗漏的状况。尽管如此，使用这些器具会造成干扰，增加人们被监视的感觉。依赖这些器具的研究者必须提防相关的问题（例如，确定电池是否有电、是否有足够的空白带）。再者，重听录音带或重看录像带是相当消耗时间的。例如，可能要花上超过100小时的时间去听50小时的田野录音。磁带的录制是很贵的，而且总不够精确：它们不总是能够传达微妙的情景意义或是喃喃自语。[41]
4. 访问笔记
如果研究者进行实地访问（将要讨论），他要自己记访问笔记。[42]除了记录问题与答案外，研究者需要制作封面页。这构成访问笔记的开始页，上面列出日期、访问地点、被访者的特征、访问的内容等。这有助于访问员下次再阅读到这些记录时，能够了解其中的含义。
A 空间地图
图13-5 田野研究使用的地图类型
####（三）资料的质量
1. 质量的意义
实地研究中，高质量资料（high-quality data）一词的含义是什么？[43]研究者如何取得这种资料呢？对定量研究者而言，高质量资料是指有信度与效度的资料；它们针对同一个“客观”真相，提供给所有研究者精确、一致的测量值。诠释研究取向意味着不同类型的资料质量。实地研究者不假设有个单一客观真相的存在，相反，他们主张田野成员主观地就某个社会情境下的经历和体验做出诠释。田野成员认定为真的事物，实际上是源自于社会互动与诠释。所以，高质量的田野资料捕捉的是这类过程，并且帮助外界了解成员的观点。 实地研究者并不通过消除主观观点来获取有质量的资料；相反，有质量的资料包括研究者的主观反应与经验。有质量的田野资料来自于研究者全然沉浸在田野成员的社会世界，所获得的真实经验的详尽描述。[44]
2. 实地研究的信度
田野资料的信度涉及一个问题：研究者对于田野成员或事件的观察具有内在与外在的一致性吗？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是指排除常见形式的人为欺骗之后，就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已知的全部内容而言，资料是否可靠可信。换句话说，这些片段拼凑起来符合一个完整连贯的图像吗？例如，在不同的时间与社会情境下，某个成员的行动前后一致吗？ 外部一致性（external consistency）是通过其他人的观察、其他不同资料来源的检验和交叉验证获得的。换句话说，观察适合所有的情境吗？例如，其他人能够证明研究者对某位成员的观察吗？有其他证据证明研究者的观察吗？ 实地研究的信度也包括了没有说过或做过，但期望或预期中应该发生的事。这种遗漏或缺失资料可能是重要的，但不太容易发觉。例如，当研究者观察一名出纳员结束他这一轮的工作时，注意到该出纳员没有算抽屉中有多少钱。只有在换班之前其他出纳员总是有结算钱款的举动时，研究者才有可能注意到这项遗漏。 实地研究中的信度取决于研究者的洞察力、敏锐性、怀疑精神，以及提出的问题。他从不同的角度（法律、经济、政治、个人）来观察成员和事件，并且在内心中盘问：这些钱从哪里来的？那些人整天在做什么？ 实地研究者依赖于成员告知的信息，这使成员及其陈述的可信度成为信度的一部分。为查验成员的可信度，研究者会问：这个人有理由说谎吗？她所处的位置能知道这件事吗？这个人的价值观是怎样的？她的价值观是如何影响她说的话的？她这么说是为了取悦我吗？有什么东西会限制到她的自然流露？ 实地研究者评估信度时，会将主观性与情境一起纳入考虑。他们知道个人的陈述或行动受到主观认识的影响。陈述来自于某个特定的视角，并且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研究者并不评断某个陈述是否真实，而认为陈述本身有其用处。从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即使是不正确的陈述与行为都有可能透露某些信息。 如前所述，行动与陈述会受到当时情境的影响。在某个情境下所说的话，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当被问及“你会跳舞吗？”，在一个充满出色舞者的公共场所中，成员可能回答不会，但是在一个只有少数人舞跳得不错的、不同音乐节奏的半私人场合中，该成员可能回答说会。这不表示该成员在说谎，而是他的答案受到情境的影响。 其他的可信度障碍包括误导研究者的行为：误报（misinformation）、规避（evasions）、谎言（lies）与伪装（front）。[45]误报是因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所引起的非刻意的不实报道。例如，一间医院的护士可能会说某件事是“院方的政策”，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这类书面的政策。 规避是刻意的躲避或不想透露某些信息的举动。常见的规避包括有不回答问题、答非所问、转移话题或故意以模糊和模棱两可的话语作答。例如，当在晚宴上提起利用应召女郎招揽客户这个话题时，一位销售员显得很不自在。他说：“对，很多人使用应召女郎。”但是稍后的单独谈话中，在小心翼翼的追问下，该销售员被引出答案，透露他本身也使用这个方法。 谎言是有意误导视听的不实言论或故意提供的错误观点。例如，某个帮派的成员提供给研究者假名字与假地址，或教堂的执事为了使他的传教工作看起来成就非凡，而夸大教众的人数。道格拉斯（Douglas，1976：73）说：“在其他所有我知之甚详的研究环境中，说谎是相当常见的，在研究者和成员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那些对成员真的很重要的事情上。”
伪装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谎言与欺骗。这可能包括使用道具和与人同谋。例如，某个酒吧事实上是非法下注的场所。表面上，该酒吧似乎是合法的、是在出售饮料，但是它真正的生意只有在谨慎调查之后才能被发现。常见的例子是圣诞老人（Santa Claus），一个为儿童们扮演的“伪装”。
3. 实地研究的效度
实地研究的效度是对研究者的分析和资料能准确代表田野中的社会世界，所具有的信心。可复制性不能作为标准，因为实地研究事实上是无法复制的。田野的基本面貌会改变、社会事件与情境会变、成员会有所不同、个别研究者也会有所不同等。有四种类型的效度或检验研究精确性的方法：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成员确认（member validation）与胜任的局内人表现（competent insider performance）。 生态效度是研究者描述的社会世界与成员自身世界相符合的程度。生态效度询问：研究所描述的自然状况是否不受研究者的存在与程序的干扰？如果没有研究者在场，事件仍然会发生，那么该研究计划就具有生态效度。 自然历史是指对计划执行过程所做的详尽描述。开诚布公地交代研究者的行动、假设和程序，以方便他人进行评估。从自然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局外人能了解并接受那个田野地点与研究者的行动，该研究计划就具有效度。 成员确认发生于当研究者将田野研究结果带回来给成员看时，由他们来判断研究的合适性。如果成员认为研究者的描述能够反映他们真实的社会生活，那么这个研究计划就具有成员效度。成员确认有其限制，因为情境中相互冲突的观点，会产生对研究者的观察结果不一致的看法，而且如果结果中没有呈现某团体有利的一面时，还可能出现其成员反对的情况。此外，也有可能成员认不出这个描述，因为不是从他们的观点所做的陈述，或是不符合他们的目的。[46]
胜任的局内人表现是指非田野内成员能够像其成员那样有效地进行互动，并被认为像成员一样（pass as one），这包括能够说并且了解局内人的笑话。有效的田野计划给人十足的田野社会生活的味道，并且提供足够的细节，让局外人可以表现得像个局内人。它的限制是，不可能对每个情境下的社会规范都了如指掌。再者，局外人能够像成员一样，可能纯粹是由于局内人出于客气礼貌，不想指出社交上的失礼之处罢了。[47]
####（四）确定焦点和抽样
1. 定出焦点
研究者先有一个大致的图像，然后再把焦点集中在少数特定的问题或议题之上（见图13—6）。[48]研究者只有在田野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后，才会决定聚焦在哪些特定的研究问题上，发展出相关假设来。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所有的事件都有关；但过上一阵子，研究者就会选择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与主题上。
图13-6 田野研究的聚集
2. 抽样
实地研究的抽样不同于调查研究，虽然有的时候两者都使用雪球抽样方法（参见第8章）。[49]实地研究者的抽样，是从所有可能的观察值中取出一组数量很少、有选择性的观察值。这被称为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因为它受到研究者正在发展的理论的指导。实地研究者针对时间、状况、事件类型、地点、人物类型或感兴趣的情境，进行抽样。 举例来说，研究者在不同时间里，对某个情境进行观察，即为时间抽样。在一天的所有时间、一星期内的每一天，以及一年四季，他们都能进行观察，据此获得对田野场景情况变与不变的整体感受。进行时间抽样时，最好是选取重叠的时段（例如，抽样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9点、8点到10点、9点到11点等）。 研究者之所以进行地点抽样，是因为完全集中在一个地点，可能有了深度，但得到的却是个狭隘的观点。坐在或站在不同的地点有助于研究者获得对整个场景的感觉。例如，学校教师的同事间交往行为常发生在教师休息室里，但也可能发生在教师们聚集的酒吧，或在举行临时教师会议的教室里。此外，研究者也会因追踪成员的路径而进入不同的田野地点。 实地研究者进行人物抽样，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人物上，或与不同的人物进行互动（前辈与新人、老人与年轻人、男人与女人、领导者与追随者）。正因为研究者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或面对持对立看法的人，他就要试着与所有类型的人物都有所互动并进行了解。 例如，研究者抽样选出三种田野事件：常规的、特殊的和非预期的。常规事件（例如，开店做生意）每天都会发生，不要因其常规性而认为它们不重要。特殊事件（例如，公司年度聚会）是事先计划、公开发布的。这类事件集中了成员的注意力并且会透露采用其他方式无法观察到的社会生活层面。非预期事件是研究者在场时突然发生的（例如，当管理者生病，一天无法监督店内的劳工，就出现了没有上司督导的员工）。在这些事件中，研究者看到了某些不寻常的、未事先计划好的、很少有机会看到的事。
六、实地研究中的访问
目前为止，你已经学到了实地研究者怎样进行观察与记笔记。他们也对田野成员进行访问，但是实地访问不同于调查访问。本部分介绍实地访问。
(一) 实地访问
实地研究者使用无结构的、无既定方向和深度的访问，这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正式调查研究的访问（参见表13—1）。[50]实地访问包括：提问、倾听、表现出兴趣，以及记录说过的话。
实地访问是研究者与成员共同的产品。成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洞见、感觉和合作，构成了讨论过程中透露主观意义的基本部分。“访问员的存在与涉入的形式，不可忽视地影响着受访者的反应，如他如何倾听、关注、鼓励、打断、离题、开始某个话题和结束回答等。”（Mishler，1986：82）
| 表13-1 实地访问与调查访问 | |
| 典型的调查访问 | 典型的实地访问 |
| 1. 有个明确的开始与结束。 | 1. 没有很明确的开始与结束，访问可以在以后随时接 上来。 |
| 2. 使用同一份标准化的问卷，以相同的顺 序来访问所有的被访者。 | 2. 问题与问问题的顺序都配合特定的访问对象与情境而 有所变动。 |
| 3. 访问员随时保持中立。 | 3. 访问员对答案表示感兴趣，鼓励受访者进一步深谈。 |
| 4. 访问员问问题，被访者提供答案。 | 4. 好像与友人交谈，但是带有比较多的访问问题。 |
| 5. 几乎每次只单独面对一位被访者。 | 5. 访问可以发生在团体的情境之下，或是有他人在场的 情形下，随情况而定。 |
| 6. 有着专业化、正规化的语调和焦点，偏 离主题的谈话常被忽略。 | 6. 穿插着笑话、故事或其他偏离主题的话题、奇闻逸 事，并且都被记录下来。 |
| 7. 封闭的问题是常见的类型，少有深入的 盘查。 | 7. 开放式问题是常见的类型，深入盘查也是常见的 现象。 |
| 8. 访问员单独控制访问的步调与方向。 | 8. 访问员与田野受访者共同控制访问的步调与方向。 |
| 9. 访问发生的社会情境常被忽略，被认为 不会造成太大差异。 | 9. 访问的社会情境受到注意，并且被视为解释答案意义 的重要变数。 |
| 10. 访问员试图将交流模式塑造进一个标准 框架之中。 | 10. 访问员随田野成员的规范与语言而做调整。 |
实地访问包括相互的经验分享。研究者可能和成员述说他的背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而鼓励他们开口说话，但不是强迫回答或是使用引导性的问题。研究者鼓励和引发出一个相互发掘的过程。
实地访问中，成员依照平时说话、思考和组织事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研究者记下成员说的笑话和故事的原始形式，不把它们重新包装成为标准化的格式。焦点在于成员的观点和经验。为了能接近成员的经验，研究者以具体的例子或情况来问问题。例如，问“可以告诉我造成你在六月辞职的事情吗？”，而不是问“你为什么辞职？”。
实地访问以一连串的方式发生在一段期间内。研究者从建立友好关系开场，引导谈话，避开评论性的或高敏感性的话题。除非已经建立起亲密感，否则研究者会尽量避免深入探索内心感受的问题。尽管如此，研究者仍然预期成员会有所顾忌。在多次会面之后，研究者或许能够深入到敏感议题的探询，寻求理清不太敏感的议题。日后的访问中，研究者可以重新用一种不带判断的语气，回头检验以前谈过的话题，查阅对比答案，做最后的确认。例如，“上次我们谈话时，你说自从这家店扣减你薪水之后，你就开始偷拿店里的东西。是吗？”
实地访问是一个“谈话活动”（speech event），比较接近朋友之间的谈话，而不像调查研究访问中的刺激-反应模式（参见第10章）。你应该比较了解朋友间的对话，往往有其非正式的规则，并且含有下列成分： (1) 问候语（“嗨，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没有明显的目的或目标（我们不会说“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上个周末我们做了哪些事”）； (3) 避免重复（我们不会说“你可以再说一遍你刚才所说的……”）； (4) 提问（“你昨天看那场比赛了吗?”）； (5) 表示感兴趣（“真的吗？我真希望当时我在那儿!”）； (6) 表现不知情（“没有，我错过了。发生什么事了?”）； (7) 轮流说话，短暂的会面（encounter）是均衡的（不是一个人总是在问问题、另一个总是在回答）； (8) 简略 [“我错过了德比（Derby）那场，但我正赶去印第（Indy）看”，而不是说“我错过了肯德基德比（Kentucky Derby）场的赛马比赛，不过我会去看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500辆汽车竞赛。”];
(9) 当两者说的话都不可接受时，有一暂停或短暂的沉默；(10) 结尾（我们不会说“我们结束这谈话吧”，而是在要离开时，先口头表示说“我必须要回去工作了，明天见。”）。
实地访问与朋友间的对话也有所不同。实地访问有个明确的目的：了解报告人与背景情境。研究者在访问中会包括一些不同于朋友谈话的解释与要求。例如，研究者可能会说“我想要问你关于……”，或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吗？看我写得对吗？”实地访问是不太均衡的，较高比例的问题是来自于研究者，他表现出更多不知情与感兴趣的姿态。也包括重复询问，要求成员详细说明语意不清的简略说法。[52]实地研究者留意线索标记（marker）。在田野访问中，线索标记是“受访者所提到的一个稍纵即逝的、对某个重要事件或感觉状态的参考线索”（Weiss，1994：77）。例如，在访问一位年约45岁的医生时，他述说高中时代的生活时，偶尔提到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大约是在我姐姐出车祸受了重伤的时候”。或许这个人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姐姐，或是那次的意外事故。受访者顺便提到这事，无异指出这在那段时期是件重要的事。研究者应该记下线索标记，稍后可以再加以询问，“之前，你提到你姐姐在车祸中受伤，你可以多说说那件事吗？”更重要的是，访问员要会倾听。研究者不会这样做：经常打断、重复述说受访者的话语，提供联想（例如，“噢，那就像是X”），坚持问完被访者已经开始回答的某个问题，尽力控制访问过程，或者坚持某个思路、忽略新的线索。[53]
(二) 生活史
生活史（life history）或传记性访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实地访问。它与口述史（oral history，参见第14章）有部分重叠。[54]了解关于过去的故事的目的有很多种，而这些目的可能影响访问的类型。在生活史的访问中，研究者对某个特定人物进行访问，搜集关于他的生活的文献资料，通常这个人的年事已高。“生活事件（life story）这一概念是用来指称回忆性信息本身，而不包含生活史这一概念通常涵括的确切证据”（Tagg, 1985: 163）。研究者问开放式的问题，以捕捉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故事的精确程度不如故事本身来得重要。研究者知道当事人有可能重新构造整个故事，或是在过去的历史中添加进现在的解释；当事人有可能“重写”自己的故事。不过，主要的目的是在捕捉受访者如何看待/回忆过去的事件，而不只是呈现某种客观的事实（参见方框13—5）。
方框 13—5
生活史或生活事件访问
生活史或生活事件访问通常包括2～6个要进行记录的开放式访问，通常有60到90分钟。这些访问满足两个目的。第一，它们可以帮助受访的报告人重建其生活记忆。以一个叙事性故事的方式重述并回忆一个人的生活事件具有治疗性的功效，并能够将个人智慧传递给下一代人。第二，这些访问可以产生新的关于生命周期、自我发展以及人们如何经历某些事件的定性资料，它们可以被存档并添加到类似资料中[例如，南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的生活故事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档案馆]。第三，生活故事访问可以提供给访问者对他人生活的深入了解。这往往是一个受益匪浅的经历，不仅带来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而且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反省，从而增强个人自我意识（personal integrity）。其程序如下：
研究者着手准备，包括阅读背景材料、改善自己的访问技巧、联系报告人、获取访问许可，并承诺访问的匿名方式。
研究者进行一系列访问，进行录音或录影记录。研究者悬置以前获得的任何关于报告人的历史，总是真诚地表现出对他的话抱有兴趣。研究者会问一些开放式问题，但却是灵活的，而并不局限在一个问题上。访问者类似一个向导，知道什么时候提一个能够开启某个故事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并且完全是持非判断性的和鼓励性的态度。很多时候，访问者会提供照片或物品来帮助激起回忆和往日的感受。
研究者转录访问记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a）为每盒录音带作一个概要；（b）进行一字不差的逐字转录，仅作很少的编辑修改（例如，增加句子、段落，等等）；（c）复查整个副本，看其中意思是否清晰，并进一步编辑，进行细微的重排，以及（d）让报告人审查副本，看有哪些需要改正或修改。
研究者向报告人致谢，同时对谈论的主要话题进行注解，并/或将其送至档案馆。资料来源：摘录自 Atkinson，1998。 研究者有时使用生活故事坐标方格，通过这个坐标方格，他们询问当事人在不同的日子里，多个生活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坐标方格是由个人生命中每隔12年发生在诸如迁移、求职、就学、家庭事件等分类上的事件所构成的方格表。研究者常用物件（例如，旧照片）作为访问资料的补充，并且在访问过程中，拿出这些物件以激起讨论与回忆。“作为经验操练的生活撰述（life writing as an empirical exercise）仰赖大量的资料：信件、档案和访问记录。”（Smith，1994：290）麦克拉肯（McCracken，1988：20）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关物件如何帮助他了解受访者看事物的方式，进而协助访问进行的例子。麦克拉肯在这位年约75岁女士的客厅中进行访问，刚开始时他认为这个客厅中有的只是很多乱七八糟的物品。在要求这位妇女解释每个物件的意义之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每一件物品对她来说都是一段回忆或纪念。这个房间是这位女士生命中关键事件的陈列馆。访问者只有从这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物品，他才开始不再将这些物品与家具视为毫无生命之物，而是看作散发出特殊意义的东西。 有时候，研究者能够找到某人既存的文件档案；但其他时候，研究者必须到处搜寻这些文件，并建立文件档案。找出这些文献资料是项浩大工程，需要仔细审查、分类和组织资料。访问与文献资料共同构成了生活故事的基础。
####（三）实地访问的问题类型
在实地访问中，实地研究者问三种类型的问题：描述性（descriptive）、结构性（structural）和对照性（contrast）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一起询问的，但是各类问题分别在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问得比较频繁（参见图13—7）。早期阶段，研究者主要问的是描述性的问题。然后研究者逐渐增加询问结构性问题，直到中间阶段、进入分析之后，它们成为问题的主要部分。对照性问题出现于实地研究进入中期之后，而且数量一直增加，到了结束阶段时，这类问题的数量会超过任何其他类型的问题。[55]
研究者问描述性问题的目的是，了解场所背景、获得关于成员的资料。描述性问题可能是关于时间或地点的问题。例如，“洗手间在哪里？”“送信的卡车什么时候会到？”也可能是关于人物与活动的问题：“星期一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叔叔的长相如何？”“开幕仪式中出了什么状况？”也可能是关于物件的问题：“你何时使用军用刀锯？”“在处理紧急漏水的工作中，你会携带哪些工具？”要求受访者举个例子或经历也属于描述性的问题。例如，“你可以给我一个所谓很棒的约会的例子吗？”“你做邮局办事员时有何经历？”描述性的问题也可以询问假设的情况：“如果学生考试时翻书，你会如何处理？”还有一类描述性的问题，问及成员有关这个背景情境的暗语：“你把副警长称做什么？”[回答是“县头”
在田野中的时间 图13-7 田野研究访问中的问题类型 (county Mountie)]。 研究者进入田野一段时间，开始分析资料之后，便开始使用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做主题分析（domain analysis）时（将在第15章讨论）。询问结构性问题始于研究者将特殊的田野事件、情况和谈话组织成概念类别之后。举例来说，研究者在高速公路上卡车休息餐厅的观察记录显示，餐厅员工非正式地把光顾卡车休息站的顾客做某种分类。经过初步分析之后，研究者构造了一个关于顾客种类的概念类别，然后使用结构性问题请成员确认这些类别。 提出结构性问题的方法是，询问成员某个类别除了研究者指出来的部分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部分（elements）。例如，“除了常客、揩油者、来上厕所的人和拖欠客（regulars, greasers, pit stoppers, long haulers）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顾客吗？”此外，研究者会追问问题来加以求证：“揩油者是你服务的一类顾客吗？”“你会称呼一个……（什么样的）客人为揩油客吗？”“来上厕所的人会吃一份三道菜的晚餐吗？”
对照性问题建立在已经被结构性问题验证过的分析之上。当研究者要求成员确认相似性与差异性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同一类别内的不同部分之间或不同类别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你这里似乎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顾客，我曾听你称呼一些客人为‘常客’，另一些为‘来上厕所的人’。常客与来上厕所的人有何相似之处？”或者问“拖欠客与揩油者之间的差异，是指油者不付小费吗？”或问“有两种客人来这儿只是为了上厕所——一家人与单身男子。对于这两类人，你都称为来上厕所的人吗？”
(四) 报告人
实地研究中的报告人（informant）或关键行动者是与实地研究者发展出紧密关系的成员，他会告诉研究者田野上发生的事情，或提供相关信息。[56]谁会是个优秀的报告人？理想的报告人有四个特征： 第一，应是熟悉田野文化，而且所处地位足以目睹所有重要事件的成员。报告人生活在这个文化之下，呼吸这里的气息，参与这个背景下的日常活动，无须深入思考。这个人对于田野文化有着多年的亲身经验，不是新的成员。 第二，当下正置身于田野之中的成员。过去是现在不是的成员，若能回想起田野事件，可能会给研究者提供相当有用的启发，但他们从田野的直接参与中脱离得越久，越有可能重新建构他们的回忆。 第三，愿意花时间与研究者相处的成员。访问可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有些成员确实没空接受长时间的访问。 第四，非分析性的成员会是个比较好的报告人。非分析性的成员熟悉而且懂得使用当地的民俗理论或实用常识。这正好与分析性成员相对，分析性成员事先分析背景情境，使用的是从媒体或学校学得的分类。即使受过社会科学教育的成员，也可以学习以非分析性的方式作答，但是这只有在他们把所受的教育搁在一旁，采用成员观点时，才有可能。 实地研究者可以访问多种类型的报告人。提供有用观点的报告人的对照类型包括：新进者与老前辈、位居事件中心与身处活动边缘的人、地位最近有所变动（例如，升迁）与地位稳固的人、受到挫折或需要帮助与快乐或有保障的人，以及大权在握的领导者与听命行事的属下。当研究者对不同类型的报告人进行访问时，他期望得到多种类型的信息。
(五) 访问情境
实地研究者知道在拥挤的餐厅中，要想进行像私人办公室中的谈话，是不可能的。[57]通常访问是在成员的家中进行，这样成员才会感觉到舒适自在。但这并不总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成员心有旁骛（preoccupied）或者那里没有隐私权，研究者通常会移到另一个场所进行访问（例如，餐厅或大学的办公室）。 访问的意义受特定情境下，研究者与成员互动的整个过程的影响。例如，研究者会注意到非口头交流（例如，耸肩、手势）增添的意义： 调查者应该留意不会出现在访问记录上的重要因素，无论这个因素是录像带、录音带还是一组笔记。关于场所背景、参与者、日期时间、正在进行的社交或仪式活动等的详细笔记，应该再加上研究者对互动的知觉体认。(Briggs, 1986: 104)
七、离开现场
田野中的工作可能持续数个星期，也可能持续数年之久。[58]不论是哪种情况，在某个时点，田野工作势必要结束。有些研究者（例如，沙兹曼与斯特劳斯）指出，当理论建构终止、达到终了阶段时，田野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其他学者［例如，波格丹与泰勒（Bogdan & Taylor）］认为，如果不主动终止，田野工作可能会一直做下去没完没了，因此需要毅然决然地切断关系。 有经验的实地研究者预先设定了脱离与退出田野的程序。对研究者与成员而言，依据涉入的强度与待在田野的时间长短，这个过程可能都是相当具有杀伤力、能带来极大痛苦的。研究者在离开田野时，可能会经历到切断亲密友情的情感上的痛苦。研究者在离开之前和之后，会有罪恶感、情绪沮丧。研究者可能发现很难就这样离开，因为牵涉太多私人的感情。如果投入田野的时间很长、很深入，田野的文化又不同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那么回到自己原来文化中的研究者，可能需要好几个月才会适应。 一旦研究者决定要离开田野，原因可能是研究计划自然地走到尽头，不再会了解到什么新鲜事，或是因为外部因素强迫研究到此为止（例如，工作期满、守门人命令研究者离开），研究者会选择一个退出田野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快速离开（在某一天离去不再返回），或慢慢地退出，减少每星期涉入的程度。研究者也需要决定如何告诉成员做出多少预先提示（how much advance warning to give）。 退出的程序取决于个别的田野情境以及所发展出来的关系。一般而言，研究者在离开前很短的时间内才告诉成员。他们在离开前要先实现当时商议出的或是早先承诺的事项。有时候，举行个仪式或典礼作为离开成员的信号，比如欢送会或是和每个人握手道别。与田野成员保持朋友关系也是可能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往往更喜欢这样。 实地研究者知道离开会影响成员。有些成员可能感觉受到受伤害或被遗弃，因为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此结束。他们的反应可能是试图把研究者拉回田野，使他像是他们的一员，他们也可能会发怒或怨恨。知道研究者实际上仅仅是个局外人的这种认识，也可能使田野成员变得冷漠和疏远。不管怎样，除非完成离开或脱离的程序，否则田野工作还不能算结束了。
焦点小组
焦点小组（focus group）是一种特殊的定性研究技术，是在一个群体讨论的场景下，对人们进行非正式的访问。[59]在过去20年中，焦点小组研究发展迅速。焦点小组的程序是：研究者在一间房间中聚集6到12个人，由一个主持人主持，针对一个或更多的主题进行讨论。大多数焦点小组讨论持续90分钟。主持人受过训练，往往不直接提问，而是促进所有成员自由、开放式地讨论（例如，不让某人支配整个讨论）。群体成员应具有同质性，但是不可以包括较亲近的朋友或亲戚。在一项典型研究中，一位研究者使用了4至6个相互独立的群体。焦点小组的主题可以是大众意见（例如，种族关系、工作场所中的平等）、个人行为（例如，艾滋病的治疗）或政治候选人。研究者经常将焦点小组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其程序有着它特定的长处和弱点（参见方框13—6）。
焦点小组的优点和局限
优点
- 其中的自然情境让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和看法。
● 边缘化社会群体的成员，其公开表达得到鼓励。
人们感觉自己被赋予权力，尤其表现在行动导向的研究计划中。
为调查研究者提供了一扇了解人们如何谈论调查话题的窗户。
使定量调查结果的解释更为容易。
参与者会互相询问，并互相解释自己的理由。
局限
存在“两极化效应”（群体讨论后观点更加极端化）。
一次焦点小组会议仅能讨论一个或少数几个话题。
● 调解人可能会无法预知地限制群体成员开放、自由地表达。
焦点小组的参与者产生的想法比个人访问要少。
焦点小组研究很少报告研究设计/程序的全部细节。
研究者无法调和仅有个体（individual-only）的回答与焦点小组背景下（focus group-context）的回答之间存在的差异。 几年前，我进行了一项应用研究：为什么父母和学生选择进入私立高中。作为收集定量调查资料的补充，我组织了6个焦点小组，每个包括8至10名高中生。一个受过训练的大学生主持人负责提问题、引出群体成员的评论，以及防止某个人支配整个讨论。6个群体都是男女同校的，包括同一个年级或两个相邻年级（例如，新生和高二学生）的成员。学生讨论他们进入高中的原因，是否有特别重要的因素。我对讨论作了录音，讨论持续了45分钟，接下来分析磁带，以了解学生认为什么对他作决定是重要的。此外，资料有助于诠释调查资料。
八、实地研究的伦理困境
实地研究者亲自涉入他人的社会生活，引起了许多道德上的两难问题。当研究者独自一人在田野上、没有时间去做道德决定时，两难问题就出现了。虽然研究者在进入田野之前，对一般性的伦理议题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在田野的互动与观察过程中，这些议题都是不知不觉地出现的。我们将讨论实地研究中的五个伦理议题：欺骗、保密、涉及越轨者、有权势的人和出版实地研究报告。[60]
(一) 欺骗
实地研究中欺骗的出现有多种形式：研究可能是暗中进行的；可能用的是虚假的角色、名字或身份；或是在某些方面对成员有所误导。关于欺骗，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是关于暗中研究与公开研究的。[61]有些学者支持欺骗，并且认为欺骗是进入田野、获得对社会生活许多层面充分了解的必要手法。其他学者则反对使用欺骗，认为欺骗会摧毁研究者与社区间的信任关系。[62]虽然欺骗手法的道德状况是令人质疑的，但是有一些田野场所或行动只能暗中研究。
对于研究者来说，暗中研究绝对不是更好的，也绝不比公开研究容易，因为很难维持伪装，而且总是担心有朝一日会被识破。诚如洛夫兰德（Lofland & Lofland，1995：35）所说：“就像自然主义研究中其他的伦理两难问题一样，我们相信对于伦理问题敏感的、深思的、博识的调查者，是判断是否有理由从事暗中研究的最佳人选。”
(二) 保密
研究者从田野中获得的私人性的隐秘（intimate）知识，通常是私下提供的。研究者在道德上有义务对资料保密。这包括保守资料的秘密不让田野中的其他成员知道，以及在田野笔记中，以假名取代成员的真实姓名。有时实地研究者不能直接引述一个人的话。策略之一是在报告时，找些相关的档案证据来代替被调查的人提供的信息，使这些档案（例如，旧的备忘录、报刊文章等）充当信息的来源。
####（三）涉及越轨者
对从事非法行为的越轨者进行实地研究的研究者，面对更多的两难。他们知道而且有时也涉入非法活动。费特曼（Fetterman，1989）称此为犯罪的知识（guilty knowledge）。这种知识不仅执法的政府官员对之深感兴趣，其他越轨分子同样也对之充满了兴趣。研究者面对一种两难局面，一方面要与越轨者建立信任与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要涉入太深以致违反自己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通常，研究者与越轨者之间会达成某种明确的协定。韦斯特（West，1980：38）评论道： 我表示我不想积极参与相对有较高风险、会涉及被害人的犯罪活动（例如，盗窃、攻击），并且对这种行为是如何不值得我去冒这个风险提出解释，或是表示我个人非常厌恶这类的行径；我拒绝接受邀请参与“拦截工作”（cuts in jobs）的活动。虽然有少数几次我出现在有受害人的场合，它们的确给了我许多珍贵的资料，但是我的意愿一般都受到尊重，我明显流露出的不自在也促使田野成员在下次碰上类似状况 时，事先向我提出警告。
####（四）有权势的人
实地研究者倾向于研究社会上没有权势的人（例如，街头游民、穷人、儿童、科层制度下的下层劳工）。有权势的精英分子会截断你接近他们的路径，雇用有效的守门人。研究者常遭到指责说他们忽略社会上这些有权势的人，也常遭到有权势的人批评研究者偏袒较无权势的人。贝克尔（Becker，1970c）以信用等级（hierarchy of credibility）这个词来加以解释。信用等级指出那些研究越轨者或组织内低层下属的人被认为是偏见的，而那些研究有权势的人则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研究者。在有层级结构的团体或组织当中，大部分人假设位居顶端或接近顶端的人有权界定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假设位高权重的那些人有较广的眼界，其所处的位置也可以有所作为。因此，“迎合官场作风的社会学家将可免受心存偏见的指控”（Becker，1970c：20）。当实地研究者沉浸在较无权势者的世界，了解这些人的观点时，其传递的正是一个难得耳闻的观点。他们可能就此会遭到心存偏见的指控，因为他们给了社会上某部分人以发言权，若非如此，这些人的声音在社会上根本不可能听到。
####（五）出版实地研究报告
研究者所得到的和报告出来的隐秘知识，制造了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两难问题。研究者不会公开宣传成员的秘密、违反隐私权或做出伤害他人名誉的事。可是，如果研究者不能出版任何对某人会造成冒犯或伤害的事件，对研究者所知所闻的某些事仍然保密，如果关键细节都遭删除，那么研究者所发表的东西，必然很难取信他人。
有些研究者提议让成员阅读报告，以确认其正确性、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出版。对于边缘群体（例如，毒瘾者、娼妓和精神病患等），这可能做不到。但是研究者仍然必须尊重成员的隐私权。另一方面，审查或自我审查制度也可能有其风险。有一种妥协的方式，就是只有涉及研究者主要推论（larger arguments）时，才刊登那些真实无误的资料。[63]
九、结论
在本章中，你了解了有关实地研究与实地研究的过程（选择一个地点、获准进入、田野中涉入的关系、观察与搜集资料，以及实地访问）。实地研究者在资料搜集阶段便开始分析资料和展开理论化工作。
现在你能够体会下面这句话的含义了：在进行实地研究时，研究者直接与被研究者发生牵连，并且把自己整个地沉浸在自然原始的情境中。从事实地研究通常比从事其他类型的研究，对研究者的情感、个人生活和自我意识造成更大的冲击。实地研究不容易操作，但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社会世界中的某些层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企及的。
好的实地研究要综合多种技术。除了很强的自我感知以外，最优秀的实地研究者拥有难以置信的倾听和关注细节的能力，以及惊人的耐力、对他人的敏感和移情思考能力、极强的社交技巧、非常强的迅速进入角色思考的能力、在人或事件中发现细微关联的能力，以及书面自我表达的良好能力。
当研究者想要研究小团体中当下正在发生的人际互动时，实地研究方法是最佳的选择。这个方法对微观层次或小团体面对面的互动，最具价值。如果关心的是宏观过程与社会结构，这个方法就没有多大功效了。它对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或是穿越数十年的过程，几乎是毫无用处。下一章所讨论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则比较适合调查这些类型的事件。
关键术语
acceptable incompetent 可以接受的不胜任者 focus group 焦点小组 access ladder 逐渐进入的阶梯 freeze outs 冷脸迎人 analytic memos 分析性备忘录 fronts 伪装 appearance of interest 显现兴趣 gatekeeper 守门人 argot 暗语 go native 入乡随俗 attitude of strangeness 陌生的态度 guilty knowledge 犯罪的知识 breakdown 故障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 信用等级 competent insider 胜任的局内人表现 internal consistency 内部一致性 performance jotted notes 速记笔记 contrast question 对照性问题 life history interview 生活史访问 defocusing 去除焦点 marker 线索标志 descriptive question 描述性问题 member validation 成员确认 direct observation notes 直接观察笔记 natural history 自然历史 ecological validity 生态效度 naturalism 自然主义 ethnography 民族志 normalize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平常化 ethnomethodology 常人方法论 pseudonyms 假名 external consistency 外部一致性 separation of inference 分开推论 face sheet 封面页 structural question 结构性问题 field site 田野地点 thick description 翔实描述
复习题
芝加哥学派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是什么？什么是新闻杂志模式与人类学模式？
列出“方法论实用主义”的实地研究者会做的 10 件事中的 5 件。
对实地研究者来说，为什么在开始进行实地研究之前，做好文献阅读是件重要的事？这与分散焦点有何关系？
指出对于初次从事实地研究的研究者而言，所谓好的实地研究地点的特征。
“自我呈现”会如何影响到实地研究者的工作？
什么是陌生的态度？有何重要性？
当研究者选择要扮演哪种田野角色时，有哪些相关的考虑因素？研究者的决定将如何影响其涉入程度的不同？
指出三种确保实地研究资料质量的方法。
比较实地研究与调查研究中访问的异同，以及实地访问与朋友间谈话之间的差异。
不同类型或不同层次的田野笔记所指的是什么？各有何目标？
注释
[1] 参见 Lofland & Lofland (1995: 6, 18~19)。 [2] 有关这些地点或话题的研究请参见 Bailey（1996：28～29）和 Neuman（2000：345～346）。有关儿童或学校的研究，参见 Corsaro（1994），Corsaro & Molinari（2000），Eder（1995），Eder & Kinney（1995），Kelle（2000），以及 Merten（1999）。有关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可参见 Lankenau（1999）。有关女性脱衣舞表演者的研究，参见 Wood（2000）。 [3] 关于实地研究的历史背景，参见 Adler & Adler (1987: 8~31)，Burgess (1982a)，Douglas (1976: 39~54)，Holy (1984)，Wax (1971: 21~41) 的论述。更多关于芝加哥学派的讨论，参见 Blu-mer (1984)，与 Faris (1967) 的著作。 [4] 在 Agar (1986), Franke (1983),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Sanday (1983), 以及 Spradley (1979a: 3~12; 1979b: 3~16) 的著作中，对民族志进行了描述。 [5] 参见 Geertz（1973；1979）关于“深描”的讨论。关于更多的讨论也可参 Denzin（1989：159～160）的著作。 [6] 更多关于常人方法论的讨论，参见 Cicourel (1964)，Denzin (1970)，Leiter (1980)，Mehan & Wood (1975)，以及 Turner (1974) 的著作。关于实地研究与常人方法论的关系，也可参见 Emerson (1981: 357~359)，以及 Lester & Hadden (1980) 的讨论。Garfinkel (1974a) 对于常人方法论这个名词的起源，也做过讨论。 [7] 因不同文化的分裂所引起的误解是常见的主题。阶级文化间的分裂则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最著名的例子是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那部后来被改编为《窈窕淑女》（My Fair Lady）音乐剧的《小人物》（Pygmalion）的戏剧。 [8] 关于实地研究与自然主义的一般性讨论，参见 Adler & Adler (1994)，Georges & Jones (1980)，Holy (1984) 与 Pearsall (1970) 的论述。关于实地研究的对照类型，参见 Clammer (1984)，Gonor (1977)，Holstein & Gubrium (1994)，Morse (1994)，Schwandt (1994)，以及 Strauss & Corbin (1994) 的著作。 [9] 参见 Georges & Jones (1980: 21~42)，以及 Lofland & Lofland (1995: 11~15) 的著作。 [10] Johnson（1975：65～66）曾经对去除焦点做过讨论。 [11] 有关边缘化感觉的讨论参见 Lofland（1976：13～23）与 Shaffir et al.（1980：18～20）。 [12] 参见 Adler & Adler (1987: 67~78)。 [13] 参见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42~45) 以及 Lofland & Lofland (1995: 16~30) 的著作。 [14] 犹太研究者曾经研究过基督教徒（Kleinman，1980）、白人研究者曾经研究过黑人（Liebow，1967）、而成人研究者也曾经与年轻小火子混得很熟（Fine，1987；Fine & Glassner，1979；Thorne & Luria，1986）。有关实地研究中种族、性别与年龄的角色，也参见 Eichler（1988），Hunt（1984）与 Wax（1979）的著作。 [15] 参见 Douglas & Rasmussen (1977) 和 Yancey & Rainwater (1970)。 [16] Roy（1970）根据他对美国南部组织工会的研究，极力主张出现一个“Ernie Pyle”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位战地记者的名字起的，研究者“跟着部队”就像一位参与观察者一样。Trice（1970）讨论过身为一位局外人的好处。Schwartz & Schwartz（1969）对于参与者观察与不同角色的效果，提出一份非常有价值的讨论。 [17] 更多关于守门人与进入渠道的讨论，参见 Beck（1970：11～29），Bogdan & Taylor（1975：30～32），以及 Wax（1971：367）的著作。 [18] 改写自 Gray (1980: 311)。也参见 Hicks (1984)，以及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58~63)。 [19] Gans (1982), Johnson (1975: 58~59, 76~77), 以及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22~23) 的论著中都讨论到田野中的协商问题。 [20] 进入以及取得进入越轨团体的田野渠道在 Becker (1970a: 31~38), Lofland & Lofland (1995: 31~41) 以及 West (1980) 的论述中都有讨论。接近精英人士的渠道则在 Hoffman (1980) 与 Spencer (1982) 的著作中有所讨论。也参见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54~76) 的著作。 [21] 参见 Lofland & Lofland (1995: 12)。 [22] 更多有关田野情况下的角色问题，可参见 Barnes（1970：241～244），Emerson（1981：364）Hammersley & Atkinson（1983：88～104），Warren & Rasmussen（1977），以及 Wax（1979）的论著。关于衣着服装，参见 Bogdan & Taylor（1975：45）以及 Douglas（1976）。 [23] 参见 Strauss (1987: 10~11)。 [24] 参见 Georges & Jones (1980: 105~133)，以及 Johnson (1975: 159)。Clarke (1975) 指出，在实地研究中要认识这一点，并不必然要坚持“主观主义”的立场。 [25] 参见 Gurevitch (1988),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53) 对田野中“陌生性”的讨论。 [26] 参见 Douglas (1976), Emerson (1981: 367~368), 以及 Johnson (1975: 124~129) 对研究者是否始终应该保持耐心、礼貌、体贴的问题，所做的讨论。 [27] 关于实地研究中的理解，参见 Wax（1971：13）的讨论。 [28] 关于田野中归属地位（特别是性别）的影响，参见 Adler & Adler (1987)，Ardener (1984)， Ayella (1993), Denzin (1989: 116~118), Douglas (1976), Easterday et al. (1982), Edwards (1993), Lofland & Lofland (1995: 23), 以及 Van Maanen (1982) 的论著。 [29] 参见 Gans (1982), Goward (1984b), 以及 Van Maanen (1983b: 282~286)。 [30] 参见 Douglas (1976: 216) 与 Corsino (1987)。 [31] 关于“平常化”的讨论，参见 Gans（1982：57～59），Georgas & Jones（1980：43～163），Hammersley & Atkinson（1983：70～76），Harkens & Warren（1993），Johnson（1975），以及 Wax（1971）。Mann（1970）讨论过如何告诉成员关于研究者角色的问题。 [32] 在 Bogdan & Taylor (1975: 46), Douglas (1976),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92~94) 以及 Lofland & Lofland (1995: 56) 的论著中，有关于可接受的不胜任者或学习者角色的讨论。 [33] 有关异性访谈所牵涉的紧张关系，参见 Warren & Rasmussen（1977）的讨论。 [34] 也参见 Alder & Alder (1987: 40~42), Bogdan & Taylor (1975: 35~37), Douglas (1976), 以及 Gray (1980: 321) 的论著。 [35] 参见 Bogdan & Taylor (1975: 50~51), Lofland & Lofland (1995: 57~58), Shupe & Bromley (1980), 以及 Wax (1971) 的著作。 [36] 参见 Johnson（1975：105～108）的讨论。 [37] 关于暗语，参见 Becker & Geer (1970)，Spradley (1979a, 1979b)，以及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的论述。 [38] 更多关于记录与整理田野资料的讨论，参见 Bogdan & Taylor (1975: 60~73)，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144~173) 以及 Kirk & Miller (1986: 49~59) 的著作。 [39] 关于推论，参见 Schatzman & Strauss（1973：69）的论述。 [40] 有关实地研究中的地图的讨论，参见 Denzin（1989：87），Lofland & Lofland（1995：197～201），Stimson（1986），以及 Schatzman & Strauss（1973：34～36）的著作。 [41] 关于田野录音的问题，参见 Albrecht (1985)，Bogdan & Taylor (1975: 109)，Denzin (1989: 210~233) 以及 Jackson (1987) 的论述。 [42] 关于田野访谈笔记，参见 Burgess (1982b)，Lofland & Lofland (1995: 89~98)，以及 Spradley (1979a; 1979b) 的著作。 [43] 更多有关资料质量的讨论，参见 Becker (1970b)，Dean & Whyte (1969)，Douglas (1976:7)，Kirk & Miller (1986)，以及 McCall (1969) 的论述。 [44] Douglas（1976：115）指出使用“刚性数字”来“说谎”比使用自然情境的详尽观察资料来得容易得多，尤其如果田野资料是与他人一块搜集的并在上下文中有大量引用时。 [45] 改写自 Douglas (1976: 56~104)。 [46] 参见 Bloor（1983）与 Douglas（1976：126）的论著。 [47] 更多有关实地研究效度的讨论，参见 Briggs（1986：24），Bogdan & Taylor（1975），Douglas（1976）和 Sanjek（1990），以及 Emerson（1981：361～363）的著作。 [48] Lofland (1976) 以及 Lofland & Lofland (1995: 99~116) 对锁定焦点有番非常有价值的讨论。Spradley (1979b: 100~111) 也有篇不错的讨论。 [49] 关于实地研究的抽样问题，参见 Denzin（1989：71～73，86～92），Glaser & Strauss（1967）、Hammersley & Atkinson（1983：45～53），Honingmann（1982），以及 Weiss（1994：25～29）的著作。 [50] 关于田野访谈的讨论，可参见 Banaka (1971)，Bogdan & Taylor (1975: 95~124)，Briggs (1986)，Burgess (1982c)，Denzin (1989: 103~120)，Douglas (1985)，Lofland & Lofland (1995: 78~88)，Spradley (1979a)，以及 Whyte (1982) 的论述。 [51] 参见 Fontana & Frey (1994)。 [52] 更多有关对话比较的问题，参见 Briggs（1986：11），Spradley（1979a：56～68）与 Weiss（1994：8）的论著。 [53] 参见 Weiss (1994: 78)。 [54] 关于自传或生活史的访谈，参见 Atkinson（1988），Denzin（1989：182～209），Nash & McCurdy（1989），Smith（1994）以及 Tagg（1985）的论著。 [55] 关于问题的类型乃改写自 Spradley (1979a; 1979b)。 [56] Dean et al. (1969), Kemp & Ellen (1984),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Spradley (1979a: 46~54), 以及 Whyte (1982) 的论述中，皆对实地研究中的报告人进行了讨论。 [57] 访谈情境背景在 Hammersley & Atkinson (1983: 112~126), Schatzman & Strauss (1973: 83~87) 的论著中都有讨论。Briggs (1986) 指出，非传统性的人口与妇女在无结构的访谈中，比使用标准化的表达形式更能顺利地沟通。 [58] Altheide (1980), Bogdan & Taylor (1975: 75~76), Lofland & Lofland (1995: 61), Maines et al. (1980) 以及 Roadburg (1980) 都讨论过离开田野的问题。 [59] 更多有关焦点小组的讨论，参见 Churchill（1983：179～184），Krueger（1988），以及 Labaw（1980：54～58）的著作。 [60] 参见 Lofland & Lofland (1995: 26; 63; 75; 168~177), Miles & Huberman (1994: 288~297), 以及 Punch (1986) 的论著。 [61] 暗中进行敏感性研究在 Ayella (1993), Edwards (1993), 以及 Mitchell (1993) 的论著中皆有所讨论。 [62] 参见 Douglas (1976), Erikson (1970) 和 Johnson (1975)。 [63] 关于出版实地研究结果，可参见 Barnes (1970)，Becker (1969)，Fichter & Kolb (1970)，Goward (1984a)，Lofland & Lofland (1995: 204~230)，Miles & Huberman (1994: 298~307)，以及 Wolcott (1994) 的著作。 社会学的解释必然是历史的。因此历史社会学不像是某些种类的专门社会学；相反，它是这门学科的本质。 ——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