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操作化与指标测量 - 风笑天
节选出处：风笑天著《社会研究方法》（第六版·数字教材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五章“第二节 概念的操作化”与“第三节 量表”。
第二节 概念的操作化
社会研究中所要测量的变量许多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比如地位、权力、声望、资源等。这些概念通常都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要使这些概念能够为我们所测量，必须对它们进行操作化处理。操作化既是社会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过程中最为困难、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操作化的概念与方法，有必要先对概念、变量和指标这三个概念作一简单回顾，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概念、变量与指标
（1）概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介绍的，概念是对现象的抽象，它是一类事物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概念的抽象程度也有高有低。抽象层次高的概念往往包含多个抽象层次低的概念，并且它往往是难以直接观察和描述的。这是因为概念的抽象层次越高，其涵盖的面就越大，特征也就越含糊；相反，一个概念的抽象层次越低，其涵盖面也就越小，特征也越明确。概念的抽象性对于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概念是命题的建筑材料，而命题则是理论的建筑材料，所以，有的社会学家把概念称为建筑理论大厦的砖石。
（2）变量。变量是指具有一个以上取值的概念，或者说，就是包括一个以上范畴的概念。而那些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值的概念，则叫作常量。
（3）指标。我们把表示一个概念或变量的含义的一组可观察到的事物，称作这一概念或变量的一组指标。概念是抽象的，而指标则是具体的；概念是人们的主观印象，而指标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因此，概念只能想象，而指标则可以观察和辨认。比如，“社会阶级”是一个抽象概念，通过操作化，我们可以用一组指标来测量它，这组指标包括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又比如，家庭生活中的“夫妻权力”是家庭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操作化，我们可以用购买大件家用电器的决定权、选择子女报考学校的决定权、家庭收入的管理权等指标来对它进行测量。指标的取值即一个指标所包含的子类别。比如，前述的“职业”是测量“社会阶级”的一个指标，它包含工人、农民、教师、干部、商业人员等多个不同的取值。
“概念”“变量”和“指标”这几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5-1作一粗略的区分。
图5-1 概念、变量、指标及取值关系图
二、操作化的含义与作用
所谓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就是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的过程。或者说，它是对那些抽象层次较高的概念进行具体测量时所采用的程序、步骤、方法、手段的详细说明。比如，将抽象概念“同情心”转化为“主动帮助盲人过街”“主动给讨饭者钱物”“主动向灾区捐款”，就是操作化的一个例子。而“将学生的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课程的成绩按3、2、1的权重分别加权，然后相加并计算出平均值”，则是对抽象概念“智力水平”进行操作化的一个例子。
操作化在社会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存在于研究者头脑中的各种概念、意识，研究者用以构建其理论大厦的各种基本变量，都只有经过了合适的操作化之后，才会在普通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社会中显现出来。从另一方面看，操作化也是具有定量取向的社会研究的关键一环。尤其是在解释性研究中，若要对任何有关社会现实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操作化往往是不可回避的前提。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操作化的过程，将思辨色彩很浓的理论概念“转变成”“翻译成”经验世界中那些人人可见的具体事实，假设检验才成为可能。
因此，可以说操作化是社会研究中由理论到实际、由抽象到具体这一过程的“瓶颈”。从理论思维的天空到经验研究的大地，有着相当的距离。而这种操作化过程，就是沟通抽象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经验事实的一座桥梁，它为我们在社会研究中实际地测量抽象概念提供了关键的手段。例如，前面提到的“同情心”的概念。虽然我们常常谈到它，也能体会到它。但是，这个东西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既不知道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没有摸到过它。但是，当我们将它操作化为“主动帮助盲人过街”“主动给讨饭者钱物”“主动为灾区捐款”时，我们就会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它，并测量它了。操作化的作用正是让那些通常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抽象概念，最终在我们所熟悉、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现出原形”，让那些本来只能靠我们的思维去理解、去体验的东西，“变成”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简言之，操作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无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结构、制度或过程，以及有关人们行为、思想和特征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们的外在事实来替换，以便于通过后者来研究前者。
三、操作化的方法
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处理，就是要给出概念的操作定义，这种定义即一套程序化的工具，它告诉研究者如何辨识抽象概念所指称的现实世界中的现象。 $^{①}$ 从大的方面看，这种操作化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澄清与界定概念；二是发展测量指标。
澄清与界定概念
起初比较粗糙地定义的概念常常潜在地包含着大量不同的成分，而以这种概念为名组织起来的资料往往具有某些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对主要的概念进行某种澄清和界定的工作。澄清和界定概念的必要性是，如果不同的人用同一个概念（词语）来表达不同的含义，那么，这样的概念也就没有用了。除非人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同样的事物，否则交流就是不可能的。默顿指出：“概念澄清的一个功能，是弄清包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资料的性质。”② 通过精确地指出一个概念包括什么、排斥什么，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资料进行分析和组织的指导性框架。同时，它也可以使得各项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所含的资料更加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首先要弄清概念定义的范围。在采用或给出某个具体的定义之前，可以先看看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是怎样的。而对于那些并未对该概念下正式的定义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就需要从其对概念的运用中来确定他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当我们通过收集和查询，了解到有关这一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从而对这一定义的大致范围有所理解以后，便可以对这些定义进行分类。比如，对于“社区”的概念，有的社会学研究人员曾列举出94种不同的关于社区的定义，社会学家贝尔和纽拜则通过分析和分类，发现这些定义中绝大部分包含这样三项基本的元素：（1）地域；（2）共同的纽带；（3）社会互动。 $^{③}$ 这种方式可以帮助研究者形成对这一概念范围的总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决定一个定义。列出了有关这一概念的各种类型的定义，或者总结出各种定义中最具共同性的元素后，就该我们决定采取哪一种定义方式了。我们面临各种不同的选择：既可以直接采用一个现成的定义（即从现有的各种定义中确定一个自认为比较科学、比较确切的），也可以在现有定义的基础上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定义；采用现成的定义时，既可以用一个十分经典的定义，也可以用一个现代一些的定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应该以研究者进行具体的社会研究的需要为标准，哪种定义方式最适合研究的目的，就应该重点考虑这种定义方式。
比如，一项有关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的研究需要对“资源”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研究者首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澄清：“吉登斯将资源定义为‘改革事物的一种能力’；科尔曼对资源作了更宽泛的理解，他认为资源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例如信息）以及事件（例如选举）。”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其研究中的资源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基本上采用科尔曼对资源的定义，即资源是那些可使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①
发展测量指标
概念的澄清和界定只是解决了概念名义定义的内涵问题，即相当于给我们划定了概念内涵的具体范围。对于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来说，还需要对其进行操作化，使其转化成能具体观察和测量的事物。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与这些内涵相对应的经验指标。这一工作更为具体，也更具有挑战性。通常的做法如下：
（1）列出概念的维度。正如前面所介绍的，许多比较抽象的概念往往具有若干不同的方面或维度。或者说，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对应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组复杂的现象，而不仅仅只对应于一个单纯的、可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比如，“人的现代性”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是这种具有多个不同维度的概念的两个例子。因此，我们在界定概念的定义的同时，指出概念所具有的不同维度，对于概念的操作化，对于概念的测量指标的选择，以及对综合的理论的思考与分析，都是十分有用的。比如，要测量社会中某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往往是先将这一概念的主要维度列举出来。全国妇联曾于1990年在全国进行过一项大规模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研究”，在其研究方案中，就是将社会地位的含义区分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教育地位和家庭地位几个不同的维度。 $^{②}$ 英克尔斯在测量人的现代性时，也是先将这一概念分成20多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的。
（2）建立测量指标。对于有些概念来说，建立测量指标是简单的。比如，人们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这样的概念就是如此；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比较复杂、比较抽象的概念来说，发展和建立测量指标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我们可以采取下列两种方式来发展概念的指标：
第一种方式是寻找和利用前人已有的指标。尤其是对于一些测量人格、态度方面的量表，往往经过多次的运用和修改，常常可以成为我们可用的指标。当然许多前人的指标不一定完全适合我们的概念，需要作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利用前人的指标具有可与其他研究所得结果进行比较的优点，同时，这种做法比每个研究者都发展一套自己特定的指标的做法，更有利于社会知识的积累和形成。
第二种方式是研究者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探索性研究。采用实地观察和无结构访问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的初步工作。尤其是与被研究者中的关键人物进行比较深入的交谈，从这些人那里获得符合实际的答案。这样做可以帮助研究者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用被研究者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了解被研究者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会对研究者发展出测量概念的指标提供极大的帮助。
四、指标选择的多样性
有些抽象概念往往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具体现象中找到其所对应的指标。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一个操作性定义往往不能够完全代表一个概念，这也是社会研究有时受到批评和指责的原因之一。同时，对这种抽象概念进行操作化时，往往在具体方法和测量指标方面，存在多种不同的选择。这也即是说，对同一个概念进行测量时，可能会存在不同的测量指标。因此，一项具体社会研究的结果，与它所采用的操作化方式及其所产生的测量指标密切相关。
比如，以对前述的“夫妻权力”的测量为例，研究者通常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夫妻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对其进行操作化时，不同研究者所用的指标不尽相同。1960年，美国社会学者布拉德和沃尔夫在他们的研究中，选取了他们认为既能涉及丈夫又能涉及妻子在家庭中的决策权的8个指标。 $^{①}$ 这8个指标如下：（1）丈夫的职业选择；（2）买什么样的汽车；（3）是否买人寿保险；（4）到什么地方度假；（5）买什么样的房子；（6）妻子是否应该参加社会工作；（7）家里有人生病时，应去看哪位医生；（8）全家每周在食品方面应花多少钱。
他们根据调查测量的结果得出结论说，丈夫和妻子在家庭决策中各有侧重，二者的权力相当。这一研究结果被广泛引证，并大大促进了后来的许多研究。但是，1971年森特斯等研究者在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将“家庭中决策权”的概念操作化为14个指标，除了上述的8个以外，他们又增加了下面6个指标：（9）请谁来做客和与谁一起出门；（10）怎样装饰房间和摆设家具；（11）收看什么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12）家庭的正餐吃什么；（13）买什么样的衣服；（14）配偶应买什么样的衣服。
在他们的研究中，前8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与布拉德等人的研究结果几乎完全一致，但加上6个新问题时，丈夫的权力下降了。这种结果表明，夫妻权力的对比和分布随着所考察的决策方面的不同而不同。②
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学者也曾研究过夫妻权力问题。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测量指标又如何呢？陈明穗 1986 年在研究夫妻权力时是通过以下 15 项指标来进行测量的：（1）丈夫的职业选择；（2）妻子的职业选择；（3）家人生病该看哪个医生；（4）家庭生活费的支配；（5）度假、旅游及休闲活动；（6）生育子女数目；（7）购买贵重物品；（8）置产（买房子、土地等）；（9）房子布置及购买家具；（10）订阅报刊、选择电视节目等；（11）子女的教育；（12）谁代表参加婚丧喜庆；（13）谁决定送礼与回赠礼物；（14）是否买保险；（15）何种家电用品该淘汰换新。
而伊庆春、蔡瑶玲 1988 年的研究则是用不同的 15 项指标来进行测量的：（1）丈夫的职业或工作选择；（2）妻子是否外出工作或改变工作；（3）家用支出分配；（4）储蓄、投资、保险等；（5）婚丧喜庆时贺礼的数额；（6）买房子或房地产；（7）要不要搬家；（8）是否与上一代同住；（9）生几个孩子；（10）用哪种避孕方法；（11）小孩上哪所学校；（12）小孩的教育；（13）请哪些客人吃饭；（14）娱乐休闲活动的计划；（15）家中的布置及买家具。 $^{①}$
可以看出，上述这些测量指标都具有表面效度——它们都是在测量夫妻在家庭中的决策权。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两组指标也有许多相似和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小的差别。如果我们根据中国大陆的情况对“夫妻权力”的概念重新进行操作化，所用的指标可能与上述两者都不完全一样，相对而言，可能会比较接近台湾地区学者所用的指标。但肯定还会有一些与其不同的地方。因为，祖国大陆的社会现实与台湾地区不同，而与美国的差别就更大。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就像翻译其他语言的作品时，常常会碰到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人翻译，译文有好坏优劣之分一样，对同一概念的操作化结果也存在着好坏优劣之分。社会研究中众多理论概念的操作化的结果也不是唯一的。各种不同的操作化结果相互之间只是在反映概念内涵的准确性和涵盖性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唯一的、绝对准确、绝对完善的操作化指标是不存在的。
五、操作化的例子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笔者 1995 年承担了一项研究课题，题目是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居民生活质量问题。这一课题的最主要目标，是描述武汉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概念进行操作化。通过阅读文献，笔者对“生活质量”的概念有了清楚的认识，在研究中采用的是下列定义：“生活质量是对一个社会中人们总体生活水平的综合描述。”从这一定义出发，笔者列出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主要维度，详见图 5-2。
图5-2 “生活质量”概念的主要维度
然后，在每一个主要维度中，笔者都将其进一步操作化为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两个子维度。在此基础上，又在每一个维度下面进一步发展出具体的测量指标。整
个操作化的指标框架详见表 5-2。
表5-2
“生活质量”概念的主要维度及测量指标
| 主要维度 | 子维度 | 具体指标 | 主要维度 | 子维度 | 具体指标 |
| 居住情况(客观) | 房屋类型 | 休闲娱乐(客观) | 订报刊数量 | ||
| 住房间数 | 平常看电视时间 | ||||
| 住房面积 | 周末或节日看电视时间 | ||||
| 居住年限 | 主要的娱乐活动 | ||||
| 厨房情况 | 主要的闲暇活动 | ||||
| 厕所情况 | 做家务的时间 | ||||
| 自来水 | 主要的交往对象 | ||||
| 燃料 | (主观) | 周末两天的感受 | |||
| 有无典型困难情况 | 生活的感受 | ||||
| (主观)感觉宽敞或拥挤 | 紧张感 | ||||
| 横向比较的相对等级 | 邻里关系(客观) | 对邻里的了解情况 | |||
| 对住房的自我评价 | 与邻里交往情况 | ||||
| 交通情况(客观) | 上下班交通方式 | 找邻里借东西情况 | |||
| 上下班交通所需时间 | 向邻里寻求帮助情况 | ||||
| 日常生活交通时间 | 发生矛盾情况 | ||||
| 乘坐出租车情况 | 是否受到邻里关心 | ||||
| (主观)对出租车方便的评价 | (主观) | 对邻里关系的评价 | |||
| 对出租车价格的评价 | 工作与职业(客观) | 工作单位类型 | |||
| 对公交车拥挤的评价 | 调动单位次数 | ||||
| 对交通秩序的评价 | (主观) | 对职业的满意度 | |||
| 对交通方便的评价 | 对不同职业的评价 | ||||
| 对存在问题的评价 | 对单位的满意度 | ||||
| 家庭生活(客观) | 食物消费 | 对工作环境、待遇等各方面的评价 | |||
| 大件家电数量 | 生活环境(客观) | 是否经常停电 | |||
| 已婚者的婚龄 | 是否经常停水 | ||||
| 是否为钱争吵 | (主观) | 对城市环境污染的评价 | |||
| 家务是谁做 | 对城市社会治安的评价 | ||||
| 大事谁做主 | 对城市建设的评价 | ||||
| (主观)对家庭生活水平等级的评价 | 对市场物价的评价 | ||||
| 生活变化的纵向比较 | 对城市商业服务的评价 | ||||
| 家庭生活的满意程度 |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评价 | ||||
| 夫妻间理解的评价 | 对城市教育事业的评价 | ||||
| 对婚姻生活的总体评价 | 对市政府工作的评价 | ||||
| 家庭人际关系的评价 | |||||
资料来源：风笑天．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2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22-230.
从上面的操作化框架和测量指标中可以看出，笔者将居民的生活质量操作化为居住情况、交通情况、休闲娱乐、工作与职业、家庭生活、邻里关系、生活环境等多个不同的维度。同时，每一个维度中都包含了测量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有了这样的操作化结果，到调查问卷的设计时就十分容易设计具体的调查问题了。
【拓展阅读】
请扫描二维码，学习更多操作化的例子。
“人的现代性”的例子
“父母投资”的例子
“溺爱孩子”的例子
第三节 量 表
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需要测量一些抽象层次较高的概念，以及测量人们的态度、看法、意见、性格等等主观性较强的内容。由于这些抽象概念和这些主观性的内容一方面具有潜在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其构成也往往比较复杂，它们一般很难用单一的指标进行测量。因此，在许多社会研究所用的问卷中，常常可以看到以量表形式出现的复合测量。由于这种复合测量可以将多项指标概括为一个分数，因而可以有效地缩减资料数量，并有效地区分出人们在这些概念或态度上的程度差别。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介绍社会研究中常用的总加量表、李克特量表和语义差异量表。
一、总加量表
总加量表（summated rating scale）由一组反映人们对事物的态度或看法的陈述构成，回答者分别对这些陈述发表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并进行计分。然后将回答者在全部陈述上的得分加起来，就得到了他的态度得分。比如，表5-3就是总加量表的一个例子。
表5-3
贝利生育量表
| 同意 | 不同意 | |
| 1. 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生孩子。 | 1 | 0 |
| 2. 只生一个孩子是错误的,因为独生子女是在孤独中成长的,且会由于无兄弟姐妹而忧郁。 | 1 | 0 |
| 3. 生育孩子是一个妇女所能具有的最深刻的经历之一。 | 1 | 0 |
| 4. 两种性别的孩子至少都有一个比仅有一种性别的孩子好。 | 1 | 0 |
| 5. 没有孩子的妇女绝不会感到完全的满足。 | 1 | 0 |
| 6. 男人直到他业已证明自己成为孩子的父亲时,才算是“真正的男人”。 | 1 | 0 |
| 7.(由于生育控制、绝育或年老等因素)不能导致怀孕的性活动是不道德的。 | 1 | 0 |
| 8. 未结婚的或者结了婚而没有孩子的男人可能是同性恋者。 | 1 | 0 |
| 9. 妇女的首要职责是做母亲,只有在不影响其母亲的职责时,才谈得上她的事业。 | 1 | 0 |
| 10. 没有孩子的夫妇实在可怜。 | 1 | 0 |
资料来源：Baily K 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3rd ed. Free Press, 1987: 344.
该量表测量的是人们对生育子女所持的态度。它由在同一方向（强调生育）的10个陈述句构成，每一陈述句后都有两种答案。凡回答“同意”者，记1分；回答“不同意”者，记0分。这样，将一个回答者对这10个陈述的得分相加，就得到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的总得分。在此例中，总分最高者为10分，它表明被调查者对生育孩子有强烈的义务感；总分最低者为0分，它表明被调查者感到没有义务生孩子。需要注意的是，表中每个陈述所表达的态度方向与记分的方向应保持一致。如果上例中出现了与这10个态度陈述的方向相反的陈述，比如，“只生一个孩子是最明智的选择”，则此时对它的记分方法应与其他10句相反，即“同意”者记0分，“不同意”者记1分。
上述这样的总加量表有一个潜在的假设或前提：每一个态度陈述都具有同等的效果，即它们在反映人们的态度方面是“等值的”，不同的陈述之间不存在数量的差别（它们的“分值”都一样）。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我们才能说，那些总得分为2的回答者具有同样程度的不主张生育的态度；同样，也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我们才能分辨出同意其中8条陈述的回答者比同意其中2条陈述的回答者有更强烈的生育义务感。
二、李克特量表
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ing）可以说是总加量表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R. A. Likert）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李克特量表也由一组对某事物的态度或看法的陈述组成，与前述总加量表所不同的是，回答者对这些陈述的回答不是被简单地分成“同意”和“不同意”两类，而是被分成“非常同意、同意、不知道、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类，或者“赞成、比较赞成、无所谓、比较反对、反对”五类。由于答案类型的增多，人们在态度上的差别就能更清楚地反映出来。李克特量表是社会研究中用得最多的一种量表形式。表5-4是这种量表的一个例子。
表5-4
请你对下列看法发表意见（在每一行选一个方框内打√）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无所谓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 |
| 1婚事应该尽量办得简单一些。 | □ | □ | □ | □ | □ |
| 2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婚事应该办得隆重热闹,花再多钱也值得。 | □ | □ | □ | □ | □ |
| 3就是有钱,婚事也不应大操大办。 | □ | □ | □ | □ | □ |
| 4为了不让别人笑话,就是借钱也要把婚事办得像个样子。 | □ | □ | □ | □ | □ |
表 5-4 中，四条陈述所代表的态度倾向是不同的，可按下列方式记分：对于赞同节俭办婚事的看法，我们按 1=非常同意，2=同意，3=无所谓，4=不同意，5=很不同意来赋值；而对赞同婚事大操大办的看法，我们则按 5=非常同意，4=同意，3=无所谓，2=不同意，1=很不同意来赋值。这样，上例中四种看法的具体赋值情况如表 5-5。
表5-5
四种看法的赋值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无所谓 | 不同意 | 很不同意 | |
| 看法1 | 1 | 2 | 3 | 4 | 5 |
| 看法2 | 5 | 4 | 3 | 2 | 1 |
| 看法3 | 1 | 2 | 3 | 4 | 5 |
| 看法4 | 5 | 4 | 3 | 2 | 1 |
每一个回答者在这一量表上的四个得分（每行一个答案所对应的码值）加起来，就构成他对婚事操办方式的态度得分。按我们上述赋值方式，则一个回答者在该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明他的态度越倾向于婚事大操大办。
李克特不仅改进了总加量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一种帮助研究者从量表中消除有问题的项目（即陈述）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研究者设计量表时确定量表项目的主要依据。其基本程序如下：
（1）围绕要测量的态度或主题，以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写出与之相关的看法或陈述若干条（一般为20～30条）。对每一陈述都给予五个答案即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并根据赞成或反对的方向分别赋以1、2、3、4、5分。
（2）在所要测量的总体中，选择一部分对象（一般不能少于20人）进行试测。
（3）统计每位受测者在每条陈述上的得分以及每人在全部陈述上的总分。
（4）计算每一条陈述的分辨力，删除分辨力不高的陈述，保留分辨力高的陈述，形成正式的量表。
分辨力的计算方法如下：先根据受测对象全体的总分排序；然后取出总分最高的25%的人和总分最低的25%的人，并计算这两部分人在每一条陈述上的平均分；将这两个平均分相减，所得出的就是这一条陈述的分辨力系数。该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这一陈述的分辨力越高。表5-6是计算分辨力的一个例子。 $^{①}$
表5-6
分辨力的计算
| 被调查者\题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个人总分 | |
| 总分高的35%的人 | 工人1 | 4 | 5 | 5 | 4 | 3 | 5 | 4 | 4 | 3 | 5 | 2 | 5 | 49 |
| 工人2 | 5 | 4 | 4 | 5 | 5 | 4 | 3 | 2 | 5 | 4 | 1 | 4 | 46 | |
| 工人3 | 5 | 4 | 3 | 3 | 4 | 5 | 4 | 3 | 4 | 4 | 2 | 5 | 45 | |
| 工人4 | 4 | 4 | 4 | 4 | 5 | 3 | 3 | 3 | 4 | 5 | 1 | 4 | 45 | |
| 工人5 | 5 | 5 | 3 | 2 | 4 | 4 | 3 | 4 | 5 | 2 | 2 | 4 | 43 | |
| 工人6 | 4 | 3 | 2 | 5 | 4 | 5 | 4 | 4 | 2 | 3 | 1 | 5 | 42 | |
| 工人7 | 4 | 4 | 4 | 4 | 2 | 3 | 3 | 4 | 4 | 3 | 2 | 4 | 41 | |
| 工人8 | 3 | 3 | 4 | 4 | 2 | 3 | 5 | 4 | 2 | 3 | 2 | 5 | 41 | |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
| 工人14 | 2 | 3 | 2 | 3 | 3 | 2 | 3 | 4 | 4 | 3 | 2 | 4 | 36 | |
| 工人15 | 2 | 4 | 2 | 3 | 2 | 2 | 3 | 4 | 4 | 3 | 1 | 4 | 34 | |
| 总分低的35%的人 | 工人16 | 2 | 2 | 4 | 2 | 3 | 3 | 2 | 1 | 4 | 2 | 2 | 5 | 32 |
| 工人17 | 2 | 2 | 2 | 3 | 4 | 2 | 4 | 1 | 3 | 3 | 2 | 4 | 32 | |
| 工人18 | 1 | 3 | 2 | 4 | 1 | 3 | 3 | 2 | 1 | 2 | 2 | 5 | 29 | |
| 工人19 | 1 | 1 | 2 | 2 | 2 | 3 | 2 | 3 | 4 | 1 | 1 | 4 | 26 | |
| 工人20 | 1 | 1 | 1 | 2 | 1 | 2 | 1 | 2 | 3 | 2 | 2 | 3 | 21 | |
| 总分高的25%的人的平均分 | 23/5=4.6 | 4.4 | 3.8 | 3.6 | 4.2 | 4.2 | 3.4 | 3.2 | 4.2 | 4.0 | 1.6 | 4.4 | ||
| 总分低的25%的人的平均分 | 7/5=1.4 | 1.8 | 2.2 | 2.6 | 2.2 | 2.6 | 2.4 | 1.8 | 3.0 | 2.0 | 1.8 | 4.2 | ||
| 分辨力系数 | 3.2 | 2.6 | 1.6 | 1.0 | 2.0 | 1.6 | 1.0 | 1.4 | 1.2 | 2.0 | -0.2 | 0.2 | ||
从表5-6最下面一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第11、12条陈述（题目）的分辨力很小，故在制作正式的量表时，应将这两条陈述删除。
三、语义差异量表
语义差异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也称为语义分化量表，它主要用来研究概念对于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含义。这种量表最初是美国心理学家 C. 奥斯古德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的。它“在研究小政治群体、态度或更一般性的政治问题时特别有用”①。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研究中，语义差异量表主要用于文化的比较研究、个人及群体间差异的比较研究，以及人们对周围环境或事物的态度、看法的研究等等。
语义差异量表的形式由处于两端的两组意义相反的形容词构成，每一对反义形容词中间分为七个等级。每一等级的分数从左至右分别为7、6、5、4、3、2、1，也可以记为+3、+2、+1、0、-1、-2、-3。被测量的概念或事物（比如某一群体、某种问题、某个国家等）放在量表的顶端，调查时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觉在每一对反义形容词构成的量尺的适当位置画记号，比如画×号。研究者通过对这些记号所代表的分数的统计和计算，来研究人们对某一概念或事物的看法或态度，或者进行个人或团体间的比较分析。比如，要了解人们对女性角色的理解或看法，可用语义差异量表对若干反映女性角色的概念，如母亲、妻子、姐妹、女同学、女朋友、女强人等进行测量。表5-7就是这种测量的一个例子。
表5-7
语义差异量表例
| 女同学 | |
| 热情的:×:____:____:____:____:____:冷漠的 | |
| 主动的:____:____:____:____:____:×:被动的 | |
| 大方的:____:____:____:____:×:____:拘谨的 | |
| 强的:____:____:____:____:____:×:弱的 | |
| 快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慢的 | |
| 善的:×:____:____:____:____:____:恶的 |
语义差异量表所采用的数对形容词要能够考察被调查者对研究对象的感觉和态度的各种要素或各种维度。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形容词中通常包括三个一般的维度：评价（比如好与坏、善与恶、重要与不重要等等）、力量（比如强与弱、硬与软、刚与柔等等）和行动（比如主动与被动、快与慢等等）。
对于社会调查中经常需要了解的态度问题，比如“你认为……是否重要？”“你觉得……如何？”等等，通常的做法是列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大重要、很不重要”或“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不大赞成、很不赞成”这样的答案来进行测量。如果改用语义差异量表来测量，其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往往会显得十分经济。奥斯古德等人在其研究报告中还指出，这种方法具有很高的再测信度和表面效度。
第四节 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对于任何一种测量工具或测量手段来说，都会涉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测量所得的数据或资料是否与人们感兴趣的特征有关？测量所得的结果是否正是人们所希望测量的东西？当这种测量的时间、地点及操作者发生改变时，测量的结果是否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下面介绍的测量的信度和效度问题。
一、信度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指的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换句话说，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即测量工具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变量。比如，用同一台磅秤去称某一物体的重量，如果称了几次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则可以说用磅秤进行测量的信度很高；如果几次测量的结果互不相同，则可以说它的信度很低，或者说这一测量工具是不可信的。
大部分信度指标以相关系数（r）来表示，其基本的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
（1）再测信度（test retest reliability）。对同一群对象采用同一种测量，在不同的时间点先后测量两次，根据两次测量的结果计算出相关系数，这种相关系数就叫作再测信度。这是一种最常用、最普遍的信度检查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两次测量所采用的方法、所使用的工具是完全一样的。再测信度的缺点是容易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即在前后两次测量之间的某些事件、活动的影响，会导致后一次测量的结果客观上发生改变，使两次结果的相关系数不能很好地反映两次测量的实际情况。
(2) 复本信度 (parallel forms reliability)。复本信度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 如果一套测量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复本, 则可以根据同一群研究对象同时接受这两个复本测量所得的分数来计算其相关系数。比如, 学校考试时出的 A、B 卷就是这种复本的一个近似的例子。在社会研究中, 研究人员可以设计两份研究问卷, 每份使用不同的项目, 但都用来测量同一个概念或事物, 对同一群对象同时用这两份问卷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两份问卷所得的分数计算其复本信度。复本信度可以避免上述再测信度的缺点, 但是, 它的要求是所使用的复本必须是真正的复本, 即二者在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应该完全一致。然而, 在实际研究中, 要使研究问卷或其他类似的测量工具达到这种要求往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3）折半信度（split half reliability）。即将研究对象在一次测量中所得的结果，按测量项目的单双号分为两组，计算这两组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这种相关系数就叫作折半信度。比如一个态度测量包括30个项目，若采用折半法技术来了解其内在一致性，则可以将这30个项目分为相等的两部分，再求其相关系数。通常，研究者为了采用折半信度来检验测量的一致性，需要在他的测量表中，增加一倍的测量项目。这些项目与另一半项目在内容上是重复的，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如果被研究者在两部分项目上的得分之间高度相关，则可以认为这次测量是可信的，两个部分的项目的确是在测量同一个事物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