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层理论与现实的社会建构 - 华莱士 & 沃尔夫
节选出处：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著，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部分 罗伯特·默顿的中层理论
一、背景
罗伯特·K·默顿（1910—2003）出生于费城南部贫民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木匠和卡车司机。默顿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后来进入坦普尔大学学习。他在坦普尔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并在听乔治·E·辛普森主讲的社会学概论课时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默顿说：“我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原因并不在于辛普森的授课内容，而在于发现它（社会学）可能被用来对人类行为进行客观检验，而这种检验是在没有加载任何道德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75]默顿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获得了奖学金，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是帕森斯所指导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同时也是他最杰出的学生。当回忆起在哈佛的教学生涯时，帕森斯认为他与罗伯特·默顿之间的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师生关系。他补充说：“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和默顿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学界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领袖。”[76]默顿在哈佛大学也受到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影响。然而，索罗金并不是帕森斯理论的支持者。[77]在进行大规模的理论分析时，索罗金和帕森斯具有相同的理论倾向，但索罗金同时强调了经验调查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在保罗·K·拉扎斯菲尔德（Paul K. Lazarsfeld）的影响下，默顿积极地参与了经验研究。[78]在拉扎斯菲尔德1976年去世之前，默顿一直与他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进行密切的合作。[79]帕森斯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论家”，然而自从194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以后，默顿便积极地投入到经验研究之中。 默顿在他的两篇经典短文中对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两篇短文被收入他最著名的著作《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之中。与帕森斯不同的是，默顿并没有停留在对抽象理论和类型学的研究之上，相反，他对经验性假设进行了阐述。同时，他还经常通过亲自收集数据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80]
1957年，罗伯特·K·默顿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默顿对社会学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功能主义研究。[81]他对功能主义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包括他的中层理论、对功能分析的进一步阐述和重新界定以及他的越轨理论。
二、中层理论
默顿决定放弃构建包容一切的理论的努力，这是他的理论与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之间最重大的区别之一。默顿所选择的道路是建立所谓的“中层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对他的经验调查进行指导。正如默顿自己解释的那样：
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在人类思维的最高阶段上寻求建立一个单纯的、一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想提出关于下列问题的一般性解释：社会团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制度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的要求、不同的价值观如何产生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导致社会变迁等。塔尔科特·帕森斯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临时的同事。他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相信他会取得有用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建立这样的理论，这未免太操之过急了。爱因斯坦也不是紧步开普勒的后尘，何况社会学至今还没有诞生开普勒式的人物。如果我们在社会学理论得以充分发展之前就全神贯注地研究现实中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建立抽象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之上，那么我们将阻碍社会学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适用于有限领域的、专门化的理论，这些领域包括越轨行为、权力的代际流动、施加个人影响的无形方式等。[82]中层理论并不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纯粹的描述，相反，这一理论以有限的假设为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些有限假设中引申出一些具体的假说，并可以运用经验材料对这些假说进行检验。在默顿看来，中层理论将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全面的理论。他所要做的工作是填补纯粹经验主义与类似于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理论的宏大理论（或者说包容一切的理论）之间的空白。[83]纯粹经验主义是指一些社会学家在放弃理论建构或者在没有理论框架指导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研究。
在建立中层理论的过程中，默顿站在了涂尔干和韦伯等伟大社会学家的“肩膀”上。他列举了中层理论的两个经典例子：一个是涂尔干的《自杀论》，另一个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84]默顿所提倡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希望类似于上述两个经典例子的研究能够不断涌现。他对医学院学生的态度变化及其互相影响模式等现象的研究就是中层理论非常好的例子。涂尔干对自杀率的研究为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默顿的“失范”概念与涂尔干的“失范”概念稍有不同，但默顿仍然认为涂尔干的概念对他的越轨理论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三、对功能分析的进一步阐述
默顿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所谓的“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规范化（研究）”之中。[85]这一研究体现了他的功能主义理论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之间的一些重大区别。首先，默顿的功能主义范式并不考虑来自顽固的保守主义和目的论的批评。然而，默顿明确提出的关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要少于帕森斯。与帕森斯的理论相比，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更近似于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所指出的把社会学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普遍倾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能主义者一般来说都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系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默顿。他认为功能主义的核心取向表现为通过建立数据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对数据进行解释。[86]同时，默顿对社会整合和社会平衡也非常感兴趣。默顿与涂尔干和韦伯具有一些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第一，他的社会学分析的依据是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否得到较好的整合[87]；第二，他对习俗和制度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感兴趣[88]；第三，他把功能定义为有利于社会系统提高适应能力和进行调整的贡献或结果[89]；最后，默顿认为共享价值观是解释社会和制度如何运作的核心概念，这是他与所有功能主义者的共同点。 然而，默顿在其功能分析范式中对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重新界定。在他的功能分析范式中，影响最大的有下面一些概念：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功能替代物。同时，默顿还强调了发现和理解功能的作用机制的重要性。
1. 反功能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研究往往意味着现存的所有制度在本质上都是有益于社会的或者说有益于社会所需的功能的发挥。他的这一理论倾向是功能主义理论遭到猛烈抨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它也最能激发批评家们对功能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热情。显然，默顿并不想走帕森斯的老路，相反，他强调“反功能”的存在，并鼓励社会学家们对这些“反功能”进行积极的研究。
默顿的反功能概念包含了两个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区别的观点。首先，某些事物可能只具有反功能，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事物所导致的）后果将削弱系统的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90]。其次，事物是否具有反功能要根据具体对象而定，因此社会学家必须提出这样的重要问题：“对谁来说具有正功能？对谁来说具有反功能？”
关于反功能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默顿对科层制的研究。在工业社会中，科层制既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人们的潜能，也能够促使社会对突发事件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因此它在大体上具有正功能。然而，默顿对反功能的理解使他认识到：过度地依赖官僚性的规则将会使这些规则走上极端。在越轨理论中，他用“仪式主义”（ritualism）来表现这种极端的情境。默顿以参加由海军上将伯德组织的跨越南极飞行的一名飞行员——伯恩特·巴尔肯（Bernt Balchen）的悲惨遭遇为例来说明科层制的极端表现： 根据劳工部的规定，伯恩特·巴尔肯不能获得美国国籍。作为挪威的公民，巴尔肯于1927年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但是，由于他没有满足在美国连续居住五年的条件，因此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尽管他所乘坐的船上悬挂着美国的国旗，但是伯德的南极航行还是把他带离了这个国家（美国）。这次航行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行动之一。南极上有一块美国的领土，因为开发和占有这块土地的是一批美国人，因此它被称为“小美国”（Little America）。移民局解释说它不能假设“小美国”是美国的领土，因为在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将违反国际法。在移民局看来，巴尔肯已经离开了美国，因此，从技术的角度看，他没有遵守移民法。[91]
在通常情况下，照章办事既符合道德的要求，也符合社会的要求，因此对社会起着正功能。但是在巴尔肯的例子中，这种做法对巴尔肯和整个社会都具有反功能，原因在于它使美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公民。默顿对反功能的一般性特征的认识使他意识到了科层制的“负面作用”，然而他的这种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功能主义理论的范畴。首先，他的研究与韦伯的科层制研究具有相似之处。韦伯认为科层制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有效、理性的途径。同时，韦伯还认为，由于科层制具有顽固的仪式主义和循规蹈矩的特征，因此它不仅是现代国家必要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结束封建主义统治和对残暴统治进行预测的必要工具。其次，默顿对科层制的研究与新马克思主义冲突论理论家哈贝马斯的研究也具有相似之处。哈贝马斯把理性设计的科层制看作是给人类自由带来威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发展。[92]默顿的第二个观点是：某种制度化行动没有必要只起正功能或只起反功能，相反，它可能对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发挥着正功能，而对其他人或者其他群体发挥着反功能。这一观点使默顿更加背离了对现状持一味赞同态度的功能主义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默顿的这一观点接近于冲突理论的观点，所不同的是，默顿的观点所阐述的是制度和实践对人们而言发挥的是正功能还是反功能，而冲突论理论家通常根据人们的利益以及这种利益的满足程度来展开他们的观点。然而，默顿和冲突论理论家都研究不同群体从社会秩序中所得到的不同利益以及如何根据这些不同利益对社会制度的起源、生存和衰亡进行解释。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论述中体会到默顿的反功能概念的内涵，也可以理解社会学家们为何要把婚姻和家庭生活等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化行动确定为他们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制度化行动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婚姻和家庭生活对某些人而言并非发挥着正功能。如果这些人拥有类似于参加集体生活、居住在单身汉公寓、与未婚情侣一起生活或者加入宗教团体等功能替代物，那么他们可能更加幸福。只有意识到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反功能，我们才能对这些功能替代物的发展和延续做出解释。从涂尔干开始，所有的功能主义者往往认为制度化的、现存的宗教通过建立共享价值观和集体认同感来增进社会的整合。然而默顿指出，这种宗教对于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正功能可言，同时，宗教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对于社会大众而言仅仅发挥着反功能。[93]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默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群体价值观的积极定位除了它本身之外还导致了什么正功能的或者反功能的结果呢？”[94]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被称为“预期的社会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默顿的学生海伦·罗斯·伊博（Helen Rose Ebaugh）最近通过研究来阐明“预期的社会化”的具体内涵。伊博对角色脱离（role exit）的过程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所谓角色脱离是指从在自我定位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角色中脱离出来，然后以前一种角色为基础对新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伊博的研究涵盖了多种社会群体，包括被判过刑的人、曾经做过修女的人、曾经是酒鬼的人、已经离婚的男性和女性、丧失了监护义务的母亲、曾经做过妓女的人、曾经做过空中交通管理员的人以及变性人等。 预期的社会化对于积极的个人以及他（或她）所从属的群体都发挥着正功能。当个人开始寻求和权衡替代性角色尤其是他（或她）即将做出退出某个角色的最后决定时，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将得到证明。对某个群体的事先认识对于某人取得该群体的成员资格起着桥梁作用。比如，伊博研究发现，变性人在接受变性手术之前通过穿着异性的服装和模仿异性的言谈举止来不断取得异性的认同。她认为：“人们此时已经开始根据性取向、态度和价值观的要求对他们（或她们）希望获得的角色进行‘彩排’。”[95]
甘斯（Gans）对贫困的研究表明，默顿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指导下的分析通常与激进的左翼冲突理论而不是保守的功能主义具有密切的联系。甘斯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进行区分，我们将会发现贫困的存在对不同群体发挥着一定的正功能。例如，他认为贫困的存在能够确保某个群体在战争期间积极参军，为上层阶级进行慈善事业提供渠道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为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使富人花少量的钱就能叫人来干肮脏的活儿或者为他们提供个人服务。他认为这些功能有助于解释在技术领先的社会中为何存在着贫困——从贫困中获益的人希望它能够继续存在。[96]
甘斯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诸如无家可归者之类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我们可以把美国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加看作是因精神病人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所带来的反功能。如果我们像默顿一样提出“谁将受益？”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把精神病人流落街头看作是公民自由权利的表现是多么的滑稽。同时，我们也可以弄清楚因废除精神健康系统而节省的资金如何进行分配。如果不考虑无家可归者问题所具有的潜功能，那么我们将遗漏里根总统所做的重要分析。里根总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美国的许多无家可归者做出了不寻找庇护所的决定，而且许多无家可归者声称他们是自愿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的。[97]
默顿认为保守主义并不是功能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他的反功能概念正好是这个观点的真实写照。功能主义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表现出了保守主义的特征：第一，认为任何事情的结果通常只具有正功能（这正好是默顿的反功能概念所否认的） $^{[98]}$；第二，把社会和社会成员混为一谈或者看作是同一的（默顿试图通过提出“对谁具有正功能”的问题来推翻这一观点）。 $^{[99]}$与此同时，默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与大多数冲突论理论家不同的是，默顿认为制度和价值观对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对特殊群体具有正功能（或反功能）。他认为研究者应该把以下的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持续存在的文化形式对社会整体和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功能结果的净平衡”（net balance of functional consequences）。[100]默顿对反功能的强调平衡了帕森斯对社会功能的关注。
2. 显功能和潜功能
默顿进一步把功能区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这使他的功能分析范式更为清晰。显功能是指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或者人们希望出现的结果，而潜功能是指人们既没有意料到也不希望得到的结果。帕森斯往往只强调社会行为的显功能，而默顿更加关注事物的潜功能。默顿认为功能主义者的分析将不断挖掘出事物所具有的潜功能，从而有助于我们不断加深对社会的认识。
潜功能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涂尔干的观点，即惩罚对社会团结具有促进作用。在这一观点中，他对惩罚的潜功能（惩罚的显功能是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进行了分析。同时，涂尔干在对宗教进行功能分析时认为宗教是社会整合的“制造者”。他的这一分析所关注的就是宗教的潜功能。默顿不仅强调了显功能和潜功能之间的区别，而且也强调了对潜功能的分析“排除了用幼稚的道德判断代替社会学分析”。[101]默顿的这一区分使社会学家们认识到，不能仅仅考虑行动者为自己的行动或为风俗习惯和制度的存在所寻找的理由，而应该寻找使这些实践活动得以持续存在的其他原因，并对社会的运行方式进行解释。默顿以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对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分析为例来说明对潜功能的分析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凡勃伦认为炫耀性消费的潜功能就是提高某些人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102]
默顿对政治机构的研究表明，显功能和潜功能之间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政治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得以生存和兴旺的原因做出解释。政治机构尤其是与基层选区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利益有关的政治机构的显功能似乎表现为通过类似于对选民进行贿赂、采取违法行为等腐败行为来获得个人的升迁。然而，由于基层选区的政治机构和国家政治机构都深深扎根于其所在的区域，因此它们对新移民等弱势群体发挥了相当大的正功能。这些政治机构通过提供医疗、法律援助和就业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福利援助得以人性化。同时，这些政治机构还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和睦，并压制对移民群体的隔离行为。默顿以如下假设作为他的研究的出发点：虽然这些政治机构表面上明显地发挥着反功能，但是为了生存下去和维持其影响力，它们必须为某些社会群体发挥重要的正功能。通过提出“谁将受益？”的问题以及挖掘出政治机构的潜功能，默顿开创了一个经典的社会学分析。
3. 功能替代物
功能主义理论家声称要为解释社会的运行提供详细的假设，而不是仅仅提出如何对事物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一般性建议。这一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以功能主义理论的下述观点为基础：社会要维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特征，因此所有现存的社会都具有这些特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观点是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其具体体现就是他的 AGIL 模型。同时，涂尔干的研究也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观点。在默顿的许多研究中，功能主义是引导人们实现他们的目标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结构所提出的一套假设。默顿并没有背离功能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相反，他提出了功能性先决条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或者说“社会所必需的功能性前提”的概念。[103]然而，默顿同时强调特定的机构（或制度）并不是发挥特定功能的唯一渠道，因此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相反，被他称为“功能替代物”或替代品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 同时，默顿的“功能替代物”概念使他的功能分析范式更加明晰，原因在于这一概念显然否认了这样一个观点：现存的制度都是必需的和有益的。因此，这一概念激励社会学家们运用功能分析方法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不可缺少性（indispensability）提出质疑。比如，大多数功能主义理论家认为宗教既具有维持群体的特定规则和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向群体成员传播这些规则和核心价值观的功能。[104]因此，宗教能够有效遏制可能危及社会团结和个人幸福的失范行为。然而，这种功能得以发挥所依赖的可能是社会结构而不是有组织的宗教团体，何况美国某些地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美国许多神秘的治疗组织的诞生地）几乎每年都会突然出现被认为是宗教的功能替代物的运动。[105]
在现代工业社会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中，我们可以找到宗教的其他功能替代物。这些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发挥着如下的功能：经过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将人们带入成年人的就业领域，并根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确定他们所适合的职业。虽然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对所有接受过教育或者参加过培训的人来说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作用。伯顿·克拉克指出，美国社会非常强调鼓励人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保证为此提供平等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所实行的是公开的大学录取制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核物理学家、兽医和公司主管。美国各所大学对学生的表现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因此，一旦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许多大学生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他们不能达到的行为标准。克拉克直接运用了默顿在对越轨行为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术语，他说：“文化所灌输的目标与制度所提供的实现方式之间存在着分离。因此，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差异是个人遭遇挫折的主要社会根源。”[106]如果某个大学生不能完成四年制大学的学业，那么他将把两年制大学或社区大学作为功能替代物。这些两年制大学和社区大学同样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对学生进行培养。同时，它们也使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兴趣的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某些工作可能并不适合他们。大学生们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不能在传统的大学（即四年制的大学）中完成学业，那么这一结果对他们来说将具有反功能。克拉克对这些具有“冷却”功能（“cooling-out” function）的大学进行了介绍。这些大学既允许学生转到四年制的大学，也可以通过向那些需要重新确定目标的学生开设测试课程或提供更加广泛的咨询从而帮助他们重新确立自己的目标。四年制大学对于那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来说具有正功能，同时这些大学也是对人们进行某些职业培训的适当途径。然而，克拉克所要说明的是两年制大学如何成为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人的功能替代物，因为这些大学通过为他们提供其他的成才渠道从而减轻了因学业失败所带来的压力。与此同时，这些两年制大学既可以缓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和减少越轨行为，也可以指导人们成功地获得其他职业。 在当代妇女运动的浪潮中，传统婚姻的许多功能替代物相继出现，比如同居、男同性恋家庭或女同性恋家庭。日益增多的托儿所和操持家务的丈夫是传统家庭的两个功能替代物。在传统家庭中，母亲所扮演的角色是家庭主妇而不是挣钱养家糊口。传统家庭的另外一些功能替代物包括夫妻的角色互换关系、在养育子女上承担同等的责任以及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等。[107]
默顿关于功能替代物的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使社会学家们认识到不同的制度可能发挥着相同的功能；第二，它进一步扭转了功能主义者对社会现状持单一的赞同态度的倾向。尽管如此，默顿并没有详细地说明这些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得以满足的功能性先决条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的具体内涵。默顿显然并没有把帕森斯的理论模型当作权威性观点，然而他并没有提出其他更为详细的理论模型。默顿认为功能性必要条件（functional requirement）的观点是所有功能分析的内在组成部分[108]，他在自己的分析中也经常谈及社会整合的效果。[109]然而，默顿没有对这种社会整合的功能性必要条件进行界定。相反，他把这些功能性必要条件说成是“功能主义理论中最含糊不清的、在现实中最受争议的概念”[110]。 从总体上看，默顿的主要成就在于进一步阐述了功能主义理论所必须具备的理论特性，并说明了如何运用功能主义的一般性理论倾向在经验分析中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不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平衡提出更为一般性的假设。
四、默顿的越轨理论
默顿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然而他的越轨理论却是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而且这一理论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多次再版。在发展越轨理论的过程中，默顿运用了功能分析的经典分析要素，即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他把失范当作主要的自变量。我们已经知道失范是涂尔干在解释自杀（一种越轨行为）时所使用的概念。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涂尔干对失范所下的一般性定义，即失范是指缺少规则或没有规则。默顿对失范的定义与涂尔干的定义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默顿看来，失范是由文化目标与可资利用的合法手段之间的不连续性所造成的。他运用这一观点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分析。在美国社会中，在金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然而却没有相应地强调“达成这个目标的合法途径”[111]。默顿认为这种现象对整个美国社会尤其是那些缺乏致富门路的人将发挥反功能。因此，根据帕森斯的观点，这种现象是导致社会系统陷入紧张局面的原因之一，同时它将导致大量越轨行为的出现。[112]在用图表对他的理论模型进行描述时，默顿用“+”表示接受把金钱上的成功作为目标或者接受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用“-”表示拒绝这个目标或者拒绝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他用这个方法建立了由五种适应模式（mode of adaptation）和五种越轨类型所组成的模型。图2-3中的模型与默顿原先建立的模型之间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我们给出了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即默顿模型中的自变量（失范）；其次，我们给出了适应模式和越轨类型，即默顿模型中的因变量。
| 文化的目标 | X(失范) | Y(越轨) |
| 制度化的手段 | 适应的方式 | |
| + | + | 服从 |
| + | - | 改辙 |
| - | + | 仪式主义 |
| - | - | 宿命论 |
| ± | ± | 造反 |
第三部分 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和德国出现的一种理论发展趋势。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领导的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部在1984年的年会上召开两个会议专门对新功能主义进行了探讨。会议上提交的多数论文对帕森斯理论的实际应用进行了重新评价和重新思考。亚历山大被公认为美国新功能主义理论流派的领袖人物，他所发表的文章被收入名为《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的论文集中。[115]
在《新功能主义》的简介中，亚历山大认为新功能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三个共同点：首先，二者都包含了对元理论（original theory）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批评；其次，二者都从作为对立面的理论传统中吸收了一定的理论养分；再次，二者都通过各种各样的竞争来获得发展，而不是采取单一的、前后一致的发展形式。因此，亚历山大认为新功能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势，而不是一种完善的理论。他接着对新功能主义的各种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1）建立一种多维度的、既包括微观分析也包括宏观分析的功能主义理论；（2）将功能主义理论推上左翼的发展道路，拒绝接受帕森斯对现代性的乐观主义态度；（3）赞成将含蓄的、民主的学术争论引入功能分析之中；（4）将冲突纳入功能主义的研究视野；（5）强调偶然性（或者说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互动的创造性。 然而，新功能主义者在下列彼此关联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争论：（1）研究者如何更好地解释冲突和偶然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特征？（2）帕森斯强调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那么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对他的这一观点进行重新阐述以便发挥其对经验研究的指导作用？在亚历山大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新功能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美国理论家有保罗·科洛米（Paul Colomy）、迪安·格斯坦（Dean Gerstein）、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弗兰克·莱科纳（Frank Lechner）、大卫·塞琼利（David Sciulli）和尼尔·斯梅尔塞。同时，德国的尼克拉斯·卢曼和理查德·马奇（Richard Much）也对新功能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对亚历山大、斯 梅尔塞和卢曼的研究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杰弗里·亚历山大
在《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一书中，杰弗里·亚历山大承认：在他看来，新功能主义的建构工程已经完工。他认为正统的功能主义向重构的功能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理由是帕森斯的一些核心理论观点的合法性已经得以确立。在亚历山大看来，新功能主义“成功地促进了帕森斯正统地位的确立”。这意味着虽然帕森斯与其他经典理论家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将不可能主宰当代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同时，亚历山大认为帕森斯的观点“并不像其经典理论家所取得的成就那样重要”[116]。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主张把功能主义看作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股重要潮流……（它）是社会学理论体系发展新趋势中发展势头非常强劲的一环”。他进一步预言新功能主义将继续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重要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他补充说：“新功能主义的成功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方面。”[117]在亚历山大看来，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并不仅仅在于对现有的理论进行重构，而在于建构新的理论。他认为“包括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市民社会和后殖民主义在内的、由新出现的政治运动所催生的理论”对这些理论发展新趋势将起到了推动作用。[118]亚历山大的下列陈述表明他已经从帕森斯专注于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平衡中挣脱了出来： 经济生活导致了阶级分化，政治的、组织的权力导致了寡头政治，家庭在性别和年龄上的等级制以及魔鬼研究通过宗教机构不断得以合法化，而民族国家的建立经常会导致某个民族、种族和区域在整个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些侵入的东西将肢解和分裂市民社会，即使在它承诺全民参与和对整个社会进行重建时也是如此。[119]
我们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入侵存在于富人和穷人、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牧师和俗人以及根据种族、民族和区域所划分的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亚历山大的新书《社会生活的意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e Sociology）中，他认为文化既体现在社会制度中，也体现在人性中。他通过从大屠杀到“水门事件”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意义的深层模式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暴力和退化（degradation）的影响，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望如何得以稳定的、持续性的存在。 亚历山大把他的研究看作是对理论发展新趋势所做的贡献，同时他承认自己已经从追随帕森斯对个人生活秩序的忽视转变为更为直接地根据微观社会学的传统对个人生活秩序进行理论化，而他对行动所进行的新研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帕森斯终始把行动者当作分析概念，而亚历山大则把行动定义为具体的、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穿行时所做出的动作。此外，当亚历山大认为每个行动都包含自由意志或中介的维度时，他实际上将符号互动论的一些观点纳入了功能主义的范畴。
二、尼尔·斯梅尔塞
当尼尔·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还在哈佛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他就和帕森斯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后来，他成为新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20]虽然斯梅尔塞的研究方向与帕森斯并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帕森斯去世。[121]1997年，斯梅尔塞在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当选为协会主席。他在那次年会上发表了题名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与矛盾》的主席演讲，对先前所提到的建构新理论的运动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这个演讲中，斯梅尔塞从确立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概念入手。他把这个概念看作是理解个人行为、社会制度和人类环境的重要工具。斯梅尔塞的研究方法以弗洛伊德的矛盾心理理论为基础。因此，与帕森斯和默顿把社会角色当作研究起点不同的是，他把心灵内部过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作为研究的起点。正如斯梅尔塞所说的：“矛盾心理的实质是对同一个人、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符号持有彼此相反的心理取向。”人们不断地寻找能够避免经历矛盾心理过程的途径，原因在于这种矛盾心理“既强大又持久，既不能解决又不稳定，虽然可以对其进行归纳但它仍然是焦虑的制造者”[122]。 斯梅尔塞运用矛盾心理概念指称类似于死亡、离别、退休、从一个社区中搬走等社会现象。然而，他认为关于矛盾心理的假设最适合于研究人们彼此之间具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情境，比如情侣、伙伴、亲戚或朋友。同时，他认为人们相互依赖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权力关系的下层与上层之间具有政治性的依赖关系；宗教团体或社会运动的成员与组织之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依赖关系；彼此相爱的人之间具有情感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共同点是，由于脱离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关系和情感关系的代价是如此的沉重，因此人们不会轻易地从这些关系中脱离出来，也不能自由地对这些关系进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依赖意味着落入圈套。[123]
斯梅尔塞认为，由于人们对某些类型的组织（比如戈夫曼的“完全控制机构”）负有个人的或者制度性的责任，因此他们被“锁”在这些组织之中。同时，他认为：“这些组织是矛盾心理及其后果（比如敌意、小争吵、为争取获得承认而作的斗争以及残暴政治）
第二部分 彼得·伯格：现实的社会建构
一、背景
常人方法社会学的另一个分支是由彼得·伯格提出来的。他192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49年在瓦格纳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来来到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师从舒茨并于1950年和1954年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随后在哈特福德高级研究基金会教书，并在新学院、罗格斯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从事研究，现为波士顿大学教授。
伯格的理论基础出现在《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中，该书是他与托马斯·卢克曼的合著。伯格很多著作关注的都是宗教社会学，这方面他最重要的著作是《神圣的华盖》（The Sacred Canopy，1969）。他对宗教感兴趣并非出于偶然；他曾在费城路德神学研究院和耶鲁神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他还曾是宗教科学研究会的主席，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的论文，并出版了六七本这方面的书。[72]他最近关于宗教方面的著作是《信念问题》（Questions of Faith，2003）。他也对社会变迁领域一直很感兴趣，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他的《无家可归的心灵》（The Homeless Mind，1973）和《祭品的金字塔》（Pyramids of Sacrifice，1975）。他还同他的妻子合著了《家庭的战争》（The War over the Family，1983）。我们下面先来看看伯格理论的核心概念，然后看看他的现象学理论立场的一些应用情况。
二、核心概念
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伯格与卢克曼采取的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路径。他们关注“一种知识逐渐被社会地接受为现实的过程”[73]。他们所说的现实的建构，指的是人们通过他们的行动与互动不断地创造一种共同现实的过程。这种现实是被人们经验为客观上真实与主观上有意义的现实。他们假定日常生活现实是一种社会地建构的系统，在其中人们赋予日常生活现象某种秩序，这种现实具有主观与客观的要素。在主观上他们是指现实对于个体而言是有个人性意义的。在客观上他们是指社会秩序或者制度世界，他们视这些为人类的产品。[74]下面从《神圣的华盖》一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也许有助于我们弄清他们的立场：
世界是被社会地建构和被社会地维持的。它们的持续现实性，无论是客观的（与通常的一样，被视为当然的事实性）和主观的（作为把其自身输入个体的意识的事实性），都要依赖于具体的社会过程，即重建与维持我们所研究的具体世界的那些过程。相反，这些社会过程如果被打断，应会威胁到我们所研究的（主观与客观的）社会世界的现实性。因此，每一世界都要求一种社会基础来维持其对于真实的人类来说是真实的持续存在。[75]依照伯格与卢克曼的观点，疏离（alienation）被界定为一种意义丧失：出现了一种社会建构的知识系统的分裂或非整合。例如，现代化正在侵蚀传统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从苏联解体中出现的新国家，都正在经验这样一种疏离或异化。[76]只有通过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这些国家的疏离才能得到缓解，因为随着知识体系重建而来的是一种意义的再发现。 这种理论的中心是处理日常生活被如何社会地建构的问题。这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现实性的？”[77]
此时此地，伯格与卢克曼的现象学分析关注主体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性的经验。这种现实性也包括过去与将来。正如他们所解释的：“我对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主要是由在其中我正在进行的、已经完成的、计划要做的事情所决定的。”但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一种自我限制的世界，因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被描写为一种“主体间性的世界，一种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78]。伯格与卢克曼和戈夫曼一样，认为面对面的互动才是真正的互动。实际上，他们认为面对面的互动是社会互动的原型，并且其他所有的社会互动情形都源于这种互动。[79]戈夫曼的行动者似乎是按他人所写的阅读脚本而行动，与之相反，伯格与卢克曼的行动者是即席准备和创造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脚本。
伯格与卢克曼把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纳入他们的研究框架这个事实，使他们的理论框架不再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相反，他们的理论可以被视为试图把微观与宏观社会学层次的分析连接起来的一种尝试，这是一种只有很少的社会学家曾经进行过的尝试。[80]他们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外化（externalization）、客观化（objectivation）与内化（internalization）。
1. 外化
伯格与卢克曼把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持续双向过程的第一个阶段称为外化，在这个阶段，个体通过他们自己的人类活动，创造了他们的社会世界。他们视社会秩序为持续不断的正在完成的成就。社会秩序是人类过去活动的结果，当并且仅当人类活动持续生产秩序的时候秩序才存在。[81]因此外化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意味着人类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如形成一种新的朋友关系或开始一种新的事业；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他们的持续不断正在进行的外化，再创造出一种社会制度，如维持和更新旧的朋友关系或者交收入税。
为了更好地理解外化，让我们看看一种新的朋友关系的创造。两个人发现他们互动并相互回报会成为朋友，这种朋友关系就是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新近建立的“我们关系”（weness）是一种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在先前并不是存在。朋友们自己积极情愿地生产这种新的社会实体（social entity）。朋友关系是一种持续进行的人类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每一时刻朋友都互动，他们不断创造了他们的朋友关系。因此，朋友关系是一种制度，对于人类是外在的，同时又是由人类产生的。其他关于外化的例子，包括创造与维持一种婚姻关系、一种新的事业或者一种新的职业。 华莱士在研究由一个俗人妇女主持的天主教教区时，发现了这些女牧师实施协调性的领导权，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引导的方式而不是命令的方式：她们根据教区信教者的才能，招他们为合作者。这些女牧师通过一种整合策略实现了这个目的：拜访家庭、了解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姓名，当她们布道的时候注意信教者们的关注，并使自己平易近人。这种领导风格直接与以前的倾向于进行等级式领导的基督教牧师相对立，典型的是实行一种“单人乐队”而不是一位领导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在他们看来，基督徒愿意共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部分地是因为他们想避免由于牧师的缺点而出现的他们的教区被解散的这种情况。一个基督徒解释说：“向她很难说不，因为人们尊敬她，因此，你想帮助她。并且她就是有一种使你立即感到轻松自在的问话方式。它根本不是一种命令的方式。她总是征询地问你，而从没有说过‘去做它’。”[82]
那么，外化阶段在这个双向过程中是一个生产性阶段。正是在这个现实建构的外化阶段，伯格与卢克曼视个体为创造性的动物，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环境而行动。这个概念是与社会自我的“主我”阶段相似的概念，是一种借自于米德的思想概念。[83]简言之，外化意味着个体创造社会。
2. 客观化
客观化是个体把日常生活理解为一种有序的、预先安排的现实过程。客观化现实施加于自身之上，但看起来好像与人类相独立。正如他们所说，对于个体，“日常生活的现实似乎已经被客观化了。即在我们出现在场景中之前就已被通过设计客体秩序建构起来了”[84]。
语言是用来如此设计客体的手段。伯格与卢克曼解释道：“日常生活通常的客观化，是首先由语言符号来维持的。日常生活首先是运用我与我同伴共同拥有的语言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这种语言。因此，对于语言的理解，对于任何日常生活现实的理解都是实质性的。”[85]语言在维持日常的客观化中的作用，表明语言中的变化将会受到抵制。请想一想我们不时碰到的持续发生于一些地区的隐语用法的情况。
我们再一次回到朋友关系这个例子，客观化意味着来自于两个朋友互动的友谊，使这两个朋友面临一种社会现实。其他的人，听说他们是朋友，都会理解这种关系的意义。
对一家看护中心的实地考察中，卡布罗姆（Jaber F. Gubrium）运用这种客观化概念来分析病人之间的老年化状态。他认为出现在保健职员所进行的日常工作过程中的关于老年与老年化的知识，会把行为分类为老年的与非老年的。当老年这样被现实化，人们似乎会接受这种老年的自然状态。[86]一旦被如此设计，老年状态又会反作用于那些被打上如此标签的人。例如，卡布罗姆发现病人倾向于认为老年状态是传染性的。他举了两个病人的例子：（1）“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你在你的时间面前变得无动于衷。”（2）“荒唐的标记是容易使人上当的，你知道，他们将把你假设为像他们一样的愚笨可笑。”[87]为了说明老年化这种情况的社会建构，卡布罗姆提出了一个论点，当从事茫然的、迷失方向的或者不安的行为时，个体变老了，被认为是一种老年状态，这是被视若当然的。然而，在一个较年轻个体表现出同样症状的时候，人们却宣称这个人显然哪里出了问题。[88]因此，老年是一种客观实在，这对于被打上老年标签的人会有影响。简言之，客观化意味着社会是一种对个体会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因为他们会反作用于他的创造者。这把我们带引入了下一个概念。
3. 内化
这种双向过程的第三个时段就是内化，一种通过制度秩序的合法性得到保证的社会化。对于伯格而言，成功的社会意味着在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以及主观客观身份之间有一种高度的对称性。“客观化意味着一个真实的社会世界的生产，而外化对于居于其间的个体是外在的；内化暗示了同样的社会世界在这些个体的意识之中具有一种现实的地位。”[89]内化之于柏格，就如社会化之于帕森斯，因为个体（使他们自己）把客观化的社会现实内化，并产生了“每一个人都十分恰当地是他被设想应成为的那个人”这样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人知道每一个人是谁以及他知道他是他自己”[90]，因此，没有身份问题。
一个关于越战老兵重返美国社会的研究，说明了由于缺少客观的与主观的身份之间的对称而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如这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当一个人从战争世界走出来，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被转为平民的士兵，对战争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因为战争已经使得他整个人彻底的变了，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可见变化。”即使老兵想重新融入被视若当然的家乡社会现实，他也发现他的战争世界与他的家乡世界是冲突的。正如一个老兵所说，他必须“从越南拔出他的头”[91]。简言之，他不是那个人们所设想的人，身份问题是相当尖锐的。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伯格的社会化定义与帕森斯的相近，即社会化是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内化。但伯格对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进行了区分。初级社会化是指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当他们遇到重要人物所经历的，他们用这些重要人物在情感上来形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儿童采纳、接受这个重要的他人角色与态度，也就是说，内化他们，使他们成为他自己。”[92]次级社会化是“后来出现的过程，引导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个体进入他的社会客观世界的一个新部门”[93]。次级社会化基本上是知识获得过程中的稍后阶段，它更关注特定的角色。它是在现代教育机构之类的专门组织的支持下发生的。
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无论何时个体进行内化，他们都是在遵从和迎合现存社会制度的期待，他们同时也是在再创造那一社会制度。一种新制度的创造，发生在外化时段；一旦被外化，他们也就被客观化；一旦被客观化，他们也对作为一个被内化的现实的个体起反作用。伯格与卢克曼总结认为，“社会是一种人类产品”（外化）；“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客观化）；同时“人也是一种社会产品”（内化）。[94]让我们再一次看看朋友关系这个例子，看看朋友关系的制度化。当两个个体在外化的阶段创造一种朋友关系，朋友关系成为了一种目的（客观化），这种朋友关系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两个个体，这个时候他们又内化了一些东西。因此，形成一种朋友关系，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朋友们会有各种影响。如对朋友时间、能量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让我们看看一个朋友所有的行为期待：当一个朋友病了，会去医院探望或护理他，给朋友建议、借钱、送礼、写信，甚至与那个朋友待一整天，等等。简言之，我参与创造的一种制度，只要在朋友需要我的时间（客观化），会对我起作用；当我满足这种要求时（内化），我正是再一次创造（外化）了这种制度。作为一个个体我可以行动和再次行动；同样我可以创造一种新制度并且再创造（因此也维持）旧制度；但在两种情况中，实在都是植根于持续进行的互动与商谈过程之中的。
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伯格与卢克曼认为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实在的？”[95]他们的首要兴趣在于使一给定世界或多或少现实化与完全内化的那些因素。
与内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伯格与卢克曼所说的物化（reification）。“把人类活动的产品理解为一种似乎与人类活动产品无关或者不同的其他事物的理解，如理解为自然因素或事实、宇宙法则的产物、神圣意志的体现等。物化暗示了人们会忘记他们自己对于人类世界的权威或宰制权，进而作为生产者的人，与其产品之间的双向辩证关系被置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从定义上看，物化世界是一个去人化的世界。”[96]
在《神圣的华盖》一书中，伯格把一个物化他的社会世界的个体，描绘为一种生活于一种疏离与无意义生活中的个体。伯格指出：“行动者成了一种奉命行事的个体。”[97]双向关系丧失了，个体不再自由，而成了命运的囚徒。伯格讨论了在这种物化过程中宗教所起的作用：
正如在“宗教经验”中所遭遇的，神圣的实质之一就是“他化”（otherness），与日常、世俗的人类生活相比，其表现为完全的他者……宗教合法的根本秘密就是人类产品被转化为超人类或者非人类的事实，宗教对人类创造世界的解释，否认了它是人类的产品。[98]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宗教信仰说服个体承认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或者指证男性保持牧师或神父角色，爱国主义是神圣的信仰，或者盲目服从是一种道德义务。按照伯格的看法，在这种意义上，宗教增强并煽动了物化过程。伯格最近的《信仰问题》详细地论述了这个话题。
最后，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角色与制度都可能被物化。例如，当某个人说“因为我的地位或位置，我必须按此方式行事，我没有其他选择”时，这个个体就显示了一种被物化的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精神或心智状态使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最小化，并说明了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个体实际上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是人类世界的宰制者。例如，在考虑选择从事何种职业或就读哪所学校或大学时，子女感到他们必须踏着父母的脚印前进，这就是一种物化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负责任的行为和坚定的承诺就是一种物化。伯格的理论考虑到了总是承担他们的责任与选择的个体，同时也很注意他们可以获得的其他替代性选择。在朋友名义上，一个愿意拿出宝贵时间或金钱的个体，和一个说“我必须如此因为我对我的小孩有这个责任”的个体，正在有意识地再创造社会现实，而不是物化他们的位置。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多萝西·E·史密斯，她是一个被现象学强烈影响的理论家，但也是运用批判的冲突理论概念并试图把宏观与微观层次联结起来的学者。
第三部分 多萝西·史密斯：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
一、背景
多萝西·E·史密斯（Dorothy E. Smith）1926年出生于英国，曾是一个秘书，后来被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在1955年获得学士学位。稍后她来到美国，并于196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64年和1966年两次回到该校任讲师；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及多伦多大学进行过学术研究活动；1977年在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育社会学系获得了教授头衔。 史密斯的著作日益得到人们的青睐，引用率正在日益增加。[99]她已经三次得到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有关奖励：（1）美国社会学学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讨她1992年春出版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一书。（2）199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组织了一次专门的会议来讨论她的《作为问题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女性主义社会学》（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权力的习惯概念：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以及《文本、事实与女性主义：统治关系的探讨》（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这些书显示了她的研究深度与广度。（3）199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把Jessie Bernard Award授予了她和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100]，以奖励她们的学术研究对社会中女性角色的深入全面的分析，从而拓展了社会学的范围。 所有这些奖励的获得者，都参与了社会学转型。他们都拓展了社会学的边界，把女性的立场、观点、经验与关注包括进来了；他们都研究了种族、阶层、性别之间的交叉关系，从而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开拓了性别研究领域。他们都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而提出了一种社会学，以期加强女性的力量。[101]
我们在第 5 章曾经提到，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在开拓立场理论，把种族、阶层以及性别都包括进来的时候，她利用了多萝西·史密斯的著作，并进而分析更为复杂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形式。在此，我们先看看多萝西·史密斯理论著作的核心要素，然后讨论它的方法论含义。
二、对立场理论的定义
多萝西·史密斯的立场理论探讨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的白天或夜晚日常生活世界。尽管她采取的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关注的是女性的视角，但一种立场理论也会采取其他从属个体，如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所分析的黑人妇女的视角。其他的立场理论可能关注贫穷白种妇女与男人、非白种妇女与男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当代西方社会之外的属于少数民族或者宗教团体的个体。
史密斯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包括了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要素。与 C. W. 米尔斯、A. 吉登斯、P. 布迪厄以及 R. 柯林斯一样，她的著作把宏观结构层次的分析与微观互动层次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她把她的理论观点描述为“一种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唯物主义方法与加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学的结合体”[102]。史密斯感兴趣的是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中所经验的男性支配结构，以及女性是如何思考和感觉那些经历的。
与加芬克尔一样，史密斯试图打破不得质疑社会秩序的禁忌，并揭开互动情景中运行着的被视若当然而接受的假设与神话。她的研究与本章开始时提及的常人方法学家相似，他们视女性在社会中的性质、需要、角色、地位为在过去的互动中建构的和在当前持续互动中得以维持的系统。她跟随加芬克尔，对在女性白天或夜晚日常生活世界中被视若当然而接受的东西进行质疑。[103]史密斯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建立在对问题化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调查研究之上的社会学；特别是她试图建立不是关于女性的而为了女性的社会学，一种给予女性发言权的社会学。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科学的基础在实际的个体活动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受此种思想的启发，史密斯对她的女性主义立场理论的起源作了如下的解释：
我开始思考如何从女性的立场来经验社会学，来体现社会学，来形成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在妇女运动中，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生活在以一种我们曾经很少有发言权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世界中……我们发现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方面被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我们发现人们的经验因此缺少一种声音，实际是缺少一种话语，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男人的术语来创造文化与知识世界，研究的是男性的主题，提出的是男性主体概念与主体性概念，体现的是男人的情感、感受、目标、关系概念，是一种在男性控制话语中组成的客体世界，采取的是占据统治工具的男性的立场。我们渐渐知道作为一种“男权统治”的权力组织过程，男权统治（patriarchy）术语，界定了男人权力的个人与公共关系。[104]
一种结果是，她们在权力秩序中处于无权地位，史密斯认为，女性在其白天与夜晚日常生活中所知道的与所经历的经验，与官方所知道的女性在符号、形象、词汇、男权文化的表现之间，存在一种错误的界线。相应地，女性倾向于用一种分裂的意识生活。史密斯在试图解密社会制度中视若当然而接受的假设时，充分借用了现象学的思想。史密斯所描述的作为一个研究生的妻子的主观经验，就是一个例子。她说：
我专心于社会学；他则不。他爱他的生活，好聊天，极乐于进入人群之中，但对于社会学的调研及其学术层面没有多少兴趣。在那个时代的夫妻关系观看来，我们的夫妻关系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时假装一种非夫妻关系，我努力学习变换位置，克服或隐蔽我的兴趣、意图，以期获得美国女性相对她的丈夫来说是适当的从属性方式，虽然这没有成功。由于从来没有成功，我有罪恶感并感到紧张；比尔会非难我、向我发怒和感到尴尬。[105]史密斯立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统治关系或统治设置，它们不仅包括了国家，也包括了行政管理制度、政府，以及管理、组织、领导、调整当代社会的各种职业。女性以及不是支配性的男性白人少数派的成员，在根本上是处于统治关系的边缘参与者。她的《书写社会：批评、理论与研究》(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一书（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9），是由写于8年内的论文组成的。她把“书写社会”之目的描绘为“实际存在的人们的行动被协调之方式，特别是那些把人们的各种活动协调起来的场所的社会组织和关系形式、那些社会组织被协调起来的形式和那些把各种各样的人们一般不易接近的经验场所联系起来的社会组织与关系”。该书各章详细论述了统治关系的概念。 另一个自传性反思说明了多萝西·史密斯的边缘性概念，这个例子是她作为一个教职员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年任教经历： 有一个学期 Shirley Starr 在这儿做访问教授。Shirley 是较老一代的女性学者之一，由于在统计学上的辉煌成就，她们在研究位置上确立了她们自己的地位。但这是一种边缘性的地位。她给了我一些建议。有一天她看见我在系办公室复印授课大纲。“你自己不要油印”，她说，“她们会认为你是一个秘书”。因为我曾干过秘书工作，我的确对此没有多大兴趣，但我亲自做这些事。这个系是一种社会等级体系；职员基本上是男的。44 个男人，而我和 Shirley 在那里工作了半学年。[106]
史密斯认为统治设置是一种阶层组织，意味着支配阶层不仅排斥劳工阶层的声音，也排斥“女性与有色男人、土著人、男女同性恋的声音。从不同的立场看，这种统治设置以及阶层的不同面相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107]。史密斯认为女性的立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应是一种出发点，从此可以开始探索“人们实际进行的外在化和客观化统治关系的观念实践（conceptual practices）”[108]。 尽管史密斯这方面的研究是对批判性的冲突理论的扩展，但她提出的女性中心主义社会学的号召，也可以被常人方法学家打上扰乱主流社会学家的场景之标签，因为她的问题挑战被视若当然而接受的假设。她同意舒茨对“把作为常人中间人的思想者的主观性、他的身体存在，作为一个世界的精神心理的人类存在，放入括号中或者悬置起来的科学态度”所做的批评。[109]史密斯因此认为对支持统治设置的客观性的探讨，对于女性和其他次要群体来说，不仅是她们理解其世界的意义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一种可能改变它的方式。下面一段话说明了她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和发展了加芬克尔的理论： 它提出了一种局内人（insider）社会学，即一种系统地从内部形成的社会意识开始……从对象实际上被定位的地方开始，使我们回到一种出现于、所知于和贯穿于人们持续进行的实际活动的社会世界。[110]
一个知情者的策略，会把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图码接受为只有作为知情者的我们才能把握的，只有通过考虑我们自己的实践我们才能把握的持续进行的过程的维度和组织者。[111]……从女性的立场来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会使日常生活世界问题化。[112]正如我们在本章较早时讨论过的，现象学质疑被视若当然而接受的假设，挑战文化上习得的思想，把视若当然的看成是有问题的，从而理解日常生活世界。这种立场的例子可以在史密斯对女性气质的讨论中找到。她认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对女性气质的探索，“意味着从视女性气质为一种常规秩序并通过社会而得以再生产的观点，转变为女性多少是从属性的这种观点。女性气质绝不是文本中所描述的一种真实关系复合体。”[113]史密斯所说的文本是指传播和再创造了制度秩序的官方说明（account）。[114]与伯格和卢克曼相似，史密斯认为性别关系是社会地建构的。 在一个对商场里的化装展示的分析中，史密斯用文献记录的方法，揭示了化装展示如何记录了内在的模式，或者内在的基础性社会秩序。她解释说，粉蜡笔色彩的运用（粉红与白色的鲜花围着的有着品红盖子的奶油色彩）和通过花边带子与其他精美织物的柔和表现，从而编码（code）了女性气质： 在关于女性气质的话语中的“柔弱”一词，表达了这种教条主义者的一个信条——女性气质的妇女是柔弱、顺从和依附的。在这种话语中这样一种被编码而成的形象建构，使这种话语的地方表现实现其表达功能。穿戴这种精美的、轻飘的、透明的织物，再加上轻淡优美的色彩，女性使自己表现为一种规范文本，运用女性气质的这种规范文本，这些装饰成了理解图码。[115]
史密斯的立场理论突出强调一种局内人社会学，强调严肃看待研究对象的真实地位，这应该有很多方法上的含义。实际上，史密斯承认她主要关注的是“书写社会学的方法”。[116]
三、方法论意义
除了上面提到的史密斯在分析化装展示时运用了记录方法，多萝西·史密斯也运用了内在层面（inner horizon）的方法。上面我们讨论过的辛克莱尔（Cicourel）对量化研究的批评，就指出量化研究者主要关注外在层面及其范围，相应地，他们忽视了主体社会行动的内在层面。 史密斯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关于1983年婴儿病房中一宗非正常死亡的调查进行过分析，史密斯注意到在委员会找人进行的公开谈话中一个女性发言者的发言不被重视的情况。[117]医生与护士作为评估者被召集在一起，但医生被看作一种权威人物，在委员会中具有同法官与律师同样的地位。相反，护士的发言常被打断和诱导。“其中一个护士被问及是否愿意服从催眠状态，另一个被问及是否同意接受测谎测试，还有一个护士被问及是否愿意服用能使人吐露实情的麻醉药。”结果是护士的内在层面在调查中被看轻了和忽视了。史密斯解释道： 在调查中，在每一方面护士们从未被视为一种专业权威，在对病房情景的看法(observation)、孩子状况的看法、看护工作的组织惯例的看法方面，她们都不能与医生的看法具有相等的地位。她们对事情的了解、知晓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地利用。这些知晓从来没有被承认为一种知识。[118]
我们应该假设上面调查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医生都是男性，尽管在这个案例说明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在那里，地位低的女性协会与地位高的男性协会，都自然地认为没有必要谈论参加者个体的性别。
史密斯提出研究者通过询问调查对象如下两个问题来进行他们的调查。一个是“这个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一个是“我们的行动同经验世界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119]最近史密斯及其同事写了一个论文集，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了她所提倡的民族志理论路向。[120]Didi Khyatt 研究了多伦多女同性恋高中生所经历的学校中的社会关系，发现其他学生、教师、教导顾问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与活动，使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转入地下。尽管他们的实践并不总是故意的，他们在创造与维持一种男女同性恋都不存在这种表象上是有效的，并有效维持了一种在教室内外包围同性恋学生并使之产生一种孤立感的压制。一个以前非常受学生会欢迎并被提名为候选人的同性恋学生，因为支持同性恋，立即受到了学生会排斥，被迫退出了学生会。她说： 当我坐在会议厅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坐在我的周边。这太糟糕了。他们会留出一些空间……这伤害我的内心，因为我认为退出不退出是我的选择，但是我退出来了，并且我很高兴如此。这就是你退出时所得到的。[121]
Khyatt 这样分析这个案例：“她们最深层的孤立感是因为被边缘化，是因为从来不能自由谈论她们的性欲，是因为总是感到她们生命存在的实质或是被消除、被轻视，或是被从一个高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排除了。”[122]
然而，史密斯的贡献远不止是对现象学研究方法进行运用与清理。实际上，她的很多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扩展与重塑。她曾说过她并不把她的研究看作是一种“总体化理论”（totalizing theory），而是“一种调查研究方法，持续不断地揭开事物，持续不断地发现——一种与进步斗争政治实践相关的调查研究，不管这种进步斗争是女性的还是其他被压制群体的”[123]。在这种意义上，她拓展了现象学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批判的冲突理论的思想。 史密斯提出的女性立场理论，并没有忘记身体，“它给予了这个主题从未有过的实际地位”，她认为女性被压制的经历，是“植根于男性对我们身体的控制、使用与支配”。她解释道： 聪颖精明的主体总是被置于一种特定的空间与暂时的场所中，是一种具体的白天/夜晚日常生活世界的构造。研究指向了对她不知道的事情——在她的世界中遍布而又不可见的社会关系与组织——进行探索与解释。[124]
正是在此处，史密斯揭示了她的调查研究的转型方向。她弄清了她的主要关注是“在转型压制关系中我们用什么来面对”。她需要的社会学，“可能探索与描绘实际存在的不可见却又活跃于人们在其中从事抗议、抗争的白天或者夜晚日常生活场所中的组织与关系，能够提供一种拓展与超越他们与我们的对事情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理解的知识，并因此使他们与我们能够有效地组织与行动的知识。”[125]尽管史密斯指出她最初是从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女性立场来运用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她提出一些运用这种方法于与统治相关的论题的研究者的例子：一个是“对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成中的19世纪晚期孟加拉剧场的研究”，一个是“关于教师的工作如何根据他们所教的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而形成的研究”，以及“对高中同性恋学生的经历的调查，并考察了他们遭受特别社会组织压迫的经历”。[126]
本章小结
我们已经看到，现象学与传统的社会学是十分不同的。许多主流社会学家、特别是那些喜欢定量研究的社会学家总是质疑现象学社会学。因此，毫不奇怪，现象学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很难出版他们的著作，符号互动论者有时候也面临这样的窘境。《当代人种学杂志》（其前身是《都市生活与文化》）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发表人种志研究的平台。然而现在，甚至主流杂志如《美国社会学评论》都有现象学家作为它的编辑和助理编辑。
另外，在现在日益增加的专门发表理论著作的出版物中，关于现象学家的研究著作也日益增多，例如，（1）《社会学理论》；（2）《社会理论中的流行路向》；（3）《理论与社会》；（4）《理论、文化与社会》等。对运用史密斯与P. H. 柯林斯等人的女性主义思想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来关于性别的研究激增，出现了大量的新杂志和很多中间学科，包括（1）《性别与社会》；（2）《符号》；（3）《女性主义研究》；（4）《性别角色》；（5）《女性主义研究资料》；（6）《妇女研究国际论坛》。[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