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问的五个原则
每次读《庖丁解牛》，总不禁想起一件小事。小时候家里吃鸡，父亲操刀，手起刀落，干净利索。有一次，父亲不在家，奶奶替补。结果，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准血管，在鸡脖子上反复割了多次，仍然没有把鸡杀死。
写文章好比炒鸡，而发问如同下刀，找准血管很重要。
很多文章之所以被退稿，就是没有找准血管，即使论据再棒（如同土鸡很香），也是无的放矢。鸡都没杀死，哪里来的美味鸡丁？
做学问，归根到底，是为了传道解惑。学术的推进与发展，其最终动力在于不断发问，那些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发展，都是源于有效且持续的发问。牛顿问：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跑？爱因斯坦问：假如我追得上光速，结果会怎样？
一篇文章的立意与境界，首先体现在研究发问上。研究发问的水平与层次直接反映了作者的水平与层次。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都必须学会有效发问。
一、提一个真问题
学术灵感多如牛毛，但并非每个发问都值得深入的、系统的后续研究跟进。研究者必须对这些研究问题进行筛选，选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继续研究。
一篇好的研究，一定建基于一个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呢？所谓真问题，就是指它能够对应一个真实的社会疑问。
人们什么时候才有疑问呢？人们行走在路上，如果大路通天，那么，人们尽管直行即可。但是，假如有一天，人们发现，前面的路堵上了，行不通了，或者人们发现，前面有两条路，不知道哪条路更好。这时，人们就有了疑问，就需要理论来帮助人们继续前行。
苏联为什么解体？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遇到挫折？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的一系列研究实际上都在回答这个问题。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要不要土地私有化？到底是要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要宏观调控多一些，还是自由放任多一些？
假如仔细梳理学术史，你会发现，所谓的学术门派，不过是他们共同关注近似的问题，或者就某几种问题得出类似的答案。而这些问题，一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对应着人类社会的永恒追问。
二、研究问题学术化
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学术研究与横向课题之间的区别，往往直接将课题结项书拿来投稿，结果当然很不理想。
横向课题研究提问题时，通常会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喜欢使用政策性问题作为研究发问，比如，怎么才能让“钉子户”不上访？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放在学术语境下，这还算不上一个好的学术问题，因为它没有及时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学术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而必须能够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
那么，如何才能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呢？答案就是类型化。学术读者不是为了听你的故事才看你的文章，他们是为了获得一类问题的学术答案，他们还希望听听你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如何回答这个故事代表的那类问题。所以，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问：“钉子户”上访的社会动力机制是什么？
研究发问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还要能够追问这个问题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只有通过这个类型学的考察，你的故事才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真正成为理论的“论据”。
实际上，你应该暂时搁置你的现实问题，而专注于现实问题背后的理论回答。假如你能够将这一类型的问题做一个理论性的系统回答，解决对策也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了。如果你已经探寻出“钉子户”上访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了，难道还不知道怎样防止他们上访吗？
三、学术发问的几个原则
第一，发问必须直抵要害。发问如杀鸡，要找准血管，一刀封喉。
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喝完酒，他找了代驾。这个朋友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且已经财务自由，因此我好奇：为什么你不请一个司机，而是找代驾？
于是，他跟我讲起养一个司机的各种附带问题，包括你要处理与司机的关系，承担司机的其他支出，而且司机还不一定随时有空，等等，但是代驾不仅能够解决即时性问题，而且还没有那些额外的成本。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请代驾还是请司机的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组织与市场的选择问题：请司机是一个组织手段，而请代驾则是市场手段。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科斯（Ronald Coase）。科斯曾精辟地指出：假如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的经济问题，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组织呢？就好比如说，假如你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何必非得自己养一头奶牛呢？
威廉森后来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威廉森的说法，由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投机性倾向和小数现象，交易双方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当市场的交易成本过大时，人们可能就会考虑组织，比如，很多大型公司会吞并自己的交易伙伴；而反过来，如果组织的交易成本过高的话，人们就会考虑市场外包的方式，比如，现在很多公司都采取服务外包的
方式。
参考文献：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第二，一次只问一个问题。论文与散文的区别在于：论文是高度提炼过的，必须高度聚合。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就像一个军队只能令出一门，君命甚至都可以不从。
比如，王宁的《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这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异常凝练，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时间去哪儿了？通篇文章干净利落，高度整合，一直围绕着研究发问组织行文。摘要如下：
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并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国内却鲜有关于时间荒的研究。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具有借鉴价值，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有鉴于此，时间荒理论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扩展。事实上，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第三，研究问题小中见大。很多作者喜欢高大全的提问方式，这样的提问方式很有抱负，也很诱人，但是却让研究难以聚焦，通常的结果就是空对空，通篇论述都悬浮在空中，并不能提出有效的社会因果机制，更不能打动读者。好的研究问题一定是能大能小、
能上能下的。
比如，罗伯特·帕特南有一本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这本书的研究议题很宏大，讲美国的民主状况，但是他的研究切入却很窄，与托克维尔大相径庭。
帕特南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与公民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主运作出了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一定是公民社会先行出现了不良症状。帕特南独辟蹊径，通过观察人们的社区行为，比如打保龄球，来审视公民社会的状况。他发现，托克维尔当年观察到的社区生活正在逐步衰落，公民参与的热情度下降了，投票率也下降了，那些喜欢结社、过组织生活、热心公益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不再愿意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生活，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独自打保龄，就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其结果就是美国人的民主参与正在日趋衰落。
参考文献：[美]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第四，发问要敢于质疑。学术无禁忌，一定要敢于打破常识，敢于挑战定论。只有如此，才有学术进步与理论创新。
比如，2010年，谢宇等人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人们的一个常识。人们通常认为，那些更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人，读大学会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也就是正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过程。但是，谢宇等人却发现，读大学恰恰是一个负选择（negative selection）过程，也就是说，那些更不容易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其实从读大学本身获得的教育回报反而
更大。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那些没有通过社会选择门槛的人，实际上反而是最需要进入大学，那些轻松迈过门槛的人，其实不读大学，照样可以有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上升途径。
就拿发文章来说，那些更容易发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有了教授、博导头衔的作者），恰恰反而更不需要发文章；而那些发不到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年轻的学者、博士生），恰恰更需要这些文章（评职称、毕业）。
参考文献：Jennie E. Branda, Yu Xie, “Who Benefits Most from College? Evidence for Negative Selection in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 75 (2): 273–302.
第五，研究问题要有对话的脉络。好的研究问题一定根植于一个很深厚的学术脉络与理论渊源，它一定能够负载学术的传承与对话。具体如何对话，下一节将详细讲述。
发问水平随着研究水平水涨船高。同样看到一个现象，不同研究者提问的角度与水平却可能有天壤之别，这其中的差别体现的就是学术功力。提升发问水平，没有终南捷径，不外乎多读书，多思考，当然也要多开会，多听听同行怎么看待你的研究问题。
研究如何对话
很多文章被拒稿，原因是“自说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章缺乏对话意识，通篇没有对话点。学术生产是一个共同体行为，每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都应该能够为学术界带来边际知识，也就是说，相对于既有的学术研究，文章能够有所推进或改进。因此，学术生产者必须带有对话意识，审慎反思现有学术知识，并据此确立自己研究的对话点，只有这样，文章才能站得住脚，才会有理想的学界反响。
一、为何对话
文章有不同类型。文章的论述对象既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者。其传播对象也可以是自己，或是他者。我们分别用“主观”和“客观”来表示。那么，两两交互，文章就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主观的自我。这种文章以自己为描述对象，并且只给自己看。比如富兰克林写日记，三省吾身。
第二，主观的他者。这种文章以他人为描述对象，但却是给自己看的，比如，写工作日志等。
第三，客观的自我。这种文章以自己为描述对象，但却是给他人看的，比如写自传，或者是写诗。李清照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她用婉约的词句把自己的心事分享给他人。
第四，客观的他者。这种文章以他人为描述对象，同时也是给他人看的。学术论文就是这种类型的文章。
既然学术论文是研究他人的，又是供他人阅读、使用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公共产品。而生产公共产品，便不能自说自话。你必须明确，与你研究相关的文章，已经有了什么程度的研究积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研究不过是重蹈覆辙，那么，你最好趁早改弦更张。否则，你再重复一遍人家的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你的边际贡献在哪里呢？
学术对话，就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与既有知识进行比照，进而确立自己研究的边际贡献。而对话点，其实就是你的研究与既有研究的接榫点。学术界就好比一个互联网，学者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联网，而对话点就是联网的端口。否则，不与学界对话、不与他人沟通，你的研究就自绝于学术界了，成了局域网游戏，甚至成了单机游戏。
二、如何对话
学术论文应该力图进行理论对话。由于学术研究以理论推进为目标，因此，尽管你的研究是在讲一个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背后的理论却很有可能是学术界已有的，这就是所谓的“新问题、旧理论”。尽管在孔飞力之前，并没有人讲过“叫魂”的故事，单纯描述叫魂故事就可以称作“创新”了，但是孔飞力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叫魂的故事，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对话，这才有了《叫魂》这本书的学术价值。
对话点要聚焦，要有针对性，要“正面交锋”。具体而言，对话点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开创性对话。这种对话是指，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但是学术界却无理论供给，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理论概括。
例如，格兰诺维特的成名作是《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于197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杂志上。他在文章中提出，相对于强关系（strong ties），弱关系虽然不如前者那样坚固，但是有着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比方说，找工作的时候，你同学的同学的同学可能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信息，相比之下，你同学知道的信息，你多半也知道，反而不如你同学的同学的同学提供的信息。
第二种是接力性对话。这种对话是指，沿着前人既有的研究，继续推进、深化，或者扩大其理论适用范围等。
例如，边燕杰的成名作是《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于1997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边燕杰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对话：弱关系在美国社会找工作比较管用，但是在中国，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通俗地说，工作是否到位，要看关系是否够硬。
第三种是驳斥性对话。这种对话是对既有的研究进行批评、反驳，并转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理论。
例如，2003年，穆尔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与求职：关系重要吗？》（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 Do Contacts Matter?）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资本测量的其实只是那些不可观测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首先，关系具有同质性，通俗地说，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己牛，才能有牛朋牛友。其次，关系还具有内生性：有关系的人才能够使用关系，因此，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市场回报。
驳斥性对话并不是说驳斥的就一定是对的。你驳斥了人家，人家也可以反过来再驳斥你。针对这篇驳斥，梁玉成在《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发表了《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一文，做了一个对驳斥的驳斥。
梁玉成认为，穆尔的批评是不成立的，从发生学原理来说，人们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并不总是希望发展同质性关系，也希望建构一些异质性关系（比如说，认识一些圈外的人，说不定还有求着人家的地方），只是维持异质性关系的成本特别高（比如说，话不投机啊，跟一帮不熟的人喝酒，累啊！），所以，最后朋友圈就变成同质性的了。内生性理论也不对，即使用内生转换模型加以统计控制，社会资本的市场回报仍然是显著的，而且内生性原理只是在关系具有正功能的时候才是如此，当关系出现负功能时，有关系的人也选择不使用关系。
从学术生产的历史看，学术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步步推进，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的。学术对话的过程，也就是学术进步、学科完善的过程。
三、确立对话点
好的理论研究大多具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对话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指出，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犹太教，由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要素催化而成。在犹太教的影响下，16世纪资本主义精神就形成了。清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在与桑巴特进行对话，韦伯在书中提出，新教伦理才是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源头动力。
正常来说，应该是先有对话点，然后才有文章出炉。本来文以载道，文章就是表达理论的工具。有了学术对话点，作者才有行文表达的动力；没有对话着力点，文章就容易走空，甚至“无病呻吟”。反过来，只有作者抓住了一个学术界急需的对话点，他的文章才会被阅读、赞同和引用。
对话点是否有效，一个人说了不算，需要学术同人的普遍认可。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冥思不得的时候，不妨约上几个同人，头脑风暴一番，让大家“踩一踩”，检验一下你的对话点是否扎实可靠。如果你通过了检验，接下来也就更容易“顺理成章”了。
研究如何创新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也是文章的刊发要件。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学术创新的重要性，实际上，很多文章被学术刊物拒稿，多数是因为老调重弹、缺乏创新。从学术期刊的角度说，不管它是何种专业、何种级别，作为一个公共出版平台，它刊发一篇学术论文，必须能够向同事、同行、学术共同体有一个合法性交代：这篇文章为什么值得发？
越是好的刊物，刊用比越低。作者需要给编辑一个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责任编辑需要给主编一个推介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而主编又需要给读者、学界一个刊发这篇文章的正当性理由。文章的创新性是刊发合法性的基础要件，一篇文章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才值得学术杂志刊发，与学术界共享。也只有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文章，才值得学术界瞩目，并能够从茫茫文海中脱颖而出。
一、学术创新的进步性
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值得鼓励。真正的学术创新必须是那些具有进步性的创新。有很多作者找到学术期刊编辑，声称自己的文章非常具有创新性，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概念或理论。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创新只不过是“标新立异”而已，并没有一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具有进步性的创新。之前无人这样标新立异，多半是因为这样讲并没有什么价值，至多只是“新瓶装旧酒”、炒炒冷饭而已。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学术创新，你讲一个错误的观点，相较于正确的观点也是一个“创新”，很显然，这样的创新是没有价值的，真正的学术创新不仅仅是标新立异，它必须具有进步性。
那么，这个进步性指的又是什么意义上的进步呢？这个进步性指的是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学术的终极目标在于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学术进步，就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程度上更进一步。所谓文明，也就是用文化把世界照明。正是世世代代的学术人用知识照亮了中国文明。夏商两朝也有历史，但是却无学术人点亮黑夜、照明后人，所以，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编《春秋》、论《周易》、述《论语》，用学术的方式把前人的历史、知识系统地进行理论整理，再将这些知识传承下去，帮助后世人在混沌的世界中通明事理，晓畅人伦，形成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
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立场一致，并无分歧。科学的目的就是更为准确地认识世界，增进人类的知识。牛顿为什么伟大？那是因为他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于物理世界的认识。在他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苹果为什么落地。牛顿定律界定了人们对于物理世界的基本认识，这个物理认识体系直到爱因斯坦的出现才有所改观。社会科学也担负着这一科学认识的使命，只不过它的认识对象是人类社会，两者殊途而同归。
二、文章何以进步
人类知识的殿堂是由无数学术人你一砖我一瓦地日积月累而成的，所以，学术创新、学术进步实际上是学术接力的过程。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接过前人的研究问题，然后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共同体行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趋进的历史进程。真正的学术创新，一定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科学认识。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接过前人的研究论题，全力以赴地跑完属于自己的一百米，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个接棒者。这里以孔飞力先生的成名作《叫魂》为例，来阐释这个学术接力。
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一种“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爆发。从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人们急于寻求规避妖术的方法，各级官员对屡禁不绝的作案者穷追不舍。尽管不断有嫌犯落网，但乾隆皇帝却始终不够满意，为了把“真正的”嫌犯最终缉拿归案，不惜亲自督办，全国搜捕，叫魂案越办越大，嫌犯越抓越多，但是案情的最后却让乾隆皇帝颇为下不来台，因为所谓叫魂案实际上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冤案的扩大化。社会上到处风声鹤唳，人人草木皆兵，最后一番腥风血雨下来，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这就是《叫魂》一书的基本故事框架。原书英文名为 Soulstealers，翻译为“叫魂”其实并不是很妥帖，因为在中国农村有另外一个社会事实与之对应：小孩子不小心丢了魂，母亲通过叫魂的方式把它们找回来。而书中所描述的是“盗魂”——通过毛发、衣服等物摄取他人魂魄，这也是“soulstealers”的直译。如果嫌“盗魂”过于直白，可以使用“摄魂”“招魂”等译法，这都要比“叫魂”更为准确。当然，也许孔飞力见到的历史材料中，乾隆时代人们就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叫魂”。但是不管怎么说，将“soulstealers”翻译为“叫魂”始终会引发歧义。
其实，这种所谓的摄魂术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有，西方也有，不仅欧洲有，美洲也有。但是，孔飞力关注的不是摄魂术本身是否真正存在，而是为什么一个不甚确定的地方叫魂案被乾隆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办特办。按照官僚体制的常规处理方式，这种类型的案件可大可小，杖刑一百也可以应付公事，但是，叫魂案触动了乾隆皇帝敏感的神经，他觉得“有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满族统治者始终有一抹合法性隐忧挥之不去，而这种合法性隐忧又不能通过常规的行政官僚体制得以化解，尤其是面对这个以汉族官员为主的行政官僚体制。这就像老板与工人的关系一样。工厂倒闭了，工人大不了换个工厂继续打工，老板却一无所有、倾家荡产了。改朝换代之后，除了遗老遗少，大部分地方官换个乌纱帽，又是一方首宰，但是下了台的皇帝只有死路一条。
官僚们，尤其是汉族官员，并没有合法性焦虑，他们只需要维持地方秩序即可，所以那些游方僧被误解为叫魂者。在地方官看来，即使他们不是叫魂者，这些流动者也冲击了地方社会秩序。至于是否冲击了皇权，地方官是不在乎的。乾隆皇帝恰恰最在乎，因为他把叫魂案与地方上此起彼伏的谋反案联系在一起。更让乾隆皇帝光火不已的是，摄魂术冲击了专制皇权对超验世界的解释权。为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老百姓坚信皇帝是真命天子。那么，怎么让老百姓坚信皇帝就是真命天子呢？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祭天拜祖等国家礼仪，将皇权的正统性灌注在百姓的心目中。而摄魂术不仅冲击了君权神授的正统性，而且还涉嫌违抗“剃发令”。
叫魂案原本子虚乌有，因此，地方官无法断然给出一个令乾隆皇帝满意的结果。但越是看到地方官办案不力，乾隆皇帝就越是狐疑，他甚至觉得地方汉族官员在跟自己对着干，反正大清不是他们汉人的。但是这种疑问是不能通过常规政治表述出来的，于是他只能亲自督办，使用专断权力来支配常规权力，通过非常规机制来应对合法性危机。
在孔飞力之前，马克斯·韦伯使用官僚制这一理想类型，对中国政治做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这一理论的继承者都认为，政权的理性化就意味着专制君权会日益让位于常规的科层权力，英国女王以前何等专制，现在却只是英国人民的一个荣誉、符号甚至是消费对象，因为王权已经渐渐让位于以议会为首的科层权力了。但是，孔飞力认为，常规权力与专断权力之间并不完全如韦伯讲得那样，它们也可以和平相处，甚至还有可能有序互动。
每个社会都面临着如何配置权力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传统。《叫魂》的学术贡献之一就在于它阐明了专断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互动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左右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根重要线索，并且极具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的政治生活依然逃不过专断权力的调度。抗震、奥运、春晚、救市，这些重大国家决策问题，都极大地依赖专断权力来动员和干预常规权力，周雪光将此称为举国体制，并且在孔飞力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型治理等理论。这个问题今后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在网上沸沸扬扬的“拆围墙事件”，从某种层面上说，也与这个问题高度相关。学者们之所以对这一政策有所保留，其实不在于这个围墙是否该拆，而是因为大家觉得，拆不拆围墙这件事情理应由常规权力来决定，而不是靠专断权力决定。
有人据此提出，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至少不是一个有效的学术问题。与党相对立的概念是非党，现代政治肯定不可能离开政党，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与法治相对立的概念是人治而不是党治。因此，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问题的治理到底是应该依靠专断权力，还是依靠常规权力。党权并不一定是专断权力，所有层级的党组织都有民主程序，党权也可以以常规权力的形式发挥治理功能，只是专断性更直接有效，因此，它往往会依赖这种专断性。客观说，如果没有这种专断权力，中国高铁不可能飞速发展，很多“中国速度”不可能达到。
然而，过分依赖专断权力来治理并非长久之计，而且会引发民众不满。因为每个社会对于权力都有一个可以认受的边界，专断权力试图越过这个边界，即使师出有名，也难免会引发社会的不满。所以，尽管扫黄打非具有目标正当性，但是人们不免有所微词：动用国家权力来干预私人生活，权力是否越界了？也是因为如此，尽管反腐败日益深入、大快人心，但是人们也不免心想：用中纪委的名义反腐，治标可以，能够治本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专断权力也需要关进宪法的笼子里。常规权力如果失效，自有法律制裁，但是如果专断权力失效，仅靠党纪恐怕是不够的，毕竟中央的注意力有限、资源有限，只有把专断权力界定好、规定好，并且以常规权力的形式发挥治理功能，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此，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如何处理专断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是孔飞力的学术接力：他用一个看似荒诞的历史故事揭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性议题，建构了一个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理论窗口。
三、寻找学术接力
学术研究不是自娱自乐，而是一个增进人类知识的共同体行为。除了教书育人这一职业功能之外，学术人也必须能够发挥有效的科学功能，帮助人们认识那些专业以外人士所不能轻易认识到的科学规律，为人类社会提供必要的知识供给。
学术论文发表也理当如此。如果你能够顺利接过前人的研究议
题，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扎实的、有价值的学术推进，学术界总会发现你的学术价值。做学术是一个与人生互相促进的过程，如果你能帮助人们在科学认识上慢慢进步，你的人生也会慢慢进步。这个进步可能会很慢，但是只有慢慢来才比较快！